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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厦门,解放日(九)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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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厦门,解放日(九)

命令传达下去,部队准备出发。先前抓获的俘虏没办法带走,只好把他们关在机场的仓库里。也不派人看守,指导员双手叉腰,先讲了几句“端正态度认清形势,与地主头子蒋介石划清界限”之类的话,然后又说:“不服气的尽管跑,反正全国都解放了,看你们还能逃到哪里去”……

凌晨四点正是夜色最浓的时候,海风吹来一阵阵寒冷的潮气。战士们的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于是就有人随手套上了国民党军的服装——据张明诚说,在东南亚战场,乱穿敌人制服的举动通常会被视为“丧失军人的尊严”,不是被当作叛徒就是被当作间谍,后果非常严重,但这事情在中国却好象是很无所谓的,大家尽可以穿着国民党的军服去打国民党——这让他觉得十分有趣。

部队在暗夜中行进,前方的高崎至安兜一线正处于激战之中。战线左侧的机枪“嘟嘟嘟、嘟嘟嘟”,是大家熟悉的“歪把子”,而右侧的枪声却是“哐哐哐”的,射速明显慢得多。战士们当时都弄不清那是什么武器,到后来才知道是法国的“艾蒂安”式重机枪(艾蒂安机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用于堑壕战的“要塞武器”。它的威力很大,能够打穿登陆艇的装甲,对付木船就更不在话下,但这东西的毛病是太笨重,连支架带驻锄有好几百斤,靠人力根本搬不动。厦门的海岸要塞大多是日本人在二战期间为防御美军登陆而修建的堡垒,其中配置的“艾蒂安”或许是他们从东南亚缴获来的战利品)。

255团的干部都是久经沙场的老行伍了,凭感觉就能对战场的情况知道个大概。听见枪响,几位营长连长喊了声“前面是254团,快跟我来”,也不等领导吩咐,就带着各自的队伍冲上前去。

部队增援上去没多久,枪声就逐渐平息了。这时候天色已经蒙蒙亮,借着依稀的晨光,可以隐约地看见前方的山坡上有好几堆人正跑过来跑过去,虽然双方都戴着同样的钢盔、穿着差不多的军服,但从各自的姿态和动作之中,却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哪些是狼奔豕突的国民党败兵、哪些是乘胜追击的解放军战士。

10月16日凌晨6点左右,85师254团与255团会合了。

注:

254团号称“叶挺团”,但其实与叶挺本人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支部队的前身是45年1月成立的“苏中军区4分区独立团”,而后成为华野11纵31旅92团。1947年8月,苏中军区发起了旨在“消灭郝鹏举”的盐南战役,因为盐城一带在当时被称为“叶挺县”,所以战役后就颁发了一大堆以“叶挺”为名的荣誉称号,从叶挺团、叶挺营、叶挺连到叶挺勇士总共好几十个,其中的“叶挺团”有两个,一个是12纵35旅103团(30军89师265团),而另一个就是11纵31旅92团(29军85师254团)。

解放后,254团被改编为新中国的第一支海军陆战队(海军陆战一团),并发展成为今天的上海警备区宝山旅(海防第二旅)。

那天晚上,254团的船队也被敌人的岸防火力打散了,团长和政委都没有能够登陆,随队上岸的只有正副两个参谋长。但这“叶挺团”的战斗力确实非常强(29军的“头号主力”是解放集美的253团,254团可以排第二),虽然在航渡过程中遭受了很大损失(包括三营教导员阮也平在内的三百多人牺牲)、虽然是在黑夜里仓促抢滩,可他们却照样攻坚拔寨、接连攻克了几座要塞,等到与255团会合的时候,部队已经突破了石湖山防线、敲开了通往厦门岛腹地的大门。

天色放亮,85师的两路劲旅聚集在一起,清点战果,255团抓了74师的221团团长、254团逮了181师的120团团长,大家的兴致当然也就格外的高涨。“叶挺营”(254团1营)的袁国铭营长豪情万丈地要跟255团的1营打赌:“咱俩比比看,看谁先冲进市区”,那黄启昌营长又岂是个肯服输的人,立刻就要跟他拍巴掌……可正在这热闹的时候,通信员却忽然传达了口信:“停止前进,就地休整”——大家顿时都懵了。

下达命令的是吴森亚参谋长。

凌晨6点,就在主力部队攻克安兜山要塞的时候,侦察人员也带回了各自的消息。左路的侦察班没有找到256团,只在海滩附近发现了一些阵亡者的尸体,右路的侦察班同样没有收获,他们刚出发不久就遭遇了敌人的巡逻队,牺牲了四名战士也没有发现31军部队的踪迹,只看见前方滩头硝烟弥漫,具体情况难以判断。

其实用不着更多的情报判断。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解放军的掩护炮火一直没有停息,炮弹始终倾泄在海岸边的寨上至殿前一线,这已经表明友邻部队的登陆行动进展不大,敌人仍处于有效防御的态势之中。

这样的局面让吴森亚感到十分为难——战事陷入僵局,而他的手里却正抓着两个建制还比较完整的主力团,这五千多人是厦门棋盘上解放军唯一的“活子”,如果用好了可以直擒大龙,但如果用得不好也有可能全盘尽墨,如何决策,真是关系重大——在当时,两个团的团长和政委都不在,一切只能由吴参谋长自己拿主意。考虑之后,他的决定是:255团就地(在安兜山)构筑工事转入防御,254团调整为预备队,1营在园山附近集结待命、2营和3营则在机场至安兜东北一线进行休整。

很明显,这是一个以守为主、静观变化的方案。

原本势如破竹的淋漓进攻忽然改成了后撤防守,战士们的心里都难免有些郁闷。但年青人的性情永远是活泼的,即便是撤退休整也能够找到点新鲜的事情来做。

254团向指定的集结地域转进,大家都是徒步行军,只有4连长黄仲和、6连副连长王志明硬拉着2连的许魁去骑摩托车。先前,2营在安兜要塞缴获了一辆日本“陆王”摩托,这“电驴子”的模样挺漂亮,可全营的人都弄不清应该怎么使唤,一帮土包子折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诀窍,结果1营的许魁跑过来、跳上去就耍了两圈。许魁是2连4班的副班长,过去当过国民党青年军204师的通信兵,摆弄起摩托车来是个行家,可他这么一显摆不要紧,2营的几位连长和副连长顿时都来了兴趣,大家抓着“许师傅”就不肯放手,非要跟着拜师学艺不可。

学开摩托当然免不了要找个合适的地方,于是决定到飞机跑道上去试试身手。师徒三个兴高采烈地纵情飞奔,进机场的时候遇见一溜人马,黄连长随口问了声“哪个单位的?”,听见回答“一连”,摩托车就“突突突”地超过去了……等在跑道上转了大半圈,才忽然想起有问题,“不对呀?1营1连应该在园山要塞休整,怎么跑到禾山机场来了?”

急忙把摩托车推进机窝。许魁站在大门外招手,“那边的兄弟,过来一下”,于是就屁颠屁颠地跑来个瘦猴似的小子,刚进屋就被两把驳壳枪顶上了。审问过后才知道,这家伙是厦门警备司令部特务营的,奉命“对登陆的共军实施反击”,刚刚才到达机场。

“警备司令部特务营”是汤恩伯到厦门之后才拉扯起来的队伍,全营只有一百六十多人,主要由流亡到厦门的各地军警宪特分子组成,这些人都是因为穷极无奈才重归行伍的,虽然意志顽固、也有点打仗的本领,但彼此间却很生疏、互相也不认识。许魁于是就大模大样地站在机窝的门口,见人就喊“兄弟,过来”,没过一会儿就活捉了快一个班……三位解放军乐得不行,正准备再接再厉、把机场上的敌人全都骗进屋子里,忽然听见一阵枪炮声,外面打起来了。

按照上级的安排,从机场到坑园山一线是254团3营休整的集结地。上午七点过钟,3营7连来到了禾山机场。

头天晚上,7连有差不多一个排的兵力没能渡海登岛,再经过一整夜的激战,能够保持战斗力的就只剩下了五十多个人。连队从安兜阵地撤下来之后就由南向北鱼贯而行,刚刚走到机场边上,突然听见前面响了枪,抬头望去,尖兵双手一扬就栽在地上了。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让大家都有点摸不着头脑,7连长卢福祥(80年代曾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赶紧拎着驳壳枪往前跑,跑到跟前才看见,机场的对面停着两辆坦克和几辆十轮道奇,一群国民党兵正嗷嗷叫着朝解放军这边冲过来——原来,就在7连从南边走小路进入机场的同时,厦门警备司令部的特务营也乘着汽车由西边的公路赶到了这里——双方在跑道的两头不期而遇了。

狭路相逢,7连仓促投入战斗。没有时间布置战术,甚至来不及下达命令,战士们就在这毫无遮掩的跑道上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展开了生死较量。

敌人的坦克开了过来。一个爆破手迎上去、被打倒,再上去一个、又被打倒,机枪手急了,集中火力猛烈扫射,密集的弹雨打得钢铁装甲“砰嘭”直响。

在福州战役的时候,7连曾经用机枪把敌人的战车打着了火,可这一次却怎么打也不管用。那坦克在战场上横冲直撞,先是碾翻了重机枪,接着又肆无忌惮地闯进人群,咆哮着追逐、扫射……二排长何通元牺牲了、三排长许汉林牺牲了、战斗英雄李一民牺牲了、一等功臣陈光牺牲了……指导员罗维干的头部中弹,但他仍然挣扎着高声呼喊:“同志们不要怕呀,上去打坦克!”

7连被敌人逼到了机场的边缘,队伍已经有些乱了,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副连长王洪芳的身影出现在了阵地的前沿——这位二十六岁的苏北汉子先是抱着炸药包蜷伏在路旁的水沟里,等坦克开到跟前的时候就猛地跳起来、拉燃了导火索。

炸药包被甩上了坦克,但紧接着又掉了下来——王洪芳手里的炸药包是爆破堡垒用的那种“加重型号”,体积比较大,可坦克装甲裙板间的空隙又太狭窄,无论横放侧放都摆不稳当——那坦克“突突突”地向前窜,王副连长就跟在侧面使劲跑。炸药包放上去又掉下来,导火索“嗤嗤嗤”地越烧越短……眼看炸药就要爆炸了,大家都紧张地喊起来:“连长,快躲开!”

但王洪芳却没有躲开,他猛跑几步,大吼一声,双手紧紧地把炸药包摁在了坦克的裙板上……一道耀眼的红光闪过,先前耀武扬威的钢铁巨兽变成了废铁。

(王洪芳,江苏赣榆县人,1923年出生,1944年入伍,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9军85师254团3营7连副连长。他的墓碑后来被安放在厦门烈士陵园,但墓室里只有一双鞋)

在随后赶来的兄弟部队的支援下,7连最终守住了机场。敌人的这次袭击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厦门的国民党军仍然具有反扑的实力,解放军确实有必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

战场上的攻防转换有时候是件非常棘手的难题,不仅在战斗的过程中难以拿捏,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也不大容易评判得清楚。比如有人就觉得254团和255团在“势头正猛”的时候由攻击转为防守,显得有些消极,但吴森亚参谋长却不这么看,他认为由于两个侧翼的进展迟缓,自己当时已处于孤军深入的状态,部队的右侧有敌74师、左侧有181师,而前方的云顶山又有敌166师,如果继续前进就必须在大白天向敌人的既设要塞发起正面攻击,这极有可能导致重大的伤亡,给战局的发展带来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及时转入防御,把攻守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先图稳固再求发展,才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从客观上讲,吴参谋长的做法当然是没有错的,但从主观上看,85师的两个团在明知友邻部队攻击受阻的情况下并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救援,而是停留在原地采取守势、足足观望了十个小时,虽然自己的作战任务完成得很圆满,可兄弟部队的损失却很大,这样一来也就难免会引起一些不满的情绪。

(作为一个很能打的战将,吴森亚后来只当到师长就早早退役,其仕途的夭折不知是不是与这次“消极”有关系。不过说句公道话,这事情其实也怪不得吴森亚,当时他只是85师的参谋长,代行的仅仅是255团团长的职务,能够在上岸以后把本师的254团统管起来就已经很不错了,他并没有权力和责任去照顾86师甚至31军的团队。更何况,当时由于通讯中断,他们也不清楚友邻部队在抢滩的过程中究竟遭遇了多么大的困难)

就在吴参谋长命令254团和255团转入防御的时候,31军275团的王亚明团长正望着自己的部下号啕大哭。

31军92师275团又称“建阳部队95联队”,这是一支解放战争期间由山东民兵升格组建起来的队伍,战斗力比较一般。虽然他们的政委认为自己在31军的九个步兵团中可以排行第五,属于“比大哥差点,比小弟强点”的“二把头”,但其他的几个“联队”却似乎并不同意他的看法。通常情况下,275团的任务只是打打阻击、断个后路或者担任二梯队什么的,很少充当先发主力。厦漳战役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不过是打外围而已,后来因为在漳州郊区抓住了68军参谋长张星伯,所以才成为了登陆厦门的主攻。

主攻部队的攻击线路都是事先确定的。29军三个团面对的区域主要是山崖峭壁,抢滩后还需要连续攻击几座要塞,而31军274团、275团的登陆地点则是平坦的海田,看起来好象比较容易一些。

10月15日晚上7点过钟,275团从海澄的郭厝村出发,向厦门的寨上一线前进。

(顺便说一下,15日当天的退潮时间是晚7点10分,厦鼓战役的渡海行动是从退潮阶段开始的。

联系到后来金门战役的失利,经常有朋友觉得奇怪:“10兵团为什么总是忽视潮汐的规律?为什么不选择涨潮的时候登陆?”,好象他们特别笨似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当时,解放军的航渡工具主要是人力驱动的小船,而北方人划桨摇橹的水平又比较差,在涨潮的情况下,逆水的船只根本就无法划出港口,只有借着退潮的力量才有可能让木船排成编队出发。所以,选择在退潮阶段渡海并非“不知情而为之”,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举动)

275团预定的登陆点是厦门的寨上,这一带的地势比较平坦,但平坦也有平坦的毛病,就是在夜间找不到参照物,出击部队容易失去目标。为了克服这个缺陷,31军事先派侦察员在海滩上安置了马灯,那马灯的三面用白铁皮围着,敌人不大看得见,只有面向大陆的一边留有空隙,光亮特别显眼。

部队出海不久就遭到了敌人的炮击,一些船被击沉、一些船受损后被迫返航,但剩下的船只却没有退缩,继续朝着信号灯指示的方向勇猛前进。275团的指挥船上,干部战士们人手一支桨,大家齐心协力、奋力冲锋,划了个把小时终于来到了灯光跟前,可是,团长王亚明跳下船去转了一圈之后却觉得有点不对头:“咦——这是个啥地方?”

指挥船停泊的地方叫宝珠屿,是海峡中的一片乱礁,这地方在涨潮时只露出几块石头,退潮时却变成一座小岛,礁石顶上常年立着一盏航标灯,王团长他们就是被这航标灯“蒙骗”了方向。跟着上岛的还有2营5连的几条船,大家面面相觑都有些哭笑不得,可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潮水继续往下退,停在岸边的船只全都搁了浅,受“骗”的人们想走也走不掉了,只好眼睁睁地望着前方的炮火,无可奈何。

船队被打乱,指挥船受阻,但275团仍然有许多战士抵达了厦门海岸。

1连1排的战船最先靠岸,他们在突击的过程中遭受了很大损失,排长牺牲,全排仅剩下的六个战士在副排长杜树和的率领下攻占了海边的一座地堡。接着,2连排长王德明也带人冲了上来,他们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反扑,为后续部队保住了滩头的屏障(战后,杜树和、王德明都被授予“战斗模范”称号)。

但是,在率先登陆的这两个排攻占地堡十几分钟之后,后续部队的其他船只才陆陆续续地接近了滩头。而就在这短短的十多分钟里,海水已经退出去好远,滩头阵地和海潮线之间出现了一条很深的海沟和一大片“海田”。

所谓“海田”其实就是牡蛎、海蛏的养殖场。闽南地区很早就已经普遍掌握了贝类海产品的滩涂播养技术,当地民众经常选择风浪较小的中潮区和低潮区(水深2—4米)作为水产养殖地,他们把牡蛎的种苗播撒在泥砂质的海滩上,一般七八个月就可以收获。由于壳类软体动物是靠吃浮游生物和有机杂质长大的,所以养牡蛎的时候就需要“肥水”,这对生态环境会造成一定破坏。时间长了,“海田”上的淤泥就越积越厚,并且还会在其周围出现因海潮冲刷而形成的深沟。

登陆的后续部队就遇上了这样的“海田”。但在当时,来自北方的战士们却并不知道面前这平坦宽阔的滩涂里会隐藏着什么玄机,他们毫无戒备地从木船上跳下来,结果立刻就陷进了淤泥里。

那可不是一般的淤泥。淤泥的底部是流沙,如果站在原地,泥水就会从小腿、膝盖逐渐漫到腰部,把人困得无法动弹,可如果匍匐着向前爬,淤泥中又尽是牡蛎壳,锋利的贝叶布满地面,密密麻麻,就象“钉板”一样,从头到脚把人的肌肤划得遍体鳞伤。

更可气的是,在这样的淤泥里根本没办法打仗——机枪没地方架设,只能让人用肩膀扛着打,刚扫了几梭子,连机枪手带“机枪架子”就全陷进了泥潭,要费好大劲才能够爬出来;六零炮的架子也无处可放,只好用手扶着打,那炮口刚露出水面只有两公分,一开炮就连人带炮翻进了泥浆……这样搞了没几下,手中的步枪机枪迫击炮就灌满了淤泥,身上的爆破筒炸药包手榴弹也受了潮,大家一时间都丧失了还击的能力,只好顶着敌人的火力往前爬。

黑夜里谁也看不清谁、谁也帮不了谁,战士们拖着装备走,每爬一步,就要回过头把自己的枪支弹药再往前挪一挪。这样的动作身强力壮的汉子还可以勉强支撑,而那些身体弱的或者受了伤的就力不从心了,有的人爬着爬着没了力气、什么时候被淤泥吞噬了也不知道。

竭尽全力爬了两三百米,前面又遇到了“海沟”,这深沟有十来米宽,却不知有多长。艰难行进到这里的人们分成了几路,会水的跳进海沟游了过去,不会游泳的只好沿着沟壁横着爬,有的向左、有的朝右,继续寻找可以涉越障碍的地方。

向左边搜索的人们终于在六百米开外的滩涂上找到了海沟的尽头——那是一片红树林,密集的灌木用发达的根系挡住潮水、护住了泥土——战后,解放军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友谊林”,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那天夜里,为了找到这片救命的树丛,战士们曾经在弹雨横飞的淤泥中爬行了整整四个小时。

能爬到“友谊林”的人们得以上岸了,可是,却还有许多战士始终没有能够脱离困境。

这里引用275团宣传干事林拓(离休前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回忆录中的一段描述——

天快亮了,枪声未息。首长焦急不安地凝望着对岸的战斗交织的枪炮火光,随着夜色逐渐退去的海面,望远镜里看到的是对岸海滩上一大片人头,那里大海涨潮了。被困在海滩上的几百个战士,先是趴着,后是坐着,然后站着,海水淹没他们的胸部及脖子了,海面仅露出一片脑袋。在他们前面,抢占了滩头的几个排,正在和敌人进行殊死的反复搏斗,掩护着困在海滩上的战士们。这情形,越是天亮越看得清楚了,就连海上的红日,都象是被我们战士的鲜血染红了。

团长王亚明同志举着望远镜哭了,他双眼象要喷出火来。他与政委林风决定使用五连增援,并对五连的同志动员说:“我们几百个阶级兄弟被困在海滩上,怎么办?”,全连同志喊声如雷:“坚决打上去!”

…… ……

应该说明的是,五连并没有能够救回自己的战友。他们的船只刚启航不久就遭到了两架国民党飞机的扫射攻击,包括连长陈风祥在内的全体官兵阵亡。

厦门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这片海滩进行了祭奠,收殓遗体的时候发现,大部分烈士依然面朝着海岸、在淤泥中保持着站立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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