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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迷信心理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

李 丹 孙延军 雷 雳

（首都师范大学教科院心理系，北京 100037）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十五规划青年基金项目（01JA880064）、北京市重点学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及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学习与认知）的资助。

通讯作者：孙延军，E-mail：[email protected]，电话：（010）68980999

1 引言

迷信的思想和行为在许多文化背景下都存在，并已有千年历史。民意调查显示，迷信在现代社会有继续盛行的趋势。研究者一直都在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及对人类所造成的影响[1]。

近年来，我国大学校园里具有迷信思想的大学生人数有不断上升的趋势。2000年12月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420名大学生中对电脑算命“完全相信或比较相信”的占17.6%，“有时候信或有些方面信”的占12.2%，“说不清楚”的占8.8%，明确表示“不相信”的占61.4%，此次调查还显示，26.5%的大学生承认读过有关宣扬“现代‘科学’算命、看相”之类的书籍，23.6%的大学生承认自己有过迷信行为，与两年前的相关调查[2]比较，当前大学生中存在迷信思想和行为的人数比例有明显的增加[3]。这种社会心理动向应该引起心理学界的高度重视。

遗憾的是，对迷信现象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领域，而心理学界对之关注甚少。本文试图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做一概要考察，以冀对今后的相关研究和教育实践有所启意。

2 迷信的界定

对迷信内涵的理解，中西方学界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在西方，关于“迷信”概念，学界尚无普遍接受的定义。早期心理学研究者将迷信定义为“将现象归因于神秘、神奇力量”。“迷信就是认为原本没有关系的现象或事物具有因果关系”。牛津大词典中对迷信的定义主要强调其非理性和无根据的特性，即迷信是人在缺乏充分根据的情况下持有的某种观念或信念。但由于科学证据缺乏一致性，这种观点还很模糊[4]。

Jahoda将迷信大致分为四类：一是迷信所形成的宇宙论和世界观。二是传统世俗迷信（如黑猫会带来厄运）、占卜术（如数字命理学）。三是个体的神秘经验，如超感官体验，与死人交流等一些超出常理的事情。四是个人迷信，如幸运数字，幸运饰物等。Jahoda强调这四个方面不是截然分开的，彼此存在着紧密的联系。[4]

Tobacyk提出的超自然信念量表（Paranormal Beliefs Scale, PBS）[5]是最有影响也是使用最广泛的量表。PBS量表是第一个从心理测验的角度来测量超自然信念的量表，尽管它本身的维度划分以及效度现在还存在着争议，但它仍是使用最广泛的测量超自然信念的量表[1]。在PBS量表中，迷信信念（superstition belief）量表只是其中的一个分量表。Tobacyk认为，迷信是指主张某些事物无法用人类的逻辑思维或自然法则加以说明的信念以及一些无根据的风俗、禁忌。但Vyse指出，虽然这里把迷信作为超自然信念的一个子类，但这些分量表之间是彼此联系的，无法决然分开[6]。

我国所指的迷信通常是指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封建迷信。比如，相信占星、卜筮、风水、命相、鬼神等思想。我国学者[7]认为，迷信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无根据的信念”，尤其是指盲目地信仰和崇拜，如相信占卜、相信鬼神。

因此，在我国文化背景下的迷信概念应该基本等同于Jahoda 的迷信概念以及Tobacyk的超自然信念（Paranormal Belief）概念。

相关调查研究显示，目前我国大学生中存在的迷信信念主要有五类[3]：一是传统世俗迷信。一些大学生相信某些现象、日期会带来某种运气、结果。二是“鬼魂、神仙”迷信。一些大学生信神疑鬼，觉得真有“天堂”、“地狱”，认为菩萨可以显灵，讲求因果报应。三是近些年来由西方传入我国的星相学预测。一些大学生对星座预测未来很感兴趣，甚至深信不疑。四是迷信“特异人体功能”现象。少数大学生坚信“心灵遥感”、“未卜先知”，相信诸如“天外来客”、“超自然力”等一些“神秘现象”的存在。五是个人崇拜迷信。也有少数大学生不以科学事实为准绳，盲目崇拜帝王将相或“大师”、“伟人”。在大学生中比较流行的，常见的迷信行为有“网络占卜”，也就是披上所谓科学外衣的电脑算命；“扑克牌算命”、“星座、血型预测”、“找算命先生”等。

3 迷信形成的心理机制

关于迷信形成的心理机制，有研究者从观察学习理论和归因理论的视角进行了分析。

依据观察学习理论，迷信者的许多迷信观念和行为，是通过观察、模仿别人学习得来的，也是别人观察、模仿学习的对象。观察学习是指个体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他人的行为表现，以形成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而模仿则是仿照别人的态度和行为举止而行动，使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与被模仿者相同。在观察学习中存在着三类强化，即外在强化、自我强化与替代强化。观察学习理论特别重视替代强化的作用，因为观察他人的行为得到强化，会给观察者产生信息作用和情感作用，从而促使其学习和保持那些他人受到强化的态度与行为。比如看到有人发了财，他供奉了财神，自己马上也买了财神供奉起来。幸运车牌、电话号码、颜色或者星占、卜筮、风水、命相和鬼神等迷信形式，一般都是在观察学习的基础上通过上述三种强化特别是替代强化获得的。

依据归因理论，迷信产生于错误归因和强化。许多迷信可能源于自己对所经历事情的错误解释。比如有些人考上了大学，不是归功于他的能力和努力，而是归功于求了神仙，或者拜了菩萨。以后再有考试或者类似情景，这些东西便成了护身符，起到安慰的作用，倘若再次成功，这种迷信观念就会进一步强化。人们相信自然力、想要预知和控制事件的倾向，又使得这些迷信有增无减。这种错误的归因导致迷信，又因巧合而加强。

维纳分别在1972年和1986年对海德归因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在以往内外因维度的基础上，加入了暂时性维度和可控性维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归因理论。他认为个体把自己活动成败的原因主要归为：能力、努力、任务难度、机遇、情绪和他人帮助等，而所有这些因素可以归入三大维度：控制源、稳定性、可控性。迷信者在归因时，往往倾向于外部的、不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即机遇和他人帮助。如果成功了，便是运气好、得到了贵人的或者意外的帮助；如果失败了，则是运气不好，或

者没有得到意外的帮助。这种归因的结果，常常使迷信者丧失自我，把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交给了别人或者其它一些类似幸运物等不起任何作用的东西[8]。

我们认为，在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这个特殊阶段，自我认同的不成熟是导致其迷信心理的重要因素。根据Marcia的观点，衡量成熟自我认同获得的标准基于两个必要的变量：危机（crisis）/探索（exploration）与承诺（commitment）。危机/探索指的是青少年期的一段时间内，个体积极主动地比较各种发展机会，解决自我认同问题，质疑父母确定的目标和价值观，并且开始寻求适合个体的职业定向、目标、价值观和信仰的行为。承诺指的是个体对自己选择的愿望、目标、价值观、信仰与职业定向的投入度和忠诚度。自我认同完成的个体已经通过了自我认同的危机/探索过程，并且已经解决了个体自身的自我认同问题[9]。

大学生社会地位的临时性决定了他们处在“角色混淆”的阶段。Waterman、Geary和Waterman做了一项有关大学生自我认同发展的追踪研究，发现许多大学生在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活之后，仍然处于认同危机状态[10]。自我认同完成的大学生已经形成了自己固定的价值观和信仰，他们会利用自己的价值标准，理性地看待迷信现象。相反，自我认同尚未完成的大学生还处于危机探索阶段，仍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他们希望外界能够给他们提供确定性的东西，而很多迷信形式，比如“命运预测”则正好符合了他们在这个时期的特殊的心理需求。

4 影响大学生迷信心理的因素

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影响大学生迷信心理的因素很多。具体来讲，大学生的性别、人格控制点、自尊和自我效能、认知风格和受暗示性、不确定性情境、压力情境等都会影响其迷信心理。

4.1 性别

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迷信影响[1,11]。早期Blum 和Blum提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迷信影响，Scheidt提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相信超自然现象[12]。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不管是积极结果的迷信，还是消极结果的迷信，女性都显著比男性更容易受到影响[1]。但也有个别研究的结论并没有发现大学生迷信心理的性别差异[11]。

Sosis具体探讨了大学生相信星象学的情况，结果发现女性比男性更相信星象学，而且更多地参与与此有关的活动，比如查看相关书籍等；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多星象学方面的知识[13]。研究者认为女性比男性更相信星象学，是因为她们想从学业以及工作压力中解脱出来，而且也反映了那些不够自信的女性试图把握自己生活的心理。国内董宣如[14]的研究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4.2 人格控制点

内控型人格和外控型人格的概念在60、70年代就出现在许多心理学文献中。Rotter提出，内控型人格即相信生活中事情的结果都是由自己的行动和努力决定的；而外控型人格即相信事情都是依靠运气、机会、命运以及由他人决定的，或者是由一些超于个人控制的力量决定的，并据此编制了人格控制点量表（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Scale, I-E）[13]。在此之后，许多研究者又对这一概念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细化（比如，从不同的生活情境）。Levenson有关人格内外控的理论中，除了内控型人格与Rotter理论中相同，他又将外控型人格分为了两种类型：第一类是认为事情的结果是由他人控制的；第二类是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由命运、机会和运气来掌控的[5]。

个体迷信心理与人格特质有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人格的控制点。大量研究都表明，外控型人格与迷信心理、超自然信念之间存在正相关[5]。

Sheidt使用RotterI-E量表，发现拥有外控型人格的人更倾向于相信超自然现象[12]。但他强调由于样本过小，以及缺乏测量超自然信念的可信度较高的量表，研究结论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4.3 自尊和自我效能

Fitzpatrick, Jr.的研究表明，自尊水平较低的大学生更容易受迷信影响[10]。研究者认为，这些大学生往往认为自己的命运是由别人主宰的，因此他们总是试图寻找一些外部的力量来帮助自己，而迷信的思想和方法就恰好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途径。

Tobacyk和Shrader的研究发现，个体的迷信心理与其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15]。Wolfradt、Oubaid和Straube的一项对大学生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负相关关系[16]。最近一项对中国43名研究生的调查研究发现，迷信心理得分较高的被试，自我效能感得分较低。尽管相关没有达到显著，但这种负向的相关关系与以往对西方大学生被试的调查结果保持一致。这种跨文化的一致表明这种结果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但这还需要大量研究来证实[17]。

4.4 场依存和受暗示性

场依存认知风格和受暗示性高的个体更容易受到迷信的影响。由相关理论可知，场依存的个体容易被周围环境影响。在Roney-Dougal的两项相关研究中，均发现了场依存认知风格与迷信心理之间存在正相关。Dnel、Sijde和Wiegant的研究也证明了迷信者比非迷信者更多地属于场依存认知风格。以往研究主要从催眠和质疑两个方面来考察个体的受暗示性。Wagner和Ratzeburg的研究证实催眠性受暗示与迷信心理之间存在正相关。但Saucer、Cahoon和Edmonds的研究却发现催眠性受暗示与迷信心理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因此，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定论。质疑性受暗示即指个体对事件的解释会随着错误信息的引导而改变。在Haraldson的研究中，质疑性受暗示与迷信心理存在显著相关[18]。

Hergovich的研究同时考察了场依存和受暗示性两个变量与迷信心理之间的关系[18]。结果再次证实了以往研究的结论，催眠性受暗示、质疑性受暗示、场依存认知风格与迷信心理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并且研究也证实了受暗示性与场依存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即场依存者更容易受到暗示。

4.5 不确定性情境

以往大量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在不确定性情境和压力情境下认同迷信信念，采取迷信方法。人们总是渴望控制事件的结果，这在心理学上被认为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动机。事实上，人们总是在努力地认识、预测和控制自己周围的环境，尽可能多地获得好的结果，而避免不幸的发生。因此，人们的这种控制动机可以说是对环境的适应。而且，有研究表明，提高人们的控制感，可以让人们在身体和心理上都能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而缺乏控制感却会导致人们产生无助感以及一些消极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反应[19]。

研究者强调不确定性和压力会威胁到人们的控制感，而人们通常就会通过使用迷信方法或超常规思维来尝试重新获得控制感。Malinowski发现，如果事件的结果完全可以由知识或技能来控制的话（比如，造船），渔民不会求助于迷信方法。然而，如果事件的结果是需要机会来决定的、不确定性的（比如，瘟疫、海上打渔），渔民就会倾向于使用迷信方法。类似的研究结论在大学生样本中也得到了证明[19]。

4.6 压力情境

在Malinowski的研究中，渔民所参与的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活动（瘟疫、在危险的海上打渔）同样也给他们带来了较高的压力体验，这也同样会影响他们对这些事件的控制感[19]。Keinan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居住在有导弹袭击危险地区的以色列居民比居住在安全地区的居民更容易采用超常规思维。Keinan认为这是由于导弹袭击的危险增加了那些居民的心理压力，从而就会威胁到他们的控制感，因此他们就会使用一种补偿的方法来重新获得控制感，而他们所采用的这种方法通常就是充满神奇力量的迷信方法[20]。

Keinan的研究进一步考察了压力情境与个体迷信心理之间的关系，发现压力情境对大学生迷信心理的影响在那些高控制欲望的大学生身上体现更加明显[21]。因此，压力情境对个体迷信心理的影响会因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

但这似乎与前文中提到的高自尊、内控型人格的个体不容易受到迷信影响的结论产生矛盾，因为高自尊、内控型人格的个体往往具有更强的控制欲望。对此，我们做出以下推论：这里提到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压力情境。如果压力情境威胁了大学生的控制感，此时一向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事件结果的那些高自尊、内控型人格的个体也会感觉到自己的能力无法控制事件的结果，而他们本身的控制欲望又比较强烈，这种落差会促使他们努力采取一种替代性的手段来获得一种补偿性的控制感，而这种方法就是迷信方法。而相反，低自尊的个体本身控制感就比较低，对于这种控制感的缺乏，他们的反应相对也没有那些高控制欲的个体反应那么强烈。而前文中提到，低自尊、外控型人格的个体更容易受到迷信的影响，是指在一般情境下，低自尊、外控型人格的个体常常把行为的结果归于机遇和运气或其他一些自己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所以比较容易受到迷信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而高自尊、内控型人格的个体往往认为事件的结果都是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所致，所以相对不容易受到影响。因此，这两个研究结论并不冲突，但这还需要未来有更多的相关研究来证实。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压力情境不会影响大学生被试的控制感，那么压力情境并不能导致其更多地使用迷信方法[19]。总之，如果事件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有机会参与决定的、产生压力的，就会破坏人们对它的控制感，而迷信方法却能够让人们重新获得控制感。

5 迷信对大学生心理的影响

随着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大学生就业压力不断加大，许多大学生都不同程度地认为前途未卜，焦虑水平普遍升高[22]。而有实验研究表明，在压力和困难面前，一些大学生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困难，而是求助于迷信的方法，来缓解焦虑，让自己获得控制感[19]。

迷信对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大量的研究结论表明，心理调节能力较差的大学生，比如外控型人格的大学生[1]，他们在遇到压力和困难时，更容易受到迷信因素的影响，而一旦他们把希望寄托于迷信的力量，就会失去自我奋斗的动力，久而久之就会逐渐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影响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及面对挫折的态度，同时也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发展。有研究也确实证实了大学生迷信心理与其自我效能[15]、自尊[10]存在显著负相关。研究还显示了迷信思想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23]。

还有研究证明，大学生迷信心理与精神病症存在相关。Thalbourne等人的研究证明，大学生迷信心理与神经质存在正相关。另有研究表明，大学生迷信心理与其焦虑症、抑郁躁狂症以及精神分裂症均存在相关[24]。

因此，迷信心理已经成为影响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应该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6 问题与展望

本文考察了近三十年来国内外有关大学生迷信心理的研究。国外心理学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大学生迷信心理产生的原因以及影响因素。但目前的研究还存在许多局限和空白，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概念不统一。不同的研究对迷信内涵的界定不同，因此大量的研究结论无法构成一个整体，这大大削弱了这些研究结论本身的价值。

其二，有关积极迷信心理的研究还很少。国外大量研究对迷信心理的测量均是使用了Tobacyk的PBS量表，该量表本身所存在的效度问题，使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结论存在很大局限性。由于Tobacyk的PBS量表中对迷信心理的测量项目都是消极的迷信心理，比如如果你打碎了镜子，你将会走霉运，所以以往研究得出的结论均表明了迷信心理与较差的心理调节相关。然而，积极的迷信心理，比如带上幸运符会带来好运，可能会产生较好的心理调节，于是一些研究者提出了研究积极迷信心理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但目前有关此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Wiseman[1]第一次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这个问题，证实了积极迷信心理和消极迷信心理确实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影响，积极迷信心理往往会给人们带来积极的影响，比如提高自我效能感。

其三，有关大学生迷信心理与其自我的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很少。由于大学生处在身心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考察其迷信心理与自我归因、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目前有限的研究表明，大学生迷信心理与自我认同之间不存在相关[10]，但由于研究样本的局限性，该结论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明。

其四，在不确定性和压力情境下，人们更倾向于采用迷信方法。那么，人们采用这种方法是真的相信这种方法的有效性，用它来解决问题，还是只是为了满足心理上对控制感的需要？目前探讨这个原因的研究还较少。Case的研究表明，大学生在缺乏控制感的情境下使用迷信方法只是为了获得一种补偿性的控制感，他们并非想通过这种方法来试图改变事件的结果，因此他们使用迷信方法与他们是否相信迷信方法的有效性无关[19]。未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明这个结论。

而在国内，许多学者虽然都关注到了校园中流行的迷信问题，但目前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因此，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空间，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迷信在我国大学校园里流行的特点，从实证角度探讨我国大学生迷信思想和行为的心理机制以及影响因素，进而提出相应的干预措施，为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