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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作者授权】他们怎样成为勇士的——一段历史的辩证 -- 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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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作者授权】五、展望:赫然的思想资源(上)

五、展望:赫然的思想资源

  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历史蕴藏的思想资源,主要有以下价值:

(一)巩固新中国立国的道义根基

  当前,否定中国革命的思潮的一个重要喧嚣方向,就是宣传当年国民党统治的“正统”性。其实,这是老生常谈,因为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初期,这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过程中,这一争论不是在纯“理性”讨论的层面上完结的。

  几乎每一支国民党起义部队,在改造之初,对国民党抗战的作用都争论不休。然而,所有这些争论,都在在控诉运动后,戛然而止。

  我在《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一书中,还记述了这样一段故事:

  国民党第184师于1946年5月起义后,曾选送160名官兵到东北民主联军军政大学辽东分校学习,被编为学员3队。起义前在师部担任上尉书记的何庆昌和少尉司书的陈雨田后来撰文说:“对我们这批人的改造是相当艰苦的。”

  相当一部分学员,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入校之初抵触情绪都比较大,只要一讲到“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就反感:国民党推翻了满清王朝,消灭了北洋军阀,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反动”在哪了?

  八路军的传统,人走到哪里,歌声就在哪里响起。辽东分校只要集会,1队、2队和女生队便互相拉歌,歌声此起彼伏,十分热闹。最初,夹在中间的3队学员有些尴尬,会唱的歌不多,唱得也不整齐,尽出洋相。后来,校政治部专门为3队学员印发了歌集,逐渐,3队学员不但能唱,也敢和别的队拉歌了。但有一首《国民党反动派一心要把中国害》的歌,3队学员始终不唱。

  谁都没想到,奇迹,几乎在一瞬间发生。

  9月的一天,东北民主联军文工团来辽东分校慰问演出歌剧《血泪仇》。贫苦农民王东才被抓壮丁后一家人的悲惨遭遇,在众多出身贫苦的3队学员中,引起了极为强烈的感情共振。看完剧,不少两眼红肿的学员饭都吃不下了,回到宿舍,一头倒在床上。躺在床上,起义学员这才开始咀嚼入校后所学歌词的真正内涵。感情上的共振引发了思想认识上的共鸣,起义学员终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根植于泥土地上的阶级斗争理论,也真正理解了共产党干部孜孜不倦的教诲。

  第二天上课前,3队文娱委员、起义学员中军衔最高的何庆昌上尉,红着双眼站起来指挥3队唱歌:“同学们,今天我们唱一首《国民党反动派一心要把中国害》,大家说,好不好?”

  “好!”3队学员齐声回答。更准确地说,是响彻云天的齐声怒吼!歌声,仿佛是3队学员与旧军队、旧制度彻底决裂的宣言书,刚唱两句,就博得了讲台上下全校师生一片热烈掌声。

  “向3队学习!”“向3队致敬!”口号声随之而起。

  从此,起义学员在思想上完成了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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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血泪仇》剧照——赵国璋摄

  历史,给予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启示:感性批判虽然难以达到理性批判的深度,但却有着理性批判的难以企及的力度。在社会大变革中,摧毁阻碍社会进步根深蒂固的旧观念,首先需要的是批判的力度,而巩固这一思想革命的成果,则需要批判的深度。这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论证的心理学、社会学课题。

  这个启示是有现实意义的。

  自我开办国民党军队改造史专题博客以来,凡是持有否定中国革命观点到我博客上来争论的,我都坚持“分层讨论”的策略,就是绕开西化的“普世价值”学理陷阱,将争论限定于史实,并分为三个层次,按顺序一个一个层次展开讨论:

  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旧军队残酷的阶级压迫是不是事实?你若认为不是事实,拿出你的根据来。不要光聚焦于“有头有脸”的将官阶层,要看看底层士兵群众的苦难经历。我采访过116名起义官兵,这其中,士兵有83人。你了解过多少士兵?你不信?那好,你来成都,我给你放录音听听,或者我放下手上的工作,请假专门陪你采访原国民党士兵。你敢吗?

  承认了旧军队残酷的阶级压迫,我们再讨论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即应不应该走革命的道路?你如果认为不应该走革命的道路,那好,请你给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指一条“康庄大道”。

  只有在上述两个层次的问题上没有异议,我们再讨论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即应该怎样评说革命中的失误及历史曲折。

  结果,对方往往在第一个层面说不下去,便溜之大吉。敢在这个层面上狡辩下去的,没有一个不跳进历史为其准备的自取其辱的泥坑。

  比如,有个化名“王森昊”的,在我博客上狡辩到最后,干脆以“缺乏国民政府系统有意识政策性迫害的文件证据”,来抵赖国民党军队阶级压迫的事实,可见其黔驴技穷。

(二)巩固海峡两岸统一的历史基础和政治基础

  如今,就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和高级学者也认为,国民党也能救中国。这种认识的泛滥,对海峡两岸统一的政治走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国民党能不能救中国,国民党起义官兵最有发言权:

  张官迎,在国民党军队里是管后勤的上校兵站支部长,在我的采访中,开始,他不满某些文艺作品过分丑化国民党官兵,讲了不少滇军将士英勇抗战的事迹,还讲了抗战期间安恩溥师长因为发现部队没给老百姓上门板、捆铺草,而鞭打营、连长的故事。可是,当我提出当代人的这种认识时,老人的态度猛然急转:“不对,不对,不对!国民党哪能救中国?国民党净祸害老百姓!抗战也是绷面子,部队是私人的财产,将领净打保存实力的小算盘。不对,不对,不对……”

  曾任国民党第182师副师长的李佐听了以后,笑得几乎气都喘不过来了,半晌,才大惑不解地问了一句:“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老人提醒我:众叛亲离的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政治上,其党政军警官员与当地封建地主阶级之间已不再有天然联系,经济上,他们把大陆几亿人民的巨额财产裹挟到了小岛,基于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才得以进行台湾式的改革和建设。

  照片上的这位耄耋老者,曾在新中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判处死缓。在靠近中越边境的一个偏僻的小镇上,我采访了他。虽然,他24度春秋是在共产党的铁窗和劳改农场里度过的,但这位原国民党军上校团长还是坚定地认为,国民党不能救中国,因为“国民党是悬吊在半空中的,没有基础,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不像共产党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老人甚至把共产党领袖的照片和父母照片并排挂在堂屋墙上,并盛赞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决议。

  我还问过曾被取消中共候补党员资格的中校副团长李峥先:“共产党会不会像国民党那样垮台?”老人的回答是坚定的,坚定得令我这个党龄长于他多年的晚辈自愧弗如:“不会,不会﹗为什么?共产党‘一雷天下响',谁能做到?只要共产党的大旗不倒,共产党就不会垮台。共产党的力量在人民群众中﹗”

  这些国民党军队过来的老人能给予我们许多重要启示,其中之一就是:国共成败的根本原因,不是腐败问题,而是草根大众的阶级地位。忽视这个问题,不仅与史实不符,还要掉进动摇人民政权根基的逻辑陷阱。

  这里,我要特别向各位展示一份1949年1月的人权文献。

  照片上的这份文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政委徐文烈于1949年1月26日在全军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关于部队教育方针及教育计划大纲》。在这份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教育计划大纲”的第10页,明确提出了要“彻底揭发”国民党军队“士兵无政治上的人权保障、无人身自由”的历史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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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部队教育方针及教育计划大纲》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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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部队教育方针及教育计划大纲》第10页

  说到这里,恨从心升。

  200多年前,美国《独立宣言》郑重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种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了损害这些目的的政府,人民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

  可是,在中国千千万万个贫苦工农被土豪恶霸的侮辱、残害的年代,美国政府及其喉舌为什么不替几万万劳苦大众讲讲“人权”?凭什么维护那个腐朽的制度?凭什么阻挠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

  当国民党军队中千千万万个普通士兵被官长克扣粮饷、毒打、残杀的时候,美国政府及其喉舌为什么不替几百万士兵讲讲“人权”?为什么不“制裁”那个腐败的政府、残酷的军队?凭什么支持国民党政府反人民的内战?

  用西化的“人权理论”、西化的“普世价值”、西化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来否定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在血淋淋的阶级压迫史实面前,真虚伪!

(三)为社会科学实现中国化的历史突破提供丰富的学理营养

  以上,我之所以多次绕开“西化的学理陷阱”,除了策略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当代社会科学在诠释中国革命的领域,缺乏能与西方比肩的学术成果,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被主流舆论歪曲、抛弃后,西方的“普世价值”乘虚而入,也就成为必然。

  正是在此背景下,改造旧军队史的学术意义凸显出来。

  著名本土企业管理学家周大江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100年来管理得最成功的一个现代组织,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党史常识(1921-1949)中,蕴藏着博大精深的“管理之道”。根据这一思想启示,周大江先生亲手组建和领导一个由数十名志愿者组成的“本土企业观察研究小组”,在对52家本土企业进行了长达5年的跟踪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党史商鉴》。该书2006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曾在多个地区荣登图书销售排行榜;作为唯一一本管理学著作入选《书摘》杂志社和《博览群书》杂志社联合评选的“2006年度20部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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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商鉴》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周大江介绍,“本书所引用的主要党史资料”共有4部,即:

  1、《毛泽东选集》第1-4卷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3、王东主编《中国共产党大辞典》

  4、高戈里著《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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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

  虽然,这段国民党军队改造史已经为我国本土管理学界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学理营养,但我还是觉得,这段历史对心理学的创新具有更大的价值。

  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可谓之群星璀璨,让人目不暇接,其中行为科学的创立占有里程碑地位。当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为了探讨如何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选择西方电器公司的霍桑工厂为实验基地,进行了照明度实验、福利实验、访谈实验、群体实验等一系列实验,其间,差点宣告失败。整整9年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精英们才恍然大悟:金钱,不是刺激工人生产积极性的惟一动力。人,有着更重要的追求。

  行为科学创立后,由此开端,1933年,心理学家梅奥提出了“社会人”的人性假设;1954年至1960年,马斯洛、阿基里斯、麦克雷戈等学者提出了“自我实现的人”的人性假设;1965年至1974年,薛恩、莫尔斯和洛希等学者又提出了“复杂人”的人性假设。

  然而,就发掘人的能量而言,无论是发掘的广度、深度,还是能量转换程度,西方心理学实验都远远无法与中国共产党改造百万国民党起义官兵的伟大实践相比拟: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就有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建立士兵委员会等深刻理论和成功实践;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于昔日的战场对手中,培养了上百万忠诚的革命战士,其中不少人成为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后,于同时代西方凤毛麟角的大心理学家才敢涉足的领域,又一展才华!

  可惜,一方面,由于政治偏见或文化差异等原因,当代西方现成的理论难以从心理学、社会学上全面、彻底地解释中国那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难以解释百万国民党起义官兵几乎是瞬间的灵魂聚变;另一方面,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却久久尘封,有关史料几乎无人抢救,有关文献似乎无人整理,有关文物收集、收藏和展览也几乎为零,这举世独一无二的珍贵思想资源,除了本土企业管理学家周大江先生的《党史商鉴》外,几乎无人问津。

  而今,这空前绝后的伟大工程,似乎只有我一人在采写;这举世无双的珍贵遗产,似乎只靠我一人通过自费采访、工余写作来抢救。这些年来,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国民党起义官兵带着他们惊心动魄的历史记忆,一个个离世而去,而又无可奈何!

  研究、著述这段历史,我不止一次在想,在盼:如果有一位持草根立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法、精通东西方文化比较并受过系统心理学训练的学者,能超越功利潜心发掘旧军队改造史中的思想资源,那么,他完全有可能开创一门与“行为科学”比肩的“民本主义心理学”。

通宝推:特里托格内亚,旧时月色,黄花2003,桃源客,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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