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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浴血凤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东亚(前言) -- 沉睡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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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短暂的中兴(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中国)中

两国之间的战争对抗,首看国力,谁的国力强,谁就能在战争中占得先机,尤其是长期战争,首重国力。二战时期德国军队不可谓不强,与苏联交战初期战果辉煌,但是国力不及,终告失败。日本珍珠港偷袭及之后对东南亚的侵袭占得先机,但是国力不及,还是以惨败收场。虽然说有时军队将领的指挥可以改变战争局势,但是最终在战争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国力,国力强,那即便局部战役失败仍可挽回局势,国力弱,即便百战百胜,万一一败,那可能就是亡国之险。

但是国力强,也要能发挥出来,不然两国交战,一国全力以赴,另一国却内耗不止,那还如何能胜。中日甲午一战,日本全国上下协心,运举国之力,为求一胜,清朝政府却内耗不断,派系分离,真正能动员并且发挥使用的国力只怕不到一半。梁启超曰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此言确是不虚。这中日战争说是两国交战,但是说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淮军对日本军的战争,更为贴切。

中国这一战为何不能全力对战,原因很多,要找源头,只怕还要追溯到清朝建立初年。

清兵入关,灭李自成,南明,而继承中原政权。但是,满族人数太少,面对人数众多的汉族,如何统治是个大问题。这一般来说有两种办法。第一便是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汉化,两家合为一家,不分彼此,这中国看是否正统汉族政权并不看你的血统,而是看你是不是承认自己是汉人,是否维护汉族衣冠与儒教,唐朝李家血统复杂,但是他说自己是汉人,着汉族衣冠,尊重儒教,那便是汉族了,而那五代后唐后晋皇帝,本是沙驼族人,但是他改易汉统,那也不必当作外人。所以这假如清朝汉化,若干年之后,也就是上下一家了。只是这步实行艰难,打下天下的胜利者却要学习失败者的习俗礼仪衣冠,谁能容忍,这些人是打天下的,以后维护天下只怕也要靠他们,毕竟都是亲戚,信得过,这也是人之常情,那北魏孝文帝汉化也是进入中原多年,有了一批支持者才能施行。清朝刚得政权,要来个彻底汉化,只怕这江山还没打下,就自己人先打起来了,何况多尔衮下了那“剃发令”,这“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令一下,也不能回头了。(剃发令这招很是拙劣,以强迫的方式要汉族满化,但是这招却是激化了民族矛盾,本来和平收复的江南各路纷纷造反,图惹烦恼,其实完全可以使用更缓和的手段,而后来的情况却是,除了辫子,满族都汉化了,而满汉之分依旧。)

那只能走第二条路,依靠自家兄弟,对汉族分化利用,打压之。此招确实可用,汉族人虽多,但是只要控制了那些有组织能力,便是有能力造反的,利诱之,分化之,力量分散了,便无法构成威胁。说起来这招也并非是清朝首创,各朝各代,甚至外国也善用此招,乃是中央控制地方最佳方式。清朝用这招也是娴熟之极,而且其他各朝要皇帝亲历亲为,维护一姓天下,清朝却是一族协心,尤其满族比蒙元团结,以一族之力,比那一姓之力,自然要强的太多。但是问题也就是出在这里,一族协力自然是不差,问题这断了汉族晋升的路便不好了。清朝虽然不象元朝那样分人四等,但是这满族还是高人一等,这汉族大臣再努力,也不及满族大臣受重用,受信任,这汉族大臣自然窝火,在明朝再怎么,我也可以做首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亲王见我也要让得三分,而现在这皇帝比我高就算了,那些满族大臣本就不如我,却因血统之分高我一等,这自然令汉族不满了,何况对满族全族的优待(这是一个大失误,即便是优待,也不应该全族,有些过了),一来使得其他各族不满,二来使满族自身缺乏竞争力。

如此做,自然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不满,那句话说的好,“反清复明只是一个口号。”反清复明只是口号,和当年的反元复宋一样,即便清朝灭亡,这上台的也不会是明朝。这只是汉族为了夺回失去的利益打的幌子而已。就比如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虽然带有宗教色彩,但是假如没有民族矛盾,要搞出那么大的声势,只怕不易,响应太平天国的那些势力,又有几人明白这什么土制基督教。再到了百日维新,那些维新派也不忘记对辫子下手,而胜利了的辛亥革命,那民主革命的外衣藏着民族革命的种子,君不见孙中山自称“洪秀全第二”这革命胜利还去拜祭明太祖,可惜这点改变又谈何容易,百日维新只有百日便消失了,几年后清政府危在旦夕仍不知改变,搞出一“皇族内阁”,使国人对之灰心。不是他们看不到,放不下手中的权力而已。

当然,在前期,清朝统治者对内控制有方,生活好了,自然想不到造反,而且康乾两朝对外极其得利,正所谓外王内圣,这清朝对外武功昌盛,有两大好处,一来对外得利甚多,可用之内部,改善生活,这生活好了,自然想不到造反,二来武功昌盛,使人起敬畏之心,不敢冒险,

但是这一切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持续下去的,一旦受到外部势力的打击,请政府的权威受到打击和怀疑,那自然很容易发生内部的挑战。太平天国的诱因之一便是鸦片战争使得清政府威信扫地。而之后的辛亥革命的诱因便是甲午之败。

太平天国的失败,恰恰在于他没有善于利用民族矛盾,用一个外来宗教,而不是本土的儒学作为号召,得不到尊儒的士大夫支持,这中国并没有宗教革命的传统,想朱元璋起家的红巾军根基是白莲教,但是这之后还不是翻脸不认教。想要是太平天国淡化宗教色彩,高举尊儒兴汉的口号,那曾国藩说的维护明教这样的口号,也难得到支持了,太平天国的失败,就在于他浓厚的宗教色彩。

太平天国之乱,影响深远,太平天国和之后的捻军,击溃了清朝乃以为根基的八旗绿营还有蒙古骑兵,清朝只能倚重于新兴起的那些汉族大臣们。而他们也没有让清朝失望,洋务运动使国力上升,平定新疆,对战法国,使得清朝中兴,但是问题已经埋下。

湘淮两军,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实乃不世之奇功,但是太平天国在南方纵横多年,清政府毫无办法,唯有一再加权于曾国藩,财务军政自立,到后来,江南可说是湘淮之天下了,也难怪平定天京后即有大将劝说曾国藩自立了。虽然曾国藩未行此事,但是江南已经具有独立之萌芽,清朝也想收回权力,但是放出去容易,收回来难,何况捻军大盛,依为支柱的僧格林沁战死,只好依靠淮军平定,这湘军虽散,淮军又起,而且还离不开他们,只好任由之。洋务派中汉族大臣大都是地方实力派,在洋务运动中他们在地方建设甚为卖力,这建设同时,不免有地方自保的倾向,(中国经济向来有自给自足的倾向,对国外如此,国家内部也如此,地方经济一体,不需要外地协作,这样的地方经济假如有了军队,再换个旗号便是一国,所以中国向来是守土有余,一旦入侵乡土,就拼死一战,如湘军之建便为防太平军入湘,但是假如和自己的乡土无关,即便同是国土,那也高高挂起,这是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尚未形成,只有地方意识乡土意识,也是因为地方经济自足自保之故。)

日后甲午一战,北洋危急时,请调南洋水师,张之洞却以东南为财税之重地,需要保卫为由,不肯北上。当时日本刚由改原来的地方藩制为中央集权制,可以以全国之力投入战争,而中国虽然宣战,但是参与战争的实际上只有李鸿章所部,其他如东南却只是自保,以一部战一国,导致战败,其根源就在于此,之后地方割据更加,八国联军侵华,北方作战甚烈,李鸿章,张之洞搞“东南互保”,其理由便与张之洞在甲午的理由一样。不说其对错如何,清朝一盘散沙,地方割据已是现实,所以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割据,早已在清朝埋下根。只有到了抗日战争,因长期的抗日宣传,外加西安事变后的统一战线,才再一次以举国之力对抗日本,虽然此时两国国力对比已经无法与当年的两国国力对比。但是确实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发挥全国力量。

具体到甲午之战,不单是地方割据。洋务派中多是汉族大臣,清政府不得不用之,但是又忌之,只好用分而化之的老办法,权力分担,不让一人独掌大权,即便李鸿章,也只能对北洋一部控制之,其他各部别说调,就算请也未必能请到。

外加帝党后党明争暗斗,力量又更分化了,等到甲午开战,光绪欲开战而不知战,李鸿章知战而不欲战,兵士欲战而长官畏战。故有甲午之败。

其实甲午并不是完全没有胜机,日本战事虽利,但是毕竟国力不强,不能持久,再下去日本国内也要拖入泥沼。日本受国土限制,只能进行快战而不能长期作战,这点就连日后国力远超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如此,何况甲午时期,日本国力尚不如中国,外加各国并不想加任何一方获利,已有英,俄,美多国表示可以调停,假如中国坚持下去,或许拖垮的反而是日本,即便最后战败,战后的赔款也不至于象马关条约那般苛刻。

只是坚持下去,又谈何容易,一要全国协心,然上层满族忌惮汉族,不敢用之,下层汉族还未开民智,要等到甲午战败,民怨沸腾,才引起中国的民族意识,二要全国合力,全国一盘棋,可以当时局势,断难作到。三要政府内部协心,假如政府内部协心,决心一战,其事或者还可一为,然帝后两党勾心斗角,清流洋务互不对眼,这又可奈何。

只有等下一次中日战争,这几个条件才能满足,可是,那时两国国力已经逆转,中国就要多留无数人的血才能坚持下来。

甲午之败,败在以一部战一国,一指战一拳。

但是即便如此,并非甲午之败不可避免,这就要归咎于政府的应对了,当时情况看,清政府的应对比日本政府差之甚多,而关键的原因,是清政府还不明白当时的游戏规则,或者说不善用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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