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兵拜河（续）：一个老人的回忆录（十二） -- 您很象飞行员嘛

71、从昆明到锦州

八年抗日战争，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抗战无能，大部分党、政、军官员又贪污、腐化、怕死，大半河山沦于敌手！除了部分投机倒把的商人发了“国难财”以外，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真是一言难尽！当时蒋家王朝的财政支出，全靠滥印钞票，引起十分恶劣的“通货膨胀”，物价不断飞涨，昆明市的大米每斤壹佰多元，租一间住房要壹千多元。我这个少将军官的月薪是一万元，加上二千元津贴（叫特别办公费）不够八口之家的开支。中法大学文学院长罗苦闻，在由湖南华容逃出时带上了不少图书。日寇投降后，他卖出图书准备回老家华容，承他借给我五万元作家用。这笔钱我后来虽已偿还，但当时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在这里表示感谢！

十一月初，我奉命率领新更名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机关、家属和直属部队近万人。由美国装备的汽车团分批运送到广西南宁，再运送到越南海防，五百多名家属留南宁。我乘坐的是一辆小吉普指挥车，带上杨明清。这次万人行动，未出差错，但也有少数中级军官从昆明带私货到海防出卖，其中有警卫团一个营长带了几十两大烟，被查出后撤了职。

在海防候船时，有少数中级军官嫖赌，并有些人染上了“性病”。我还听到旅居海防的华侨说，五十二军在海防时，军风军纪很坏，有中上级军官狂嫖滥赌。第一九五师副师长郑明新在海防要了个华侨的女儿做小老婆，并已带去东北，许多中下级军官染上了性病。

十二月中旬，部队由海防和鸿荃两港口乘上美国几艘运输舰。于十二月下旬到达辽宁葫芦岛登陆，再乘火车到锦州，这时杜聿明已随五十二军住在锦州。

我到锦州后，立即向杜聿明报告部队沿途车运和船运情况，踏进他的办公室，见他正伏在办公桌上写日记。我说：“司令长官工作这样忙，还在写日记？”他放下笔和我亲切握手，并说：“你一路辛苦了”。又接着说，“写日记是老头子（蒋介石）给我的任务之一，年终还要派专人送给他审阅”。从这件事来看，蒋介石对杜聿明的控制是严格的。我把部队车运和船运情况简略向他汇报后，他说，五十二军从海防到东北，军风军纪一直很坏急需整顿。他又说司令部机关和直属部队在海防也有不少人破坏军风纪（早有人向他报告），但比五十二军好。接着他谈了东北当时的形势。他说：“林彪带出关的八路军，已抢占了大半个热河，其先头已到达辽西。黄克诚带领的部队，已在山东半岛渡海到达旅顺、大连，看来非打仗不可”。他又说：“五十二军正向辽东开进，十三军也到达朝阳、北票、义县。在越南的六十军和九十军正在海运中，大概年底还有两个军可到达东北”。

两天后，杜聿明派军医人员以检查各级军官身体健康为名，查出长官部机关直属部队和五十二军之一部分军官患性病的有百分之十。他叫军法处下训令，严格批评了这些患性病的军官，并规定以后再有犯这类纪律者从严处罚。

当时锦州有十多万人口，有一半多日本人，是辽西比较大的城市。自杜聿明的长官部和五十二军的一部分进驻以后，闹得乌烟瘴气，最遭殃的是日本妇女。杜聿明三令五申不准军人嫖赌，但不起作用。除杜本人不嫖赌外，很少人不犯。长官部参谋长赵家骧住在原锦州铁路局日本人局长的一座小楼上，每夜要这个日本人的十八岁少女陪伴。赵家骧还酷爱打麻将，有时玩到深夜。有一天，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和副军长梁恺，请我到一个大饭店吃饭。我进去时，他们二人正抱着日本少女亲咀、摸弄，见我走进房内，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赵公武说：“日本鬼子侮辱了我国不知多少妇女，我们现在也应该报复”。杜聿明的长官部，每到夜晚，处长们都出去耍，很难在机关或住所找见他们。高级军官如中、下级军官就更放肆，甚至有少数士兵在街上或日本人居住的地方去强拉日本妇女。锦州有个纺纱厂，女工多是日本妇女，她们只好剪去长发，不穿和服穿西装假装男人。但有时被识破，也不能避免受侮辱。

（72）任阜新市长

我到锦州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正式成立“直属部队指挥部”，我还是兼任指挥官少将高参曹福谦兼任副指挥官（他是山西应县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他的长兄曹汝谦是黄埔三期政治教官，一九二六年春，任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团党代表蒋先云的助手，我很熟悉，是中共老党员，后来在华北做地下工作时牺牲），指挥部有少校参谋和上尉参谋各一人，杨明清任指挥部上尉书记。

一九四六年元旦夜晚，杜聿明打电话给我，要我到他办公室谈话。他说：“十三军八十九师今天已将阜新市的八路军赶走了。这里属热河省管辖，是一个大煤矿区，市里有近二十万人口，有两万日本人。他问我愿不愿意去接收这个市当市长？当时我考虑长时间蹲在高级机关很难接近八路军，更不易找到中共党组织，赵公武、梁恺曾要我去任五十二军参谋长，我未同意。但当市长做行政工作，我没有经验，杜要我去当接收大员，可能因为我太穷，让我去发“劫收财”（当时人们传说接收是劫收。我考虑后对杜说，请你让我多考虑一下，明天早晨再决定）。”

我回到指挥部和杨明清商量，他很积极的主张我去当市长。他说：“我们去做市政工作当然不是为了发财致富，而是接近群众的大好机会。至于怕没有人帮助，我可写信到湖南邀邓钧洪、肖漪萍来阜新，他们和我联系”。这是“心照不宣”的话。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杜聿明同意去阜新。

第二天，杜聿明写了封信，要我去见住在锦州的热河省主席刘多荃，并约好元月三日派汽车送我去阜新。杜聿明给我介绍他的中校副官何瑞云（山东人，是杜聿明在第四师任团长时的司号长，一直随杜工作）任阜新市公安局长，又介绍中校秘书李某给我当秘书主任，李嫌官小不愿去，我保举杨明清任秘书主任。杜又叫他的后勤部门借给我“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当时一万元等于抗战前一百多元）”。

同车去阜的还有新任阜新县长张天权，张是山东人，早年在日本某大学法聿系毕业，当时任十三军军法处上校处长，是十三军军长石觉介绍去阜新任县长的。他一和我见面，就紧握我的手，称我“老大哥”。他说，“阜新县虽不属市的管辖，但今后请你多帮助、多指教”。

由于我们是下午从锦州起程，傍晚到义县，在八十九师驻义县一个团的团部住宿。这个团的团长是我在教导第二师任少校机关枪连连长时的中尉排长，相识十多年，见面很亲热。他帮我打电话给军长石觉、师长万全仁，让我们互相在电话中问好。因为十三军中、上级军官我全熟悉。

我们于元月四日上午到阜新，立即组织市府机关开始办公。因我带去的人很少，只好把原日伪统治时期的市府职员进行登记选用。原市政府大楼，已集中一千多日本人居住，我们另找了一栋两层楼房作为新市府办公房。

日伪统治时期的阜新市，市长是日本人，苏联红军于一九四五年九月接收，市长被关押。十一月初，林彪带领八路军到阜新，由红军移交给八路军，林彪委派马如龙任市长，叶舟任阜新县长。阜新县有近四十万人口，其中蒙族有三分之一。市区人口有二十多万。我到阜新时，市区一片凄凉景象，原有的大型发电厂，有三台五万瓦的发电机，全被苏联红军运走，全市无电无水。两个大型露天煤矿，所有设备也被红军搬走，工人无工可做，大部分走散。矿区房屋，也大都被破坏。全市区有近两万日本人，都分区集中几幢空楼房里，由原煤矿矿长久保孚（日本人）任日本居留民事务所所长负责组织日本人劳动。

元月中旬，杜聿明来阜新视察，我带他参观了不能发电的电厂，不能生产的煤矿，也参观了凄凉景象的市面。随他来阜新有长官部少将参议焦实斋。焦是河北井泾县人，早年留学英国。我和他认识是一九三四年，当时我帮助杜聿明办“北平市大学生寒假军训班”，他是北平“民国大学”的教务长，常到我们军训班给学生讲课。抗战时期，我在五十二军任旅长，他介绍他的弟弟到我旅任中尉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和平解放，他是傅作义的谈判代表，现在住北京，是民革中央常委。一九八零年十月，我在北京还会见了他，他现已年近九十岁。他随杜聿明到阜新，我问他，我怎样才能当好这个市长？他很幽默的说：“要靠你的本事”。

杜聿明到阜新视察，对我有帮助，他批给我步枪一百支，子弹三万发。又同意我印发小票三佰万元，在市面流通。他又同意我扩编一个警察大队。这时原在一九五师任中校参谋的钟毅（后改名钟良）来阜新，我介绍他任警察大队大队长。焦实斋也介绍了他两个老同学来阜新市府任科长，但干了两个月，觉得没有发财的希望就请假走了。

我在阜新市长任内，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修理好了十多栋受到破坏的公房；二、是培训中、小学教员，使停课半年的学校能在春节后顺利复课；三、是创办了救济院、几座保育院；四、是顺利地处理了日伪遗留下来暂时用不着的物资，解决了财政上的困难。市府有一辆小汽车，经过修理也卖给煤矿使用，我同杨明清乘自行车到处采访民情，筑求民隐。在发第一个月工资时，掌管财政工作的旧科长李振林拿着账本问我工资怎样发？我说，我只拿我应得的工资，发放以后剩余的钱留作公用。他后来对他的朋友说，他干了多年的财务工作，从来没有看到这样“廉洁”的市长。就这样，我看到阜新人民眼里露出喜悦的光彩。但是市党部书记长江济，市参议会议长邹子身等人却对我不满意，他们要我增加这两个单位的办公费，要我安排他们推荐不必要的人员，我不同意。他们造谣说我是挂着国民党接收人员的牌子，做的是共产党的工作。

有两件事很难办，一是在市区居住的日本人虽有人管理，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他们劳动，但是他们有时离开住地或单独行动，就遭到人们的打骂甚至打死。有三个日本人安排在市医院搞清洁卫生工作，被住院的病人打死了两个。日本居留民负责人久保孚到市府向我告状，并要求我下令以后不能再发生类似事情。久保孚说：“日本在过去对贵国人民的确是罪该万死，但这是少数军阀们应负的现任。而且事件已成过去，我们已低头认罪，他说这些话时眼泪直流。我当时安慰了几句，并答应惩罚凶手和下令禁止无故打骂日本人。第二件事，是许多市属机关的职工讨日本少女作老婆或作临时老婆，甚至一般的工人、农民也这样干。有的是女方自愿，有的不是，纠纷很多，经常闹到市府或公安局。市面上公安局长何瑞云，已有老婆和孩子，他也找了个日本少女作临时老婆，市府有个别科长和科员也这样干。他们不怕批评，不怕处罚，偷偷摸摸的干。

当时，云南部队九十三军有一个团驻阜新。这个团刚来时团长看望我，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世界上只有日本妇女对丈夫是恭顺，讨个日本妇女作老婆是人生幸福”。几天后，他真的找了个十八岁的日本少女作临时老婆。在遣送日本人回国时，这个少女哭闹着要回国才放走。这些事件的发生有人摇头，但也有人却认为“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应该受到惩罚”。甚至市政府东北籍的职工，也有少数人同情这些人的说法。认为这是“日本鬼子自己造成的恶果”是“罪有应得”。

一九四六年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在阜新的日本人分批遣送回国。国民党政府规定回国的日本人只准携带少量的生活用品和沿途需要的食物，其余财物由地方政府没收归公。阜新市没收日本人的财物很多，仅原煤矿矿长久保孚就有五十多两黄金。这些财物处理后，有人主张补助市府职工少许，我没同意。我认为，这都是阜新人民的血汗，应该用于公共事业的开支。

五月上旬，我的爱人张剑云带着六个孩子从南方到了阜新。沿途虽有不少军官的家属同伴，但一路吃了不少苦，最小的孩子还不到两岁，又患麻疹。从此，我这个多难的家庭，总算是又团聚了。我内心感到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