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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 -- gaogeli
流沙河以抗日战争兵役工作的见证人自居，其文章曾忽悠了不少生疏于抗战壮丁史的当代读者，然而，苍天有眼，流沙河先生的家乡却留下并出版了一系列驳斥流沙河的珍贵文史资料。
据流沙河先生家乡负责兵役工作的金堂县第三任军事科长邹浚哲撰文记载：
在估拉的壮丁当中，在县境以内尚未送走以前，托有权势者说情，尚可用另外一人调换或雇人去掉。但在各方面说情都需要花费，如向保乡投道，对接兵连疏通，每名壮丁需黄谷十余石（约三千余斤）。如遇到彼此权势互不相让，发生争闹械斗的也在所难免。
办理较困难的是1943年的一甲一丁，因数额增大，办理更难。乡保人员迫于政令，无可奈何，强拉买卖壮丁成风，有把老年去掉胡须冒充年轻的；有强拉僧道（和尚道士）凑足数额的。其中费用弊端更多。在保甲当中每送一名壮丁，摊到各户应出的钱多少不一，如系估拉远方的人所耗费用可能少些，只给出手拉人的人一切费用；如系本保甲而又有家属的费用就要多些，每名大约需黄谷十余石。这其中又要以软硬来分，硬的闹得凶的家属费用多些，软的费用可能少些。中间经手人，保甲人员，从中贪污的又不知道多少。种种弊端纷至沓来，下级官吏理不胜理，听之任之，更有浑浊其中，大家伙到吃“人骨头钱”（估拉买卖壮丁钱），只要对上能敷衍，对下能搁平，乃为能手，所取手段概不过问，哪管贫苦民众惨遭蹂躏无处哭诉。
流沙河先生称：“拉壮丁……不到万分之一。”可是，他家乡的《金堂县志》却记载：“（民国）28-34年，全县共征抓壮丁15 763人，其中自愿参加远征军的青年学生50余人。”
即便在动员50余名学生“自愿参加远征军”的过程中，兵役机关也是“以出国留学或游历等花言巧语麻醉学生”的。流沙河先生的家乡甚至因役政腐败舞弊，于1941年夏激起民变。
据查史料，民国28年2月14日至民国33年5月的“军政部训令”和“军政部代电”陆续记载：
接兵部队浮报接兵数目，提前呈报入营；侵吞草鞋、行军各费；侵吞（限制、掺杂、克扣）军食，任令士兵饥饿，不顾士兵致病；扣发薪饷，挪用经商；盗卖（欠发、调换）士兵被服，不顾士兵寒冷，任令由冷致病；侵吞医药费，不医不药，不顾士兵疾病卫生，任令由病致死；或是营舍简易，没有健康设备，不顾士兵睡眠；借故没收、出售入营新兵的财物，不顾士兵利益；侵吞士兵教育经费，不随收随训，即训即役；擅离队伍，私设厨房，不与士兵同甘共苦；奴役新兵，驱使抬轿及背担规定以外之物品；强迫病兵行军，鞭挞虐待；遗弃病兵，脱光衣服，甚至未死枪杀或予活埋；又有贿放壮丁，估拉沿途行客者。
对入营之新兵任意克扣，上下分赃，而美其名曰：“挹注公费之不足。”新兵患病者亦不治疗，致饿兵瘦死者不知凡几！如新二十七军新兵办事处先后接收之新兵死亡者二、三千名。
据国军某团长云：……全团每日死亡，有时至二十余名。
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风气及压迫士兵的种种暴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争的事实。也正因如此，国民党政府的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记载：“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
昆明市官渡区晓东村人高正中著文回忆：
半个月之后，这些新兵被饿得面黄肌瘦，走路是东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连爬也爬不起来了。他们大声小声呻吟着：“肚子饿，肚子饿！”喊得大声一点的，背枪的兵听到，还去打嘴巴子。
又是两三天过后，饥饿的呼喊声也听不到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无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条条地睡着。人虽死了，而两只眼睛还在睁着，我去看了一眼，真够害怕。带兵的人，从新兵中还找不出几个能抬死人去埋的人，只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残酷的是，病饿的爬不起来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边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愿死，拼命的两只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枪的兵却狠心地用枪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又据当年在四川黔江公路卫生站学医的杨增锡先生著文回忆：
……次日凌晨，接兵连押着壮丁往湖北方向开去，不久，黔江县商会会长李伯星、何学如等人来向卫生站联系说：“该接兵连在杉木垭一带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个壮丁，未壅头部，奄奄待毙，我们去挖起来集中在东门外陈仲云家的空房里，请你们去给药治疗一下，作点好事。”
四川剑阁团管区甚至接到了以陈诚名义发来的“代电”，称：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兵役，被老百姓骂作“兵疫”。
在弥漫赤县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壮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遗弃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壮丁，究竟有多少，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径作的大概推断。
1、按照何应钦的口径，1939年至1943年5月，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部队伤亡240万人，而同期却征出壮丁近1 200万人，不明下落的壮丁接近1 000万人。
2、《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估算口径有两个，一是“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一百万”；二是“在八百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即有四百万。两项合计五百万人。如果加上补入部队前的逃亡数，以及各级部队长官和各地兵役官员“吃空”的数额，与何应钦口径数，应该不会相距太远。
3、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口径算账，“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在抗战八年征出的1 405万壮丁（官方公布数）中，补入部队的只有350万人，非正常减员上千万人，其中受虐待致死人数在300万以上。
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 227 926人，其中阵亡1 328 501人，负伤1 769 299人，失踪130 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 559人，其中死亡422 479人，残废191 644人，逃亡323 436人。两项合计为4 165 485人。如果考虑到伤员伤愈归队情况，并忽略“吃空”因素，蒋梦麟先生估算的补入部队的壮丁数，与抗战八年部队实际减员数，是比较接近的。
4、蒋介石“统兵大员”的估算。据蒋梦麟当年的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当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诉一位“统兵大员”时，这位“统兵大员”却认定：补入部队的壮丁数“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据查，这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时为陆军二级上将的陈诚。
上述对抗战八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在1 000万人左右的估算，我们可以依据国民党政府及其将领等公布的数字，予以验证。已知条件、验证公式及计算结果如下：
已知：
1、抗战八年壮丁征出总数为1 405万人；
2、抗战八年部队减员总数为417万人，含同期逃亡32万人；
3、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不含警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及非正规编制的保安部队，下同）人数为252万人；
4、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为422万人。
5、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成建制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即所谓“曲线救国”）50万人。
计算结果如下：
1、部队正常减员数
＝抗战八年部队减员总数－同期部队逃亡数
＝417万人－32万人
＝384万人
2、抗战期间部队扩编数
＝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人数
＝422万人－252万人
＝170万人
3、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50万人
4、抗战八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
＝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1 405万人－384万人－170万人－50万人
＝801万人
上述计算结果：抗战八年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占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抗战八年壮丁征出总数1 405万人的57%。
上述计算结果虽然依据充分，但却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万名伤员中，多数伤愈后都要归队；
其二，因病死亡的42万人，多与受到虐待有关；
其三，由于“吃空”盛行，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始终是一笔谁都说不清的“胡涂账”；
其四，国民党政府公布的1 405万实征壮丁数，很可能是被人为压减下来的，实际数远远不止。
如果依据蒋梦麟遇到的那位“统兵大员”的估算，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很可能超过1 000万人。
以抗战八年实征1 405万壮丁计算，这个估算似乎离谱，但若考问抗战八年各年度的实征壮丁数，又不无道理。
根据何应钦和程泽润提供的数据，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壮丁近1 200万人，年均征出壮丁300万人。1943年5月以后两年多，准备实施战略反攻了，每年却只征出壮丁100万人左右，降幅高达三分之二。这不合战争动员的常理。
又据当年四川泸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李克猷回忆，该县征兵“过去每年配额是两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却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并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现了拉壮丁的高潮”。
如此，我们不能不推断：何应钦作为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对“拉壮丁”数额之大，对壮丁命运之惨，对役政腐败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后有人跟他算“壮丁账”，有损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把抗战八年壮丁征出总数，人为地压了下来。
上述推断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唐纵日记》。唐纵在大陆期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6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内政部政务次长、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等职，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数以上。”
假设国民党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这两个时间段的征兵，按照程泽润1943年5月报告陈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强度（即年均征兵300万人）不变，八年抗战，其征出壮丁总数应该接近2 000万人。
如果真是这样，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关于死亡壮丁占壮丁总数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壮丁在数百万之众。
还真有敢说这话的。
198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丛书，其中《中国的惊雷》，作者是抗战时期担任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白修德和该杂志政治记者的贾安娜。白修德后来成为普利策新闻奖金获得者。译者是曾担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籍新闻记者端纳。在这本书中，作者就断言：“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而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阵亡132.85万人，因病死亡42.25万人，进入军队后死亡人数总计为175.1万人。
抗战期间美国新闻处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格兰姆贝克甚至认为：“因受困和国民党的腐化而被浪费了的生命，有的因受命反对自己的同胞，或出于谋略，削弱非中央嫡系军队的长官而战死。有的以同一原由在可怕的长途行军中拖死。还有的，则由于国民党政府故意不把应属他们的食物、药品交给他们而致死。……据信，被日本人杀害了的有三百万人之多。而那种浪费了生命的人却约计千万之上。”
如此一说，更让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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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如此是俺唐突了。 1 史文恭 字78 2009-06-27 23:44:11
🙂您这样说客气了！谢谢鼓励！ gaogeli 字0 2009-06-28 05:10:12
🙂【原创】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3 37 gaogeli 字5954 2009-06-27 23:04:44
🙂【原创】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