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口述史背后丰富生动的历史背景：一个实例 -- Alarm

原帖：老引北京:俺先帮他补充补充。。。

一问一答，非常简洁，但是背后有着丰富生动的历史背景，我就挑两条自己熟悉的，展开了，稍微介绍一下。

此处的“师党部”应为“师管区”之误，一个是军队党务机关（但是在国民党军基本上形同虚设），一个是抗战期间基本的兵役机关。国民党军虽以“建设革命的党军”为建军原则，但是军队里面的党组织基本上是个摆设，基本上是靠长官的个人效忠、或者是派驻军统人员来保证部队的忠诚度（文强抗战期间就曾经被派到孙殿英的部队，行监视之责，但是孙部最后还是投敌当了伪军）。这也是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内部矛盾尖锐、部队协同性极差的深层次原因。

“抓壮丁”这个基本兵役制度，堪称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的几大弊政之一，它给国民党统治秩序造成的危害也绝不仅仅是大量壮丁非正常死亡、白白损耗人力资源这么简单。因为国民党基层政权，在“四·一二”血洗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以后，迅速地土豪劣绅化，壮丁制度成了地方豪强盘剥百姓、鱼肉乡里的工具，而且兵源质量也毫无保证。

名义上，独子不抓丁，每个壮丁的家里还有一笔政府给的优抚费可拿，但是实际执行完全走样——抓丁成了基层兵役人员敲诈勒索的好机会，符合规定的壮丁、只要家里有钱贿赂就不抓，转而强拉无钱无势的贫苦人家子弟，实在不行了，就拉一些大烟鬼充数。

更绝的是，还有一些流氓地痞和兵役人员勾结、干起了“卖壮丁”的营生。他们冒用他人名义充当壮丁、骗取优抚费（有时候还能从被冒名顶替的人那里额外拿一笔好处），然后贿赂押送壮丁的长官、半路上跑掉，长官则以“壮丁逃亡”的名义向上级交差。逃回来以后，这些人又再一次冒用他人名义当壮丁，周而复始、乐此不疲，端的是个没本钱的好生意！

抗战期间的兵役制度之祸，国民党高层是了解的。台湾出版的蒋介石文集，就收录了好几篇他在这一时期对相关人员的训词，在这些训词里面，蒋介石对兵役制度的种种弊端发出了严厉的、甚至是痛心疾首的训诫。不仅如此，他还下了狠手杀人：1944年夏，因为目睹财政部税警团壮丁的悲惨遭遇，他把当时的兵役署长程泽润都给毙掉了（滑稽之处在于，财政部税警团是自行拉壮丁的，不归兵役署管）。但是，“拉壮丁”这一弊政，一直都未能革除。

抗战期间，国军供给标准本来就偏低，每人每天二十四两带壳的谷物（注意，之所以是带壳的、而不是成粮，内里玄机很大）、副食一律没有。这个标准往往还执行不到位，各级经理部门（国军把后勤部称为经理部，从日军那里学来的军语）都会层层克扣（美其名曰：去壳），到最后士兵能够勉强吃饱就不错了。这个问题连嫡系部队都免不了，更不要说西北军这样的杂牌——实际上，除了极端困难的时期，共军部队吃得比绝大多数国军部队都要好、士兵的营养状况好于国军，至于359旅这样的大生产模范就更不用讲了（1943年1月至10月，全旅吃肉318262斤，平均每人每月约3斤肉，在当时，这个保障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所以，黄维这么清廉的国军将领，1940年在54军军长任上，也被关麟征抓住了把柄（将空额薪饷挪作它用）、要整他。因为黄维是为了改善士兵的生活待遇而吃的空额、一个子也没落入个人腰包，部队上下一片哗然，最后的结果是蒋介石批了个“可调本部高参”的和稀泥批语、把黄维调走了事。

抗战期间，普遍存在的“吃空额”现象对国军的损害极大，各部队非常不充实。抗战中期、郭汝瑰接任七十三军暂五师师长，前任师长给他“交底”说本部实有五千多人（表册上是七千多人），但是他上任后摸了摸底、三个步兵团合计三千人、只有一个满编团的兵力。与此同时，前任师长为了感谢郭在交接过程中没有刁难他，送给郭汝瑰个人一点“小意思”——二十多万斤军粮。更加恶劣的是，空额都是来自一线战斗部队（各级长官的勤务兵永远没人吃空额），国军部队本来就存在的官多兵少、一线战斗部队不充实的问题，也因此更加恶化、严重损害了部队的战斗力。抗战初期，国军最精锐的德械师，甚至因为空额太多、连火力排没有足够的人手携行编制内的武器装备，害得排长每次行军转移前、都要求爹爹告奶奶、央求步兵帮他们背机枪、背弹药。按照LUDA所说，某位解放军的开国上将（他没有点名），30年代当国府的中将师长时，也是位一等一的吃缺高手，当年武汉行辕派人点编部队后评价为，他的一个中央军师，实力还未必比得过一个杂牌军的旅。

历史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口述史背后可以挖掘、整理、分析、总结的东西，实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