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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灾在南北朝对峙及战争中的作用

张老师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时期，连绵不断的战争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刘裕建立宋朝政权及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南北对峙、相互征伐代替此前的各民族混战。这时期战争次数较之东晋十六国时虽有所下降，但也是相当频繁的。据统计，南北朝160多年间，作战次数达178次。[1]其中，南朝与北朝之间的战争就有42次之多。

在这些频繁的拉锯战中，水灾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所及范围往往超出灾害的本身，对双方的战争决策和战争进程均有很大的影响。本文即拟对此作一些分析和探讨。

一

关于自然灾害和战争的相互关系，邓拓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救荒史》一书中指出：“战争和灾荒，可以相互影响。一方面，战争固然可以促进灾荒的发展；另方面，灾荒不断扩大和深入的结果，就某种意义和范围来说，又往往可以助长战争的蔓延。”[2]虽然邓拓先生在此强调的是灾荒促成社会变乱，从而导致战争爆发这一方面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妨引用来阐述水灾在南北朝对峙及战争中的作用。具体说来，南朝诸政权往往利用大雨连绵甚至发生水灾之时发动对北朝的攻势，争夺地盘。

南朝军队的主力兵种是步兵和水军，其骑兵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低，不能与少数民族骑兵抗衡。北魏军队以骑兵为主，在平原地带能充分发挥其机动快速的能力，进行大纵深的前进与后退，一举歼灭敌军。为了和北朝铁骑对抗，南朝政权在江淮间构筑了许多能坚固防守的城池，在敌军来犯时，坚壁清野，限制魏军的机动。所谓“南军虽野战非敌，而城守有余。”[3]由于魏军粮运不济，难以持久，加之南方炎热潮湿的夏天不适宜北方骑兵，特别是重装骑兵的活动，所以，北魏军队往往只能在冬季进军，围攻坚城不下，而在夏季时北撤。关于这一点，南朝将帅均有清醒的认识。如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征虏将军刘善明上表陈事云：“匈奴未灭，刘昶犹存，秋风扬沉，容能送死。境上诸城，宜应严备，特简雄略，以待事机，资实所须，皆宜豫办。”[4]查阅史籍，魏军的攻势大多符合这一规律。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魏军攻克许昌。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446年），二十七年（450年），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宋明帝泰始三年（466年），都是魏军首先发起春季攻势。齐高帝建元二年（480年）二月，魏军攻寿阳。齐明帝建武二年（495年）正月，魏军攻豫、司、徐、梁四州。永泰元年（498年）正月，沔北诸郡为魏所破。梁武帝天监三年（505年）二月，魏寇梁州。太清二年（548年）正月己亥，东魏陷涡阳，甲辰，陷殷、豫二州。简文帝大宝元年正月己未，西魏克安陆，尽有汉东之地。北军在春夏时发动攻势往往是因为此年发生旱灾，利于骑兵作战，而不利于南军水军作战。

南朝军队没有足以与北朝抗衡的骑兵部队，战略上基本处于防守地位，因此雨水频多的时候反而对战事有利。实际上，南军在黄淮和江淮之间作战时，由于远离后方保障基地，路途遥远，必须携带大批粮食和抗骑兵、攻城等器材，导致辎重车辆大量增加，行军保障变得异常复杂。所以无论气候如何，进军路线必须尽量利用水道。而天然水道往往是断断续续的，有些地段必须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挖沟开渠。从而影响部队隐蔽性和机动，贻误战机。这方面，桓温第三次北伐失利就是很好的例子。东晋废帝太和四年（369年）四月，桓温率步骑五万北伐，攻打前燕。“时亢旱，水道不通，乃鉴巨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5]直到七月才打到枋头，与燕军对峙不下，又因军粮竭尽，被迫退兵，一路上“鉴井而饮，行七百余里。”[6]被慕容垂8000人马在襄邑截杀，死者三万人。

有鉴于此，南朝常常利用发水灾的时机对北军作战，并且似乎已经成为其指导作战的战略方针。从这个意义上讲，水灾成为南军进攻的一个信号和动力。如《魏书》卷112上《灵征志上》记载，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年）七月，“青、齐、南青、光、徐、兖、豫、东豫，司州之颍川、汲郡大水，平隰一丈五尺，居民全者十四五。”可知当时黄河发生全流域的大水灾，并影响到淮河流域。同书卷8《世宗纪》载，当年“秋七月，（萧）宝卷又遣陈伯之寇淮南。”很显然，南齐政权想利用大水之际攻城略地，夺取地盘。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年），魏将元英率众攻钟离，梁将曹景宗、韦?钡染苤?，双方对峙不下。次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长六七尺。”梁军“乘舰登岸，击魏洲上军尽殪。??????（魏军）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淮水为之不流。??????英以匹马入梁城。缘淮百余里，尸骸枕藉，生擒五万人，收其军粮器械，积如山岳，牛马驴骡，不可胜计。”[7]是役，梁军趁着水灾，大败魏军，取得了南北之战中最辉煌的胜利。《隋书》卷22《五行志上》亦载：“梁天监七年（508年）七月，雨，至十月乃霁。??????时武帝频年兴师，是岁又大举北伐，诸军颇捷。”

但是，也有主将无能，弄巧成拙，反受其害的时候。例如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年），梁出兵北伐，以帝弟临川王萧宏为主帅，“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南数十年所未之有。”[8]次年九月，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怀远县西南洛河镇）。萧宏“性懦怯，部分乖方”，停军不前。己丑夜，“洛口暴风雨，军中惊，临川王宏与数骑逃去。将士求宏不得，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万人。”[9]

关于南朝对水灾的利用方面，还有一点不可不提。淮河一线为南北必争之军事要冲，而淮河流域历史上湖泊众多，南朝政权为了军事上的需要，一般地必须保证江河湖泊中要有足够的水量，以利运兵运粮，并借以阻碍魏军铁骑长驱直入。如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年），青冀二州刺史垣护之上疏所云：“青州北有河、济，又多陂泽，非虏所向。”[10]处于自然状态的淮河流域，雨涝洪水泛滥必使河流两岸积为渍涝沼泽，而发展农业势必需要排涝筑堤，控制水灾。这与南朝政权蓄水布防的政策相冲突。因此，在南朝170年的历史上，虽然不断有大臣上书要求在两淮地区大规模屯田积谷，发展农业生产，但是始终不被采纳。即使有一些边镇大将开辟数千顷屯田，也不过是局部、短时期的个人行为。从全局上来说，南朝封建政权宁愿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远途输送军需物资，来补给缘淮诸戍，也不愿冒坐失地利之险。如齐明帝建武四年（497年），尚书令徐孝嗣表立屯田曰：“缘淮诸镇，皆取给京师，费引既殷，漕运艰涩。聚粮待敌，每苦不周，利害之基，莫此为急。??????今边备既严，戍卒增众，远资馈运，近废良畴，士多饥色，可为嗟叹。”[11]言辞恳切，句句在理，切中时弊，亦不能实施。关于在两淮之间蓄水的问题，任重先生在《魏晋南北朝两淮农业兴衰原因初探――兼议淮水排蓄之经验教训》一文中指出，曹魏政权在淮河流域蓄水兴屯时，已然把军事目的放在第一位。决策者以军粮积蓄和军事运输为着眼点，“强制性过量拦水，严重破坏原有水系，下泄受阻，以致经常河道溃决泛滥，旱潦更替，抑制了这个地区整体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12]实际上，东吴政权在防御曹魏的进攻时，也采取了类似南朝政权采取的办法。如吴大帝黄龙二年（230年），东吴在今巢湖县东南40里处兴筑壅巢湖，令湖北侵，防御曹魏。赤乌十二年（250年）十一月，孙权“遣军十万作堂邑（今江苏省六合县）涂塘，以淹北道。”[13]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东吴和南朝采取的是消极防御，以守为主的政策，与曹魏积极以攻为主的政策虽有不同，但其着眼点是一样的，甚至连过量蓄水的后果也极为类似。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

二

水灾在南北战争中的作用，还表现在双方政权都执行以水代兵的政策，淹没对方的城池，破坏对方的农业生产。这给双方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梁武帝筑造浮山堰，攻敌不成，反受其害，更成为千古笑谈。

水攻战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源远流长。《左传?鲁昭公三十年》载，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冬十二月，吴军“伐徐，防山水以水之。己卯，灭徐。”杜预注云：“防壅山水以灌徐。”这是史籍上最早关于水攻战术实例的记载。战国以降，水攻的战例更多，规模更大。梁惠成王十二年（前358年），赵肃侯十八年（前332年）和赵惠文王十八年（前281年），楚军和赵军曾三次决黄河，攻击敌军。[14]当时还出现了关于防御水攻的专著，如《墨子?备水篇》就详细记述了如何防备敌人以水攻城的战术方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以水代兵之事空前增多。南北朝时期双方交战，运用最多的方式是以水灌城。具体战例如下：

齐高帝建元二年（480年），北魏以梁郡王嘉与刘昶率步骑兵号称20万进攻寿春，豫州刺史垣崇祖“于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为深堑，使数千人守之。”魏军攻小城，“至日晡时，决小史埭。水势奔下，虏攻城之众，漂流堑中，人马溺死者数千人，众皆退走。”[15]

梁武帝天监三年（504年），北魏攻梁司州，“潜作伏道以决渐水，（梁司州刺史蔡）道恭载土豚塞之。”[16]相持百余日而不能下。

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年）五月，豫州刺史韦?惫ズ戏剩?“乃堰肥水，亲自表率，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17]既而城溃。

梁武帝普通六年（525年）夏五月己酉，“筑宿预堰，又修曹公堰于济阴。”[18]壬子，遣中护军夏侯??督寿阳诸军事，北伐。“频战克捷。寻有密敕，班师合肥，以休士马，须堰成复进。七年夏，淮堰水盛，寿阳城将没。”[19]众军乃进，“所向皆降下。。凡降城五十二，获男女七万五千人，米二十万石。”[20]

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二月，将军成景?y“攻魏彭城，??????欲堰泗水以灌彭城，（魏徐州行台崔）孝芬与都督李叔仁等击之，景?y遁还。”[21]

梁武帝大通二年（528年）五月，将军曹景宗“围魏荆州，堰水灌城，不没者数板。”[22]然魏军固守，未克。

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535年）兖州刺史樊子鹄据州反，仪同三司娄昭率众讨之，“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左右斩子鹄以降。”[23]

梁武帝太清元年（547年）九月，梁以南豫州刺史萧渊明为都督率军北伐，“上命萧渊明堰泗水于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进军与侯景掎角。癸卯，渊明军于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断流立堰。侍中羊侃监作堰，再旬而成。东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则婴城固守，侃劝渊明乘水攻彭城，不从。”[24]十一月，东魏援军至，梁兵大败，渊明被俘。

陈文帝天嘉三年（652年）留异据东阳反，侯安都率军讨之。“因其山垅之势，迮而为堰。天嘉三年夏，潦，水涨满，安都引船入堰，起楼船与异城等，放拍碎其楼雉。”[25]俄而城破。

陈废帝光大二年（568年）二月，陈将吴明彻“乘胜进攻江陵，引水灌之，（后）梁主出顿纪南以避之。周总管田弘从梁主，副总管高琳与梁仆射王操守江陵三城，昼夜拒战十旬。梁将马武、吉彻击明彻，败之。”[26]

陈宣帝太建二年（570年）七月，陈将章昭达率众攻后梁，为北周援军李迁哲所败，遂“决龙川宁朔堤，引水灌江陵。（北周总管陆）腾出战于西堤，昭达兵不利，乃引还。”[27]

陈宣帝太建五年（573年），吴明彻统军十万“进逼寿阳，（北）齐遣王琳将兵拒守。”王琳初战不利，“齐兵退据相国城及金城。明彻令军中益修[治]攻具，又迮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湿，多腹疾，手足皆肿，死者十六七。”[28]陈军趁势攻城，大破齐军，生俘王琳。

陈宣帝太建九年（577年），吴明彻率军北伐，北周徐州总管梁士彦拒守吕梁城，“明彻仍迮清水以灌其城，环列舟舰于城下，攻之甚急。”周将王轨率众救之。陈军不利，“自决其堰，乘水势以退军，冀其获济。及至清口，水势渐微，舟舰并不得渡，众军皆溃，明彻穷蹙，乃就执。”[29]

显而易见，在水攻战中，南朝占了绝对优势，取得了许多胜利。而北朝军队很少对南军用水攻的战术。南朝军队正是利用杀伤力十分巨大的以水代兵的方法来弥补其数量与质量上的劣势，取得了一定的战略平衡。

然而，一次水攻往往造成某一地区在很长时间段内无法弥补的损失，甚至成为无人地带。梁武帝筑造浮山堰的失误更导致了战略均势的破坏。

齐永元二年（500年）正月，齐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阳城（今安徽寿县）降北魏。寿阳是淮河中游的军事重镇，北魏据此则随时能挥军南下，饮马长江。梁武帝即位后，一直想夺回该城而未果。一名投降梁朝的魏国将领王足，向梁武帝提出一个水淹寿阳城的计策，即：在今江苏省泗洪县的浮山峡口，拦淮河筑坝，抬高水位，回水400里，直达寿阳城，寿阳就可不攻自破。梁武帝遂派材官将军祖??和水工陈承伯去浮山查勘，看看是否可行。

祖??带领人马实地查勘后，认为从地形上看，在浮山峡筑堰确实有利。因为淮河地区一马平川，寿阳城离此虽远在200公里以外，但高程相差不到3丈（约7米），筑成浮山堰，大水不仅可回淹寿阳，还可淹没大批魏国领土。但浮山峡一带地基多为沙土，不宜建大坝，所谓“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其功不可就。”[30]用现代话讲是：地形有利，地质不行。但梁武帝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命令康绚主持在浮山峡筑坝堵水，以倒灌上游的寿阳城，逼魏军弃城撤退。

工程自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冬开工，发动士兵、民工达20万人，南起浮山、北至石山，两岸同时向河中进筑。经过两年多努力，终于在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4月，截流成功。据记载，整个浮山堰工程包括一堰一湫（溢洪道），堰长9里，底宽140丈（约336米），顶宽45丈（约108米），高20丈（约48米），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座大坝，蓄水量可超过100亿立米，淹没面积达数千平方公里，堪称大观，在我国古代筑坝史上是空前绝后的。[31]大坝蓄满水后，上游几百里一片汪洋，大片北魏国土被淹，寿阳城被围困。但同年9月，淮河流域发生大水，水位暴涨，浮山堰溢洪道泄水不及，丁丑日，大坝溃决，100亿立方米的淮河水直冲下游平原地区，“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32]两淮地区本是东晋南朝精兵劲卒的征召地，著名的北府兵就是成师于此。但经此人祸，淮南一蹶不振，再没有出现过对政局有重大影响的人士和部队。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南方的豪族势力就以陈霸先为代表攫取了南朝政权。

综上所述，在南北朝的拉锯战争中，水灾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所及范围往往超出灾害的本身，对双方的战争决策和战争进程均有很大的影响。南朝诸政权往往利用大雨连绵甚至发生水灾之时发动对北朝的攻势，争夺地盘，并积极地执行以水代兵的政策。虽然收到一时之效，但也往往弄巧成拙，反受其祸。

注 释

[1]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 《中国军事史》附卷《历代战争年表（上）》，

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页

[2] 邓拓 《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01页

[3]、[9] 《资治通鉴》卷146《梁武帝天监五年》

[4] 《南齐书》卷28《刘善明传》

[5]、[6] 《晋书》卷98《桓温传》

[7] 《梁书》卷9《曹景宗传》

[8] 《梁书》卷22《临川王宏传》

[10] 《宋书》卷50《垣护之传》

[11] 《南齐书》卷44《徐孝嗣传》

[12] 参见 任重 《魏晋南北朝两淮农业兴衰原因初探――兼议淮水排蓄之经验

教训》，《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

[13] 《三国志?吴志?吴主传》

[14] 见《水经注》卷5《河水注》引《竹书纪年》，《史记》卷43《赵世家》

[15] 《南齐书》卷25《垣崇祖传》

[16] 《梁书》卷10《蔡道恭传》

[17] 《梁书》卷11《韦?贝?》

[18] 《梁书》卷3《武帝纪下》

[19]、[20] 《梁书》卷28《夏侯??传》

[21] 《资治通鉴》卷151《梁武帝大通元年》

[22] 《资治通鉴》卷152《梁武帝大通二年》

[23] 《魏书》卷80《樊子鹄传》

[24] 《资治通鉴》卷160《梁武帝太清元年》

[25] 《陈书》卷8《侯安都传》

[26] 《资治通鉴》卷170《陈临海王光大二年》

[27] 《资治通鉴》卷170《陈宣帝太建二年》

[28]、[29] 《陈书》卷9《吴明彻传》

[30] 《梁书》卷18《康绚传》

[31] 潘家铮 《千秋功罪话水坝》，清华大学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22页

[32] 《资治通鉴》卷148《梁武帝天监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