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薄熙来在重庆 -- 熊熊熊熊

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他又是中央领导集体中较快觉察到这些错误的领导人

他在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时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好了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的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

这时，又有人提出“消灭商品”的观念。对此，他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虽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但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

这次会议所议重点，仍然是人民公社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公社内部的“共产风”，即生产队之间、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毛泽东认为，各地的生产力水平不等，必有穷队富队之别，现在采取拉平的办法，实际上是一种掠夺，是让一部分人无代价地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

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恰恰在所有制问题上混淆不清，“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

“四清”的学名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源于1963年，那时大饥荒刚刚度过，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开始有所恢复。为了给四清运动创造经验树立样板，刘少奇派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数月后，王光美带领工作队在那里撇开原有基层组织，搞“扎根串连”，重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的实践，总结了一套“桃园经验”，由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干部听报告，带着这本“经”下乡参加各地基层的运动。事实证明，这是1949年以来农村历次整风整社所不及的，是一次打击干部、群众“两个一大片”的极左的斗争。尽管后来有人披露，“桃园经验”曾得到毛泽东的口头认可，刘少奇也才放手大力推广，那是另一问题，此处不议。

而王光美在全国因推广“桃园经验”而对农村基层干部、群众造成的伤害，平心而论，确实无法完全诿过于人，是不能辞其咎的。《一个真实的王光美》文摘中，以下一段应是王光美真实的表态：

她坦诚地回答：“那真是难说，只要一搞运动就很容易走火……搞运动，呼啦一下子，谁知道谁冤枉了？那个行为过火的人一定不是自己想过火，所以我不赞成搞运动这种形式……因为谁也控制不了。”她始终认为自己的遭遇是集体（群众）运动的结果，因而不存在私人恩怨。

比如在“四清”运动中，“谁也控制不了”的运动，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吗？难道不是由上而下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有组织地发动起来，包括以“桃园经验”为指导的扎根串连工作做到了家，才运动起来的吗？“呼啦啦一下子，谁知道谁冤枉了”，难道工作组心目中没有经过“扎根串连”、摸底排队确定的打击对象，能够盲目容忍群众自己决定矛头所向吗？如果是这样，“桃园经验”还值得费心传经送宝吗？实际上，“桃园经验”在一定时段内成为那一期“四清”的指导文件、工作组人员们人手一册的宝典，经验创造者虽不是“四清”运动的首创者、发动者、掌舵者，却也不能说没起推波助澜作用。

其实没有人能“一贯正确”，能有“三七开”就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