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戒网前最后奉献一把:大话中国证券市场十年-十年股市,六大拐点 -- 蝴蝶

第三回：丢八百万美金王石生反骨，为五十元飞乐约翰讲排场

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很小，李灏手握一支毛笔，边听汇报边练习书法。他一字一顿地说：“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们年轻人不要急躁，要沉得住气，困难越大，就越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

但１９９８年之后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已彻底改变了对股市的看法，股市已不是毁誉参半的试验场了，其为国企解困的功效被大为赞扬。

当时上海人并没拿这当回事，不就是个会嘛――至少在当时，与会者没有想到多少年之后，有那么多的人把这个会称为历史转折，有那么多的人要来看看这座小楼。

王石出了一口气

找到了组织，王波明们终于顺了一口气。

但在这之前几年，另一个姓王的，却为组织的巨大关怀而烦恼，做梦都琢磨着怎样挣开上级的怀抱。此人叫王石。

时至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１日，王石仍然毫不避讳对上级关怀的反感。否则，此书会对这一点含糊起来，挑事儿可不是好习惯。

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１日８时３４分２２秒，王石打开电脑，拨号上网，进入万网景，点击管理论坛，敲道：

昨天（１０／８／２０００），深特发公司和万科同时公布，原深特发持有的万科股票转让给中国华润总公司。消息是通过报纸公布的，集团的信息滚动条是在１１点钟才发送的，反显得滞后，敲打证券网查看万科Ａ、Ｂ股的即时表现，却进不了网，占线占线占线……

１９８４年成立的万科，开始同母公司还相安无事，只是１９８５年因母公司欲强行调万科账号上的８００万美元，开始了控制和反控制的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９年。记得１９８８年万科欲进行股份化时，深特发的董事长说：你就是孙悟空也跳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万科如常进行了股份化，说上述话的董事长却因经济问题辞职了。万科不是孙悟空，却感到一只无形的手掌摊在下面，随时可能收拢。在第１６年头，万科总算彻底脱离深特发。

本来一肚子的牢骚，在脱离的昨天却瞬时消失全无。回想风风雨雨，面对深特发大厦，默念着：再见了，老东家！

万科的磨难

回忆当年的磨难，王石道：

１９８６年深圳政府就下达红头文件，在国营集团公司系统推行股份制试点工作。当时国营集团公司的日子很好过，没有危机感，大家说：搞股份制设置董事会又增加了个婆婆，多此一举。所以没有国企响应。

我看到这份文件很兴奋。当时万科在企业的发展方向、利润留成比例、人力和资金调配等方面和上级主管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有很大的分歧，万科正处在十字路口，我意识到：股份制改造是一个让万科能独立自主经营的机会。

当深特发得知万科管理层的想法时，断然拒绝。为什么断然拒绝呢？你王石在我的全资公司还不听招呼，改制后你还不骑到我的脖子上啊！当时提出股份化改制的还有金田和原野两家公司，同样遭到上级主管公司的拒绝！

多亏市体改办采取了欢迎态度。岂止是欢迎，简直是喜出望外！总算有三家国营企业愿意试点搞股份制改造。万科、金田、原野成了体改办的宝贝，但同时遭到上级公司的反对，又成了烫手的山芋。

我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在政府领导身边工作的秘书班子，他们理解万科的处境，帮万科疏通渠道。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同志特意安排他的秘书唐火照不定期的约见三家公司的老总，这种安排完全避开上级主管公司、政府有关部门，有点微服私访的味道。

渐渐地，万科同深特发的矛盾公开化。当得知市政府准备下文同意万科股改方案时，派了一个请愿小组到市府办公厅，强烈要求办公厅撤回股改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办公厅于是暂停下发同意万科股改的文件。

我硬着头皮去找李灏，也就是所谓的告状吧。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同李灏对话。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很小，李灏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握一支毛笔，边听汇报边练习书法。听我们倒完苦水，他把笔一搁，一字一顿地说：“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们年轻人不要急躁，要沉得住气，困难越大，就越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

当时我年轻气盛，不满意市委书记原则性的回答和含蓄的批评，现在回想还是老的姜辣。

文件在政府办公厅耽搁了一个多月，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是市委副书记秦文俊亲自做深特发老总的工作，老总终于同意。

上市公司的免费广告

《深圳特区报》对股票上市非常感兴趣，但万科马上就给他们出了个难题：要求刊登招股通函书。这到底是算广告？信息？还是文件？到底应不应该收费？这个问题最后是市委副书记给解决了，他大笔一挥：支持。特区报也就第一次整版刊登了一个特殊的广告，而且免费。

以后就没有免费的了。而且，各上市公司的各类公告，已成为证券类报纸的主要财源。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么死去，要么免费。

政府发文件批准了，招股通函书发布了，接下来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了。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万科发行总股本为２８００万股，特区证券和中行信托两家公司作为包销商和承销商各承担了６００万股，剩下的很大一部分是万科的一些老客户购买的，再就是万科招股队的功劳了。

万科招股队那时被公司内戏称为打狗队。他们摆摊设点，有时可以看到万科股票在菜市场和大白菜摆在一起卖，此外他们还分成小分队，走街串巷，上门推销，对居民区进行地毯式搜索，就和今天的人寿保险推销差不多。王石本人曾跑到蛇口工业区，上台演讲做推销。有一次请工商局帮忙，由个体协会出面，邀请个体户开会，在会上反复向他们宣传股票发行的意义和股票的投资价值，可最后，个体户不耐烦了，说不用说这么多了，该捐多少我们就捐多少吧。

早晚要挨一刀，兄弟做活痛快点。

特区证券公司包销６００万股万科股票，但一个多月后还是有１５０万股没卖出，只好公司自己给买下来。

与此对应，万科的１０００万股境外发行的股票却被一抢而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隔着条深圳河，香港人抢，热热闹闹，深圳人捐，委委屈屈。

漆云生当时任深圳特区证券总经理，他回忆道：万科是第一家向境内外同时发售股票的大陆企业，王石说要按国际惯例办，说说容易，但马上就碰上具体杠杠，比如向外卖的那部分股票如何派息？也就是调汇问题。深圳市外管局也犯难，国家对直接投资有规定，对股票投资就没说法了。最后，市外管局还是开了绿灯，据说没经过北京。

童牧野是一位上海的投资者兼股评家，文武双全，骂人时满脸笑意。他在万科股票上小赚了一把，但并没有侠肝义胆守着老东家。

１９９１年６月２１日，童牧野以每股６．３元买进??捂到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７日??享受每１０股送２股??送后每股成本降至５．２５元。继续捂到１９９３年４月２日，每股分红利６分钱，同时享受每１０股送５股，送后每股成本降至３．４６元。１９９３年９月７日以每股１６元卖出清仓，在２年多的时间里，这个万科股票，爽爽气气，仅一个回合的买进和卖出，盈利３６２％。

送走老东家迎来新东家

万科首次共发行股票２８００万股，每股１元，当时万科的净资产１３２４万元。

１９９１年，万科第一次配股，从股市上筹措资金近１．３亿元，当时万科的净资产５０００多万元。有了这个１．３亿元，万科才能够拿出９０００万元去上海做西郊花园，从而进入上海市场。

１９９３年发Ｂ股，对万科同样意义非凡，那是在宏观调控前两个月，拿回了４．５亿港币，这笔钱使万科得以度过宏观紧缩的三年寒冷岁月。１９９７年增资配股募集人民币３．８亿元。

发Ｂ股以后，万科真正开始走专业化道路。在这之前，万科和当时的大多数新兴企业一样，相信东方不亮西方亮，热衷多元化经营，商贸、工业、房地产、文化四面出击，想闹个综合商社乐乐。

有一天，在筹划发Ｂ股的过程中，一位香港基金经理的一句话让万科明白过来了：“你们万科到底是做什么的？”自那以后，万科卖掉了怡宝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了万科扬声器厂和深圳万科供电服务公司，埋下头来盖房子。

万科一次次扩股，股权一次次稀化分散，大股东深特发虽然仍是老大，但在万科总股本中不过８．１１％。深特发不愿再投资，王石的不满也日益浮上台面。

终于，王石送走了老东家，迎来了新东家中国华润总公司。华润麾下另有一华远房地产有限公司，来日必与万科有一番整合。业界惊呼：房地产巨鳄来了。

谁来统领这条巨鳄？是王石还是华远董事长任志强？这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想像空间。

王石说他没什么钱，而且，在万科集团里只有很少的股份。万科的股份化改造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管理层并没有大量持有公司股票，企业的产权和经营权一开始就是彻底分离的。而在西方，所有权和经营权经历了一个从合到分的过程，现在甚至又出现了合一的趋势。

王石以为，哪一种形式更有利企业发展，恐怕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万科选择了分离的形式……

“对我个人来说，因为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就是，通过万科公司的创立和发展，培养出一批适应市场运作的职业经理队伍。我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人各有志，我的志愿不是当所有者，而是管理者。中国目前缺少职业经理阶层。但现在的年轻人更想当老板，既当所有者又当管理者……”

通常王石都是直着腰板的，但说这话时，让人觉得他在含着胸。也许当年要脱离组织，要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推进改革啦，转变机制啦，如果说出一句咱要股权啦，这还不让人家一眼错看咱在打小算盘？但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现在人家任志强年薪据说７００万元，同在华润系，凭什么我王石只有他的十分之一？王石还有一些话同样让人起疑。

王石说：“超过２５％的利润不赚。”赚得到赚不到是水平问题，想不想赚是态度问题。不想当元帅的不是好兵，不想赚大钱的商人――别说觉悟高修炼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想赚捆着你也得赚。相辅相成，不想赔踹着你也得赔。自夸定力超群，不妥。

与这话有相同味道的还有，王石特别强调职业经理人，给这个概念套上神圣的光环。什么叫神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经理书。王石打比方说，你想参加绿色和平组织吗？可以，但要辞去董事长职务。

谁都知道窗外事和经理书是无法绝然分开的，尤其在咱这儿，当经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多跑动，主要本事是酒桌海量。王石不屑于此，于是便把精神头用在爬山，玩滑翔伞。刘备当年不玩滑翔伞，而是去种菜，但仍免不了被曹操拉去青梅煮酒论英雄惊吓一番。曹操给刘备办了“双规”。

在上市公司老总中，王石也许是在传媒上露头最多的。有一阵子不过瘾，还剃了个光头，远远就照亮了别人。１９９９年中央电视台弄了个《２０年２０人》专辑，还把王石算个人物捆了进去。

就这么一块王石头，能从体制内挣巴出来并最终拜拜了老东家，能畅快或痛苦地驾驭着万科十几年，能光着头爬山并在传媒上当个人物，这就应了那句俗极了的话：还是改革开放好呀。

被摊派发行的深发展

万科股票是深市０００２号，０００１号是深发展。深发展的问世，就更有大悲大喜高举高打的色彩。

１９８７年５月，从信用社基础上改制成股份银行的深圳发展银行，首次向社会发售人民币普通股７９．５万股。据说，几个月时间，发行计划完成不到一半。１９８８年上半年第二次发行，依然门庭冷落。

有愤愤然的：又搞摊派！有客客气气的：买２０元做个人情。

有嘻皮笑脸的：你就把我当个屁吧，放了我，你也舒服我也爽快。

这时候，就出现了日后被广为传说的深圳市委市府以党性的名义，动员党员干部带头买股票，支持新生事物。

就在这同一年，北京市也动员党员干部替政府分忧，但不是买股票，而是冬季买大白菜。后来这个事变了味，从动员个人变成动员单位，单位一并交了钱，把菜票发给个人，一人１００斤。那几天街头净是用自行车推大白菜的。也有那嫌麻烦的，废了票，菜也不要。

深圳股市从１９９０年初开始升温，烧得股民热情澎湃，烧得官员烦躁不安。左劝右说不管用，最后只好命令自己的干部抛股―一些干部由此成了十万富翁百万富婆。

深圳领导的初衷是经典的：共产党人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最好是共患难但不要同富贵。

再后来中共中央明令禁止县处以上干部沾股，本意也是防止党员干部以权谋私与民争利。

但１９９８年之后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已彻底改变了对股市的看法，股市已不是毁誉参半的试验场了，其为国企解困的功效被大为赞扬。当股价下跌时，不仅股民眼绿，官员也着急，急了就请《人民日报》发文章。这时候，股民就成了支撑股市的英雄，成了为国企脱困的勇士。但是，此时，县处以上干部沾股的禁令依然没有解除。这就意味着，股民兄弟兀自支撑英勇沉浮着。

闲侃一句，此是后话。

飞乐音响响彻上海

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南北混杂。尤其在南方，更显出其北方味道。高举高打，猛虎出山。像这头几员战将，深发展、万科、金田、原野，好歹都是国企，虽然块儿头不甚大。

与之对照，上海人的精明、谨慎和周密就十分耀眼了。时尚变了，英雄已不是粗猛的西部牛仔，而是细语的白领精英，手握已不是匹马单枪，而是亿万巨资了。

比深圳人早两年半，上海人派出民兵探营。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８日，上海《新民晚报》在一版不显眼的地方刊登了一条消息，这条消息没有署名――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１８日开业

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发行１万股每股５０元

本市出现一家接受个人和集体自愿认购股票的新型公司――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它对社会发行１万股，每股５０元。

记者今天上午在武夷路上飞乐音响公司见到公司董事长兼上海飞乐音响总厂厂长秦其斌，他透露说：将于本月１８日开业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采用集体、个人自愿认购股票形式来筹集资金。对全部个人股票实行“保本保息”的优惠办法和自愿原则，即“自愿认购，自由退股”。公司委托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发行股票。当个人或集体认购股票后，不论金额多少，均为公司股东，享受平等权利，有权参加股东（或股东代表）大会，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向董事会提出项目，或参加公司组织的其他活动。每年年终，根据公司税后盈利情况，董事会拿出部分利润按股东认购股金份额分发红利。

据了解，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的任务是经营成套音响设备，并承包宾馆、影剧院、体育馆等音响设施设计、安装工程。

今天大家怎么纪念这条消息都可以，事后的评论永远是聪明的。但当时上海人并没拿这当回事，就像红军１９３５年来到贵州遵义，在一个逃走的敌军旅长的家属楼里（还有一说是天主教堂）开了一个会，不就是个会嘛――至少在当时，与会者没有想到多少年之后，有那么多的人把这个会称为历史转折，有那么多的人要来看看这座小楼。

但当年有人注意到这条消息。日本《朝日新闻》先登了一大块文章讲飞乐，接着日本野村证券株式会社董事长伊藤正则满大街要找上海同行聊。资本家总是对自家的东西感兴趣，为股票发狂。

上海人大多是安分的，这在上海街头都可以感受到，骑车闯红灯的都比北京少。飞乐音响（后被称为小飞乐）发股票，没听说过像深圳万科王石那样梗着脖子的动人故事。

此前，１９８４年的一天，上海市副市长阮崇武约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李祥瑞和副行长龚浩成商谈起草股票管理办法，由分行计划处副处长张令铃执笔。

７月，８条《暂行管理办法》出来了：

１、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发行股票。

２、发行股票分集体股和个人股两种。

３、集体股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及农业生产队发行，股息相当于企业存入银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

４、城镇职工、居民、农村社员和侨眷等可认购个人股，股息相当于一年期储蓄存款。

５、股票发行分定期收回和不限期收回两种。定期收回的规定发行年限，分次或一次由发行单位偿还本金，收回股票；不限期收回的由投资人持有股权，发行单位不收回股票。

６、每年年度终结，股票发行单位根据税后利润情况，可提出一部分按投资比例分红。每年分红的金额一般可占股票面额的百分之三至五。

７、股票持有者如要出让股权，可委托银行信托部代为销售转让，或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

８、股票均以现货交易为限。

１９８１年龚浩成在上海财经大学当教授，踏踏实实讲了３节股票课后就有人敲打他了，龚知难而退不讲了。谁想３年后龚浩成把课堂搬出了教室，他调到人行上海分行当副行长，后接李祥瑞任行长，一手扶着股票钻出土挺起腰。

龚回忆说：上海的股份制是１９８４年兴起的，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大发展了，要钱花了，但国家的银行不会给他们的，他们只好自己找钱，老的企业发债券，新的厂子发的就叫股票了。不管叫什么，反正是大家拿钱来凑到一堆，农民劳动力要带着资金才让入伙，所谓的债券或股票，其实只是一张收据，“兹有张三李四，交来股金若干，归还期限如何，年息多少”。当时发行数量也少，１７００家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也不过２．４亿元。严格说??这不能叫股票。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暂行管理办法》，才出现了第一张股票小飞乐。

小飞乐定向发行登报时已大功告成，静悄悄全找好了下家。上海人没留意也就罢了。１个多月后，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４日发行延中实业有限公司股票时，可了不得了，上海人都醒了。

延中股票由工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部代理发行，当时胡瑞荃副经理在现场操作，他说：“从江宁路排队转弯到南京路，人群长队绕了好几条街，结果２０路车也开不动了，交警跑来找我：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人呀……延中股票发行额共５００万，原来计划在柜台上发行３５０万。可到中午１２点一看，不得了，已经超过３５０万。我马上打电话请示上海人行金管处，对方说要控制在４５０万以内。到下午３点钟一看，已经发到４７０万，不敢再发了，马上来个急刹车。”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至少在发新股时，１９８４年上海人比１９８７年的深圳人精明。

邓小平送老外股票

但上海人依然是忐忑的。直到１４年后的今天，上海人依然会百说不厌地把送给美国人小飞乐股票的故事讲给你听。送给美国人或日本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关键是谁送的。

谁？北京。北京抬抬头或挥挥手，就有一锤定音之效。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３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举行。一位叫阮江宁的上海记者闻到了味，他特别提到，参加会议美方有２０多人发言，中方只有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发了言。６年后刘担任了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

这批美国大亨中有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会议期间，邓小平会见了凡尔霖。

凡尔霖向邓小平赠送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这可忙坏了中国人，回送个啥？人行官员四处寻找，想送给美国人一张股票。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外国人能办到的，中国人一定能够办到。

当时，１９８６年，沈阳市发行股票债券的企业有５０２家，发行金额４．１亿元，其中向社会公开发行的有１４家，发行金额３亿多元。上海有１５４８家，发行金额２．４亿元，但只有小飞乐和延中两家向社会公开发行，发行金额只有５５０万元。此外，在北京、广州、成都、武汉、深圳都有企业发股票或债券，规范的或不规范的。其中有名的是１９８０年１２月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公司（后改组为成都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１９８３年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发行股金证??１９８４年９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了定期３年的股票??以及上海小飞乐――大家都说自己是中国第一股。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摆在人行官员面前有十几张股票，送哪一张呢？最后北京大手一挥，要小飞乐。为什么选定小飞乐？至少它印刷漂亮。

这漂亮的小飞乐经过北京的手，就变成上海人的尚方宝剑。

凡尔霖接过小飞乐股票，乐了。但他不高兴的是，股票上的名字不是他的，是上海人行副行长周芝石的。他要去上海过户。如果这名字是邓小平的，也许他就算了。

约翰?凡尔霖一行来到上海，住进了锦江饭店。凡尔霖第二天要去工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要去世界上最小的只有１０来个平米的交易柜台办私事。凡尔霖要警车。上海人说只有国家元首才免费用警车开道。于是，凡尔霖花２０００美元雇警车去过户一张５０元人民币股票。

凡尔霖怕是被骗过，所以才像王海以后做的那样，要打假。

静安分部经理黄显贵说：“我们的股票发行多少是有数的，多出来的一定是假的。”

“这不管用，可以印重复号呀。”

黄说：“股票是上海印钞厂印的，有防伪暗号。”

“这也不能说明问题，暗号只有少数人知道，其它人一样会受骗，而且，彩色复印机连暗号也能印出来。”

黄说：“我们的股票至少有两处印鉴是空着的，是要后盖上去的，红印泥不同于印刷。

“这个好像也不难复制。”

黄拿出了绝招儿：“我们还有钢印，凸凹的怎么复印？”

据说凡尔霖被说服了，高高兴兴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