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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关于叛徒问题以及其他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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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补充一个刚看到的曾彦修的回忆资料。

做口述史的刑小群采访曾彦修(笔名严秀)的文章片断,里面谈到了61人案的平反经过,值得一看。

曾老回忆说:最早是1977年春天,于光远到上海办事,我们俩谈到61人案。我说这个事情怎么闹成这个样子呢?中央对这件事是最清楚的,是毛主席他们在延安批准的呀。那时我们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一些人都是知道的,“七大”前后考虑到一些同志要在中央工作,还让老同志专门告诉了我们。这在延安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不成问题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康生亲口对我们谈过这个问题,只要把他结我们讲过的话,原原本本写出来,就能彻底揭穿事情真相。于和我是在上海张辑显同志家吃饭时谈起此事的,最妙的是,我们连康生的很多原话全记得。

1948年我们参加的土改工作试点团在山东,康生是团长,于光远和我都是团员。那是除夕,区党委请吃饭。区委组织部长刘格平是回族,他不参加我们吃饭,第二天在他自己的房子里,又请了我们一次。那天在刘格平住所吃完饭后,康生照例带我们一群人到村外散步。散步时,康生说到刘格平。他说刘是个老党员,可是一提起《可兰经》,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见了。为了说明刘格平如何古板,康生就详细给我们讲了“61人”出狱的事。1936年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当书记,柯庆施提出,华北形势很危急,需要干部。这些在狱中的同志,要么落到日寇手里,要么让蒋介石提到南京去,都很危险。宋哲元也不愿这些人留在自己手里,表示,这批共产党人登个启事,就可以放出去。北方局认为,我们的同志都已经过几年残酷考验,已经证明他们是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自己决不会登“反共启事”出狱的,但现在要他们赶快出来工作,由中央决定特许他们登“反共启事”出来,他们便什么错误也没合了。报告是刘少奇订给中央的,中央讨论后,表示同意。由张闻天答复刘少奇.张闻天当时是总书记(现己查明叫“总负责”不叫总书记)即代表中央。对中央的决定,狱中的同志起先都不相信,坚决不出来;经过组织反反复复做工作,并强调是中央决定,如不出来,违反纪律自己负责等等,他们才陆陆续续出来。曾老说,其他细节,不用谈了,跟薄一波同志现在的回忆是一模一样的。康生谈这个事件经过时,笑着说,刘格平就是不出来。所以刘格平比别人多坐了8年监狱,直到日本投降。日本人占领北平时根本不知道狱中还有共产党,把他当做一般的刑事犯了。康生是为了说刘格平脑筋古板,不会变通,才把“61人案”的经过对我们说得清清楚楚的

这里出现了刘格平和土改工作团。刘先生的资料暂时没查到,在曾彦修的自述里有土改工作团的信息:

l945年日本人投降。46年底47年初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组织了土改工作试点工作团。康生为团长、陈伯达为副团长带着一批人.到山西、河北、山东搞土改试点。团里主要是老同志.廖鲁言、张琴秋等,青年人有于光远,有我,还有史晋堂、田家英。但田家英在的时间不长。(“康生与田关系是否不好”?不,不,那时他们关系好得不得了。)因为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委在西柏坡,身边需要一支笔,就叫田家英去了西柏坡。我们这个工作团一直搞到1948年夏天7、8月间。这段工作的极大好处是深入到了基层。但对康生的极左错误思想也了解得淋漓尽致。那时他在山西的临县郝家堡,我们在山西朔县,我们的大组长是张邦英。大约是7月.康生让各组到郝家堡汇报。从我们那里到郝家堡要步行七天,老同志都不愿意去,他们要去也很麻烦,要马匹要警卫员。就让我去,我没资格去,他们就让我只听汇报。我没资格去,他们就比我去听汇报。

最后,

大约是1978年秋天,我已回到北京,在大百科全书筹备组。一天,于光远打来电话,说马上有车来接我,有重要事。我到了他家,他对我说:“昨天见到耀邦,他正在为薄一波等同志的平反问题着急,我对他说,我们写过一个材料,证明康生原原本本给我们讲过这件事的经过,而偏偏这61人冤案又是他搞的。耀邦说,他没有见到这份材料。耀邦同志让我们赶快再写一份立刻送去。”因为上次是我执笔,于光远就让我赶快重写。我拿了一技钢笔用了十分钟就写完了。于光远改了几个字,让秘书立即打印送给胡耀邦。我说还有几个同志在场也听过,应该让他们也签名。于说年纪大的同志不要找了,万一记不清楚了,反而会节外生枝,耽误时间,反正我们两人任何时间写的说的都是一样的,我们两人负责就行了。

后来:

中央给薄一波等61人平反的正式文件后面附上了我们两人的证明全文,因为这个材料打中了康生的要害

看来当时给61人平反的阻力,还是来自已经死去四年了的康生啊,真是阴魂不散。

而采访者和曾彦修的一段对话也很有意思:

和曾老聊起,我说,今天看来,“61人叛徒案”不是孤立的事件.一开始戚本禹批《李秀成自述》时,说李秀成是叛徒;后来又说瞿秋白是叛徒,直到把“61人”打成叛徒,这是发动文革的斗争逻辑。刘少奇,瞿秋白,王若飞,他们是不是叛徒,中央哪儿会不知道?

曾老说.是啊,周总理去世后,《大参考》又提出“伍豪启事”,还不是要在总理身上做文章?其实,当年报上的“伍豪启事”,都知道是敌人造的谣。(现已知道,具体的出谋划策和经办人就是当时国民党中组部的特务、后来坚持国共合作的张冲先生经手办的。)后来我党巧妙地登出的反启事,康生也是参与其间的一个人。历史就是历史,岂能随便篡改?

里面提到的《大参考》,在李慎之的自述里可以找到:

我原来是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王飞是主任。我分工管《参考资料》(大参考)和《参考消息》。那时“大参考”的文字量比现在多五、六倍,为了执行乔木同志要把新华社办成“消息总汇”的方针,为了追求实效,我决定《参考资料》一天要出三本,上午版64页,中午版24页,晚上版32页。而旦要求一定得在早上八点、中午一点、晚上七点送到中南海办公桌上。这样“一日三参”,还部是老五号宁,每天都有二十三四万字,量很大。《参考消息》是毛主席在江西就提倡的,在延安时就有了。但《参考资料》是我们首创的。后来因为江青骂《参考资料》:你们不想想,主席年龄那么大,要拿放大镜看《参考资料》,从此“大参考”变成了大字。那时星期天是停刊的。江青又发话了,礼拜天主席要看《参考资料》,怎么没有了?结果,星期天,节假日,都照样出刊,这句话,执行了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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