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梦评版】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 -- 梦里依稀

坦白的自我批判

　　必然世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既然对　蒋总统如斯的恭崇，为什么又会发生西安事变那样的愚蠢行动呢？

　　我素日喜欢有这样的两句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要人家来揣测，不如我自己来分析。我认为究原祸始，是由于我的个性。我今愿坦白的自述，以免后之人，发生疑难，枉费推敲。不但后之人，就是今之人－－甚至于我的朋友们，有些对于我的批评，我认为是不大正确。不但在国内，在外国报纸杂志上，我常看到：称我这个人为　Mysterious（具神秘性）。

　　可是我在这里得补说一下，我有几位外国朋友：如J.E. Platt（普赖德），W.H.Donald（端纳），J.C.Elder（伊雅格） ， Dr.H.W.Miller（米勒大夫）等人，他们对我是相当的认识，我也引为他们是知己。这里也许是有个原因－－是我的性情，有些跟他们相似。

　　一个人讨人厌的是，常把自己挂在口头上。可是现在我必得把我的性格说一说，使人明了，而容易去研究与我有关的那些历史上的问题。

　　我这个人哪，用好的话来说：是从善如流，知过必改。用另一个字眼来讲：是轻信易惑，见异思迁。我对于中国的传统礼教，是接受的不大多。自幼就具有不柔顺的性格：违犯我的父母，违犯我的老师，违犯我的长官。富有同情感：同情他人，同情对方，甚至钦佩我的敌手。我想，这也许是由我爱好运动而来，所谓　Fair Play，Sportsmanship。举例来说吧，我少年时喜欢打网球，常同人家竞赛，凡是我打输了，我没有赖过帐，或者是羞恼。我自己已经打输了，我承认是我的技术不如他，我觉着这并不是我的对手怎么样的高强，实在是我自己低弱。我自然要观察他那一著比我打的好，我保持著我的长处，改善我的弱点，学习他的打法。凡是我打输的时候，我诚意的向他握手，表示我的钦佩致贺。我从没有起过嫉妒心理。同我赛过球的人，我想他们是可以给我做这个证明的。我家乡东北，有这样一句俗话，“任可给好汉牵马拽蹬，不可给赖汉子当祖宗。”我这人就有点这个怪脾气。假如我承认某人的某件事是对的，我可以向任何人认错低头。我过去曾给我的部下，我的仆从赔过罪，也曾用金钱或礼物，赔偿我对他人的错失。假如我自己是没有想通，我不承认那件事是对的，或是觉着我是有理的，对于任何方面我也不肯屈服。这就是我桀骜不驯，玩世不恭的天性，而我过去最大的弱点，是我不能沉思静虑，又素匮修养，凡自以为是者，辄一意孤行，不顾一切。如今思来，甚为悔忏。

　　这里把我自己说得太多了，言归正传，再回来写那到了南京的事吧。

军法会审

　　我到南京之后，受军法会审于军事委员会。会审委员为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当审判时，李又怀中拿出来预备好了的几个条子，一一向我发问：有的是，你是受了何人的指使？有什么，你是怀了什么野心？等等。我闻之甚为气愤，我想他们拿我张学良当什么人？立即答以强悍不逊的言词。李见我紧张激愤，令人给我纸笔，嘱我笔述。我提笔急书。李从旁徐徐言曰：“汉卿，这是有关历史的大事，与你自己也有很大的关系，望你好好地写。”关于这一点，使我对李协和先生永不忘怀。

　　受审后，被判为十年徒刑，蒙　蒋委员长向政府的请求而赦免。在此期间，被禁于孝陵卫孔宅，军宪守护，日夜不离。古友多人，探询慰问，有远来自北方者，情深潭水，令人感激。

　　尔后贺贵岩奉派持　蒋委员长手书接，叫我迁移至溪口居住。到达后，蒙　蒋委员长召见同餐，并指示我精读　总理“民主主义”，阅看“完人模范”和“明儒学案”，修养身心，善自检束。

山海关注：

傅斯年致胡适的信中提到：在军事法庭上，张学良态度强硬，作了一番演讲，反而把审判长大大地感动了，蒋得知后，很气，说“不放这小子回去”。

法庭上，张学良说：“我对于我们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 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详见《张学良在国民政府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审庭上的答辩》

1/1４日蒋在溪口见张一面，可能也是要看看张的态度，蒋在当天日记中写　“汉卿胆小怕死，狡谐糊涂，诚不可理喻也”，张学良则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　“晚七点，蒋先生同餐在座有子文、次辰、贵严、雨农诸位，饭后谈劝余看二书，《完人模范》、《民族主义》，余报告此来之意，委座对余事感戴之意，并请勿为了我，费了为国家之精神，余可自制自了，任何事委座告余，必尽力之所能，余平生不愿负人，最难过欠人之恩义”。

后来徐永昌去见张，回来同蒋说张无悔意，不可轻放。

廿年的生活　　

　　因抗日军兴，上海吃紧，南京撤退，战况屡生变化。我先后曾迁到过皖之黄山，赣之萍乡，湘之郴县，永兴，沅陵，黔之修文，贵阳，开阳，桐梓，蜀之重庆。最后于三十五年冬移居到台湾，不觉瞬息又十年矣。于今年的元旦仿贾长江，我也言诗一首：

　　客舍台湾已十霜，忧心日夜忆辽阳。

　　何当共渡桑田水，痛饮黄龙践故乡。

山海关注：　

张将军１９３７年１月６日日记：

　　　　“西安之事，闻之使我忧悲万分，夜也不能睡，余希停止内战，可一致对外，不料想内乱又来，抗日无期，余救国有心，处世乏策。．．．余心救国，等于误国，．．．中国人三十岁为最高年龄，余已三十六岁矣，还有何惜乎？惜国难家仇未报耳，不知何人埋吾骨于东北也。”

　　３７年的时候，张将军只愿能埋骨东北，到台湾十年后仍然念念不忘的是故乡。可是自从１９３１年张将军离开沈阳去南京开会，再也没有回到东北。那次他到南京，受到蒋的南京政府空前绝后盛大的欢迎，那是蒋张合作的黄金岁月。荣至辱极，尔后岁月沧桑，七十年的漂流岁月，记载的岂只是一个人的命运，那是分裂带给一个民族的痛苦，是那场战争留下的久久不能忘怀的历史记忆。

　　晚年的他，面对大陆从官方到民间至诚，热情的邀请，却犹疑不决，是自认不肖子孙无颜对家乡父老，还是信守最后一点对中华民国的情义？何人能知？

　　这廿年的岁月，就这样的悠悠过去了，白驹过隙，岁不我与，说来十分惭愧，我虽然看了些我在过去未曾读过的书，也经历了我未曾体会过的事，则仅是马齿徒增，而愚顽如故。所不同者，只是秃头白发而已。

　　世事沧桑，兴亡鼎沸，举目不胜浩叹！怀念祖国，抗日军兴，举国同胞，浴血抗拒，前仆后继，据有国难家仇的我，反则朝餐夕食，坐麋廪粟，未能血溅日寇，为我终身的遗憾。迨至共匪全面叛变，红羊赤马，大陆变色，同胞陷于水火，此两宗重大祸乱，我皆寓有肇造的成份，每一思来，为之黯然。我自弱冠以至而立，十数年间，每一动念，辄有超出我预想不到之后果。如我之少末，安能至此乎？再四思维，事非偶然，亦非必然，不得不走向因果宿命之论，暝暝中有所主宰，非人之所能知之者也。

山海关注：　

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８日张学良上蒋中正书：

　　“．．．万一不幸，中日必须兵戎相见，俯乞　钧座赐良杀敌之机，任何职务，任何阶级，皆所不辞。能使我之血得染敌襟，死得其愿矣。如蒙　钧座之允诺，良生当陨首，死当结草。钧座俯临华夏绝不令匹夫一志之不伸，临书惶忪，不知所云，俯乞鉴查．．．”　　

对共产党的观感

　过去的懵懂

　　我猜想着，一定会有人在那里疑问，或者研究我，现在我对于共产党是怎么样的一个感想哪？因之，我想把我对于共产党的问题略为来说一说，这也是一件历史上的公案，我是应该来说明的。

　　廿多年以前，我对于共产党可以说是无所知。我出国之时，我时常在那里想，中国当时的第一课题是－－打倒日本，才能复兴。因国力如斯，如何能抗此强敌呢？遂想到法西斯的办法，能复兴古老之意大利，共产党致强颓唐的俄罗斯。因之对于法西斯和共产党在我心中都发生了懵懂的憧憬。迨归国，担负剿匪任务，同共产党有了正面的接触，感觉到这一伙叛徒，是有他们的另一套鬼名堂。在武汉时，我请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给我讲解共产党的理论，他推荐了一个姓段的，给我讲过李达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他讲的并不怎样的高明，也是我对于这一套的理论是一窍不通。尔后在西北剿匪，数遭挫败，感觉到共匪他们有比我们强的地方，如果利用他们这一套，也许是可以来对付日本鬼子？因之发生了收编共匪，用使他们来抗日的想象。等到共匪喊出来共同抗日的口号，实中我心。结果是“悼心失图”，“抱薪救火”，未能预料到祸患的后果。

山海关注：

　　据刘鼎的回忆，张学良曾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共产党提倡国际主义，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无祖国”，那这样怎么来领导民族抗日战争呢？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能说张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

　　法西斯的意译是“国家社会主义”，它与俄式共产主义的共同点就是都强调“集体主义”，忽视“个人自由”。有学者说，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救国救亡”的急迫感，需要崇扬“集体主义”，因而压制了关于“民主自由”的思想启蒙运动。

考其理论审其言行

　　近廿年来，我看了几本关于共产党理论的书籍。那里面，一眼看来也有它的道理，不过再一深刻的思考，那些学说，跟中国历史的传统和中国社会的背景，我觉得是不相合的。就如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连他们自己总是混淆的没有搞清楚。有好些见解，多是片面的说法，不是由总体来着眼。借他们的术语来说，正所谓是“见树不见林”。确曾如　总理所指出的：“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我们的　总理在民生主义第一讲中，关于共产党的理论已经指示得很透彻，惜我过去未能尽信体认。再本体论上，　总理亦曾指示的十分明白，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而实相为用，考以前科学未发达时，往往以精神与物质为绝对分离，而不知二者，本合一之。

　　共产党的学说，只是破坏的学说，他们所着眼的只是人类的仇恨和丑恶，所根据的只是物质方面。诚然，他们是唯物论者，所以他们主张有感而后有觉：说精神不过是物质的反映。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发表发表我的拙见：我并不赞同如费能大师“非风动非幡动，乃仁者心动”之说。我也不赞同阳明先生“我不看花，花不在”之说。我觉着，我心不动，可是风和幡仍然照常在那里动。但是风动也好，幡动也好，如果我心不动则是与我无关。我虽不看花，花仍然在那里独立存在着。可是我要是不去看他，花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研究人类哲学也好，研究社会学也好，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人的问题。物质诚然是独立存在着，但是不经过人类的思维，他又与人类有什么关系呢？举个例子来说吧！譬如原子能，自然他早在那里存在着，未经过人的心，也是执行他的能，可是若不是经过一番人的思维，对于原子能，人是能不能控制哪？不能利用，他能不能，与人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原子能的问题，若不是通过人心，他怎么会能够发挥为人类有贡献的能呢？就如唯物论者所奉行的辩证法，那么他不是经过人的思维，他那里来的辩证呢？法，是人为的。列宁不是也承认理论的重要性，他不是说过：“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革命运动。”他不是也承认，社会的习惯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问题上，不也是高呼过，不要唯武器论。这不要唯武器论，下边的注解是什么？－－那就得说大众意志，大众抗日的精神，超过武器的力量。心离物无所能称心，物离心无所能成物。心无物，无以表现其目的，实现其理想，物无心，无以实现其功能，发挥其价值。心物合一，才会有人生的宇宙，心物合一，才有了社会组织，心物合一才有了哲理和神学。

山海关注:

　　哈哈，唯物辩证法，张将军有没有读过意识的能动作用那一章呀，思想反映自然和社会问题。固然，物质只有通过意识的作用，才能为人类所认识，所利用，而唯物论者强调的只是这种意识的作用，必须符合客观物质世界所固有的规律而已。

　　不过哲学的事情，太玄妙。

　　自抗日军兴以来，我关心共产党，我也不断地注视共产党。当年我同周恩来会见之后时，我衷心觉着我们是不对，他们（共产党）既然也是想救国抗日，我们何不精诚团结，共图振兴国家大业，我所以不顾一切，一心要达到这个主张。可是到了抗日战争终结，大陆沦陷，以至波兰，匈牙利的革命，实使我怀疑，失望，觉悟。

　　在抗日期间，共产党袭杀唐聚五，赵侗，攻击张荫梧。此三人前二个系我的学生，后一个系我的好友。我皆深知他们衷心抗日，不后于我。这当然应该是共产党所谓抗日的同志了，为什么共产党袭击他们？当时我深感怀疑不解。今天我明白了，假如唐，赵，张三人，不是在华北非共产党所占的地盘之内，或者他们肯作共产党的尾巴，那么他们就会变为共产党口中的民族英雄。此不过排除异己而已！

山海关注：

　　唐聚五：原东北军将领，九一八之后组织东北义勇军抗敌，曾担任张学良任命的驻通化的辽宁省政府主席兼陆军中将衔辽宁自卫军总司令，参加了热河抗战，抗战开始后担任东北游击司令。据共方的记载是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六日与大股日军的遭遇战中壮烈殉国。唐聚五是中共推崇的抗日英雄，怎么可能是死在中共手中呢？不知国民党版的故事是什么？

　　赵侗也是东北义勇军的成员，是青年党系统的，青年党是反共的，不过赵侗的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张荫梧在中共的笔下则是有名的磨擦专家。这个谁是谁非实在是很难说清楚。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突然同希特勒的纳粹党携手，瓜分波兰，也使我发生了很大的怀疑，莫名其妙，这怎么解释呢？勉强的去想，这是为了共产国际的利益吗？等到了中俄交涉，斯大林索取旅大和南满路的权利。这不是共产党自己曾指责过的，帝俄对中国的侵略吗？我曾充任过奉俄交涉会议的委员，亲耳听到过尤林和加力罕的攻击帝俄侵略中国的言词。斯大林的这个行动，使我发生莫大的愤激。这不是比日本军阀还要厉害吗？日本军人当年曾对我说过：“旅顺，大连是他们用血肉换来的，中国是不能用口头就把他要回去。”现在是地还原主，苏俄把已经丢掉了的帝俄窃取之物，以强盗继承的身份，今日要来索还，这是多么不讲理而不要脸的事！这叫友谊之邦吗？这是以平等待我吗？最使我奇怪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怎么一言不发呢？反而来覆贺哪？今天我明白了，假如这是美国或英国。你看他们会多么样的叫嚣吧！现在中共一定会回答我说：“你看旅，大不是交还了吗？”哼！这是比俄国人手里对于俄国人更有利，更方便。我问你：“中国大陆现在真正的是谁家之天下？”

山海关注：

　问题是这个条约是国民政府签订的呀。而交换的条件是苏联不在东北支持中共的势力，所谓“按内，让外”也。友谊之邦？作为中国４９年前唯一同苏联打过仗的人，张将军不会那么天真吧？

　　1945年8月30日张学良日记云：“政府批准八月四日的《中苏盟好条约》……此条约不能算是完全平等。在中国立场上说，近百年来对强大国家所定的条约，这个可以说是较强人意的条约。” 　　

　　行不顾言，当抗战胜利，我心中仍存幻想，衷诚的希望国共合作，趁此好机会，奠国家于富强。屡次和谈协商，皆归于失败，在我想也许是我们恃强不肯迁就。等到南京沦陷，使我心中大为激动。我也同梁漱暝是一样想法，当初国民党是强者占上风，今天是轮到共产党的头上，自然可以由你们了，合作不合作，团结不团结，这回是共产党的责任了。好家伙！共产党的这一套，什么战争罪犯，什么赎罪立功，比着当年的国民党凶恶多了！把精诚团结，和平共处的精神，哪里去了？不过我当时还是存着一种幻想，中国共产党是已经被斯大林牵着鼻子，束缚得不能自主了。一有机会，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们会觉悟的。等到斯大林死后，以至最近波兰，匈牙利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正义的表现，更宣称加强“一面倒”，反为苏联作辩护，做定了小兄弟－－儿皇帝了！那么中共的朋友们，一定会说：请你挣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建设，是，你们修了些铁路，建立一些重工业。可是我要问你，消耗了无数同胞的血汗，不顾人民死活，而从事那些所谓的建设，你们的存心是为了中国大众的利益着眼吗？是不是为了你们的苏联老大哥的利益着眼哪！你们也许会责备我是一个狭隘民族主义者，可是若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要抗日为什么呢？就是你们最崇拜的斯大林，在对德战争时，不是也强调民族意识吗？你们不也是十分崇敬　孙中山先生吗？先生的三民主义第一章就是民族主义，那你们又怎么样的来解释呢？

山海关注：

　　１９４６年１月３１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确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等原则。２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政协已获重大成果，“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２月５日，张学良日记云：“政协完成，和平建国纲领甚好，但愿不要只成为一张好的文献文章。但无论如何，中国总算有进步。”但是，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很快就被撕毁。　　　

　　当年日本欲谋侵略，叫出来“东亚共荣圈”。在这共荣的口号下，牺牲了中，韩，泰，印尼，印度等国，甚至还要荣到太平洋彼岸去了？现在共产党的国际利益与日本当年的“共荣圈”有什么分别呢？“利益”之下，匈牙利得牺牲，中华民族得毁灭！

　　过去苏俄大声疾呼，叫的像那么一回事的。说什么扶持弱小民族，说什么帮助脱离帝国主义压迫。我也曾为这种好听的声音所迷惑。现在清清楚楚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奴役，摧残，吞噬这弱小民族。中国共产党不也是曾为苏联吹嘘过，说苏俄是弱小民族的救星，今天你们替披着羊皮的虎狼，强颜作辩护，为红色帝国主义作帮凶。我实在同为中国人的感情上，为你们羞耻。在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凡是爱国而不甘为日本作走狗的中国人，日寇都给加了一个罪名，说是英美派，这意味着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或者说是顺民。今天中共也学会了这一套，凡是不甘于苏俄的压迫，不忍坐视“一面倒”作风者，那么你们就给加上一个罪名，是“美帝的走狗”或者“美帝特务”。我借用费尔巴哈的两句话来说：“你们若不是存心骗人，就是个糊涂蛋”。

　　虚伪终必自食其果，虚伪是禁不住考验的，那种挂羊头卖狗肉骗人的做法，纸是包不住火的，人民的眼睛，的确是透亮的，可以欺骗他一时，不能够欺骗他永久，若不是真金，那自然是怕火来炼的！“你能永远愚弄少数人，或者偶然愚弄所有的人，但决不能永远愚弄所有的人”，这是林肯的名言。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我们凡是寻求真理的人，都是宁愿作真理的“马前卒”，不愿作虚伪的“安琪儿”。我们是不能够迷信，必须“解信”。由于理性的认识，才能是真的认识，那才是不可动摇的认识。

　　人类追求真理，思想自由，是怎么样也剥夺不了的。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希特勒，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镜子。覆辙前车，殷鉴不远。

　　人民不会永远屈服在强暴的手里，一旦觉醒，怒吼起来，那时什么也拦挡不住的！过去的历史，记载了不少的前例：不久的将来，时间会给我们带来了证实。

（按：西安事变之后，张氏之研究辩证法及**思想，由其笔记攻读日期的勒勤，可见其对共产党思想之求知，如饥若渴。用功之恒，一反张氏读书虎头蛇尾习惯，可见，张氏昔日骄奢淫逸的生活，不仅消磨了张将军的青春，也扼杀了它的思想意志。迨后宦途一旦陡转，迫使张学良将军，困知勉行，实令人喟叹。

　　可是一九五七年张氏在清泉，撰写《杂忆随感漫录》至此一章节－－“对共产党的观感”时，却以过去的懵懂，否定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于以九九二年以后，张氏与笔者闲话时：“我自己认为唯一的长处，我不作伪。你看我说的话，没有前后矛盾的事。”也曾说道：

　　“一般人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的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是同情共产党，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产党。”

　　“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们做特务工作！”

　　“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

　　“换句话说，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我真正的内心．．．．．．”

　　张氏对共产党的观感，基于爱国情操，三次的变化；如果因为年陈日久，在记忆中出现矛盾，是人之常情，不然张氏为人之宗旨于理念，随世势有所迁延，也有可能．未来史家于史学工作者，在张氏自许为“爱国狂”这一点上，应“因事不因人”，还是“因人不因事。”来做张氏的盖棺定论？

　　如果：能使张氏一贯不耻“二臣”轻蔑“不义”，重“操守”，赞“有格”之传统道德观。

　　如果：张氏担任西北剿匪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时“联共”，“资匪”，“泄密”是根据何者对于中国有益处，何者“爱国”为准则，才有如上行为。

　　如果：因为身在神坛之上，若干无奈，使张氏“下来难”，于是说出了“我就是共产党”的明白口话。在评鉴这一章节，就有了深悔？谄谀，刨白，等等的考虑了。

　　一九九六年推举张学良夫妇进入国际学府殿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张氏伉俪纪念馆－－毅荻书斋策划推动者，希望以张氏为国人光明之表率。如果不能以史事，证明张将军有“刚正不阿”刺骨的情操，“从不作伪”的言真理直，如何一洗“忠于敌，悖于国”之讥蔑。

）

山海关：

　　张将军对苏联之没有好感，是很容易理解的，从奉苏之间的旧仇，中东路事件的冲突，到苏联阻止中共接受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后来斯大林诬蔑西安事变为受日本人所策动。

　　张将军曾经对日本历史学家，西村成雄说，研究历史人物，要重视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我们来看看历史环境，芦沟桥事变，和平解决的尝试失败以后，蒋介石在上海主动挑起战事，想要引西方列强干涉，此即是为何冲突开始于华北，却在松沪大打的原因。但西方列强却无动于衷，包括白崇禧等在内的党国高官都认为，今日之外援，舍苏俄外无他。而斯大林亦告中国同志曰，今日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一致的。本书成书的１９５７年，韩战结束不久，冷战方炽，中国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元，被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个“自由世界”视为敌人。以后，中苏决裂，中美接近，到了九十年代，中共则走向依靠民族主义和经济发展维护其政权的合法性。世事沧桑，岂能一概而论！

　　孙中山曾想借助日本的力量进行他的革命，代价是让日本“领有满洲”；国民党曾经借助苏联的军火，金钱，北上讨伐张作霖大元帅的“北京政府”；中共借助苏联老大哥和朝鲜小兄弟的帮助在东北立足，进而解放全中国，蒋氏借助游弋于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以自保；１９２８年日军出兵济南想要阻止北伐军北上，曾遭张大元帅公开谴责；日本关东军还曾与直鲁军首领张宗昌密商愿以关东军两个师改穿直鲁军服参加与国民革命军的作战，事为张作霖所悉随即急电召张宗昌，当面予以申斥，说：“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太大。我们可以不干，但绝对不能借重日本留下万世骂名。”，并劝张宗昌军退出济南退守德州；张学良本人亦曾拒绝日本帮助其在满洲建立一个“缓冲国家”的建议。从这些事实来看，张氏父子的确都有一些“狭隘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