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北大教授李强的文章《超越大众民主与权威主义》请河里的大牛 -- 寒夜孤飞

在美国，总统的地位相当于罗马的皇帝。当选的总统拥有广泛的 legitimacy，他可以任命阁员，可以任命各部的行政首长，这些行政首长向总统负责；总统完全可以对任何重大事务独立做出决定，他可以听取公众的意见，也可以不听取；在美国，假如民意测验表明90%的人不赞同总统做一件事情，在不需要国会批准的方面，总统可以照做不误。过去，我们在讲美国制度的时候，过于强调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的制约和均衡。今天，参院和众院似乎差不多了，但是美国一开始制定宪法的时候，情况不是这样的。根据1787年宪法规定，“众议院以各州人民每两年所选举之议员组成”，注意，是“各州人民”。与此不同的是，参议员不是直选的，而是由各州任命的，他们由各州州议会选举，任期六年。而且，美国宪法里面特别规定，“在任何一州议会休会期间，如因参议员辞职或其他缘由导致产生缺额时，该州行政长官得于州议会召开下次会议补选前，任命临时参议员。”美国参议院的设计，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罗马的元老院，罗马的元老院叫Senate，美国的参议院也叫Senate。我曾经在一篇英文文章中提到，美国每个参议员都自诩为加图、西塞罗。因为，我们要知道，美国的参议员往往在任的时间很长，有的一直当到70、80岁，差不多当一辈子；他地位很高，他非常自信，他既不怕总统，也不在乎选民。我后来学了罗马宪法的时候才知道，原来美国参议院在设计的时候，就有意仿照罗马的元老院。美国从全国各州中，选择出这几十个参议员，他们具有相当强的道德楷模作用，具有相当强的知识文化背景，他们相当于没有贵族制度的贵族。我们要理解参议院的本质。当然了，美国还有众议院。众议员任期两年，反映民意。所以，美国制度真正的共和政体，就应该是分别体现着君主、贵族和民主三个成分的总统、参院和众院这三个因素。当然，这三个因素之外，美国又有一个独立的最高法院。所以，我们必须注意，一定要对议会权的两权，做一个小小的区分，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美国整个政治制度的框架。

　　上面，我简单回顾了一下西方共和制的传统。现在，我要进入第三部分——西方共和主义传统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启迪。有什么启迪呢？

　　 三、西方共和主义传统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启迪

　　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讲，要超越大众民主与权威主义？这是因为，我试图找到一种道路，在中国政治转型的过程中，鱼和熊掌兼得；不是说要做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实行民主，实现大众的广泛参与，所有的事情，无论大事小事，动辄全民投票，大家决定。北京大学提出一个教师队伍改革，也有人提出公民投票。要么，因为看到了民主制度可能产生弊病，就坚决排斥任何成分的民主制度。有的朋友们写文章批评民主，我说：你这个什么意思啊？你说中国不要民主，这是什么意思？是说中国在可见的将来，三十年、五十年之内，不管大事小事，一点说话的机会都不给老百姓？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感觉到共和主义确实对我们有所启迪。什么启迪？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共和主义？在讲了西方共和主义传统之后，我觉得应该对共和主义的基本概念做一些厘定。当然，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共和主义的定义，我这里所讲的共和主义，我把它概括为“古典共和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共和主义理论中，至少有两种共和主义：一种是我们这里的强调共和政体的共和主义，再一种是强调所谓civic humanism（公民人文主义）的共和主义——当然，我想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刚才讲的共和主义的核心，就是混合；它要混合多种政治因素，混合多种制度原则，，从而达到均衡；在混合与均衡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比较均衡的政治框架，或曰宪政框架。

　　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共和主义可以对我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迪，使我们在几个方面关注混合和均衡的问题。

　　第一个要关注的混合是基本的混合。在思考政治制度、宪政制度的时候，必须考虑到领导、精英和大众三重因素在政治制度中的混合与均衡。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在现代社会的情况下，如果不容纳民主的成分，这个政治制度很难拥有很大的合法性，从长久来讲不会稳定。此外，这个政治制度可能没有办法凝聚、造就现代的公民，使整个国家形成一个共同体。民主的成分在现代政治中是一个不可舍弃的因素。

　　记得我前几年在《自由主义》这本书里面提到民主时，特别讲到了这么一个道理：现代国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非常脆弱的，这就好比现代的婚姻。传统的婚姻是比较稳固的，夫妻之间有许多彼此联系的纽带：共同的财产因素、共同的家族因素等等，当然，也可能包含——也可能不包含——一点爱情、感情的因素。到了现代社会里面，男人女人都比较独立了，大家都有工作，有的人还不要小孩，婚姻唯一的基础，就是所谓的爱情，一种idea，我喜不喜欢你？我不喜欢，byebye。现代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和现代婚姻有相似之处；维系一个国家稳定的其他因素在逐渐淡薄，国家的基础越来越建立在人民接受的程度之上。许多貌似强大的国家，一旦失去人民的接受，可能哗啦一声就完蛋了。我记得有一次在北大做讲座，当时跟一个朋友有过一次辩论，他问：苏联为什么会倒台？我说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当时我引了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里的那首歌的一句歌词：再也不能这样过。以前我们分析一个政治制度崩溃的原因，总会分析什么经济的危机呀，内忧呀，外患呀。然而，苏联当时解体，经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大家对这个政体失去了信念，政权丧失了legitimacy，所以政权一夜之间就倒了。民主制度的引入，从最低限度来讲，是使政权恢复合法性的一个基本途径；从最高限度来讲，民主制度可以培养现代的公民意识，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共同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没有竞争力，从最根本上来讲，就是看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没有公民意识，是否觉得他是这个国家的成员；打仗也好，搞建设也好，不管什么，这都是最根本的。怎么才能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成员呢？我想，引入民主机制，恐怕是唯一的途径。说一千道一万，如果人民不能参与重大的事情，你要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主人，非常困难。我想，混合政体的标准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共和国，也就是民主共和国。领导、精英和大众三重因素的混合与均衡中，大众原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体现。

　　大众的参与可以有多种形式，其中一种形式就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容易出现的民粹主义，这是我现在对中国非常担心的一点。前一段时间我给一个杂志写专栏，专门写了一篇小文章——《莫把民粹当民主》。什么叫民粹主义？就是说，事无巨细，事无大小，它都强调要由人民做主；它轻视政治统治中精英的作用、专家的作用、素质的作用。现在中国报纸上报道的一些创新的事情，有相当多的都有民粹主义倾向。中国必须注意，不要滑向拉美，因为拉美有着相当大的民粹主义成分。民粹主义有什么表现？一个就是经常弄公民投票，一个就是对民主的程序过分迷信，对民主的制度化却不太相信。然而，西方的民主是代议制民主，而不是直接民主。18世纪英国有一个思想家叫柏克，在英国当了几十年议员，有一次当选之后他对选民说，你们选我，我叫代议员，英文叫representative，不是一个代表，不是一个delegate。什么意思呢？我不是你们派到伦敦西敏寺（Westminster）的代表，我是你们的代议员。你们选我，是因为我聪明、有道德。你们选我上来之后，对不起，这几年，我将按照我自己的知识和良知来判断事务、参与政治。你们可以提意见，但是我听就听，不听就对不起了。如果你们觉得我不好，下一次选举的时候你把我选下去；但是这几年，我是你们的representative，而不是你们的delegate。如果按照英美的实践来讲，精英的作用应该包括文官制度的稳定、代议制而不是代表制的构建，应该包括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对政治的相对稳定的影响。

还有一重因素就是领导，leadership。这块我自己并没有非常深的体会，但是我经常想，leadership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一些政治家。对此，韦伯曾经有过非常精彩的分析。他说，政治家既要有信念伦理，又要有责任伦理；他既能够做出决断，有时候这个决断是大家所不喜欢的，又能够在关键时刻使用dirty hand，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政治家一定不能优柔寡断，他一定要能够做出决断。总之，共和主义对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就是领导、精英与大众这三种原则的混合与均衡。这大概是思考今后几十年中国政治转型的时候必须考虑的第一个均衡。

　　现在我谈谈第二个均衡。我现在提出一种新的均衡，希望大家考虑，特别是我们的研究生考虑。这就是代际均衡，传统与现实的均衡。什么叫代际均衡？两年前我曾经到日本参加一个会议，它叫Intergenerational Study，就是“代际研究”。柏克曾经讲过这个观点。他说，我们在考虑一个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到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祖先、现代人以及我们的后代所形成的共同体。实际上，这个理念在波利比乌斯的书里就提到过。波利比乌斯反复强调，罗马人做得很漂亮的一件事就是祖先、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中国，在考虑一个政治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到一个大的共和的理念；不仅要考虑到我们今天这代人的利益，还要考虑到祖先、后代的利益。如果只考虑我们今天的利益的话，那么，把一些传统的建筑拆掉，盖一些高楼大厦，把住房面积由50平方米变成100平方米，实在是一件十分可爱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信念：那个旧房，恐怕并不是你某一个大队、某一个公社、某一个县、甚至不属于我们这代人，他是我们的祖先、我们这代人和我们的后代共同拥有的property（财产）。我想，只有在共和的框架之下才能把代际的问题放进来，其他的理论框架很难。

　　第三个要考虑到的混合就是，多种社会成分和民主原则的混合与均衡。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引进民主制度的时候，必须能够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和睦相处，而不是强化不同民族的identity、强化民族之间的分歧。然而，单纯的民主制度一定会强化民族的意识。我自己从少数民族地区出来，我闭着眼睛也可以想到，如果在那个地方实行民主制度，民族基础一定会成为得到选票的重要依据。在思考中国政治改革和发展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多种社会成分和多种民族的混合与均衡。

　　这样一来的话，我们提出的所谓共和，就是混合与均衡的原则，就是多种原则、多种利益成分、多种社会群体、社会力量、社会意志的混合与均衡。那么，混合与均衡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制度框架呢？我想这个问题并不是哪一个人能够一下子说得出来的，但是，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今年开人大的时候，媒体对我有一个访谈，当时谈到中国改革的前景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只能以现有的制度框架为基础，在旧的框架里逐步注入新的内涵，旧瓶装新酒，先破后立，在立中破，立字当头，破在其中。在政治转型中，只能采取这样的策略。

　　混合与均衡是很难人为地一下子就设计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有着一个混合的目标，在现有的制度框架里面，逐步改革，逐步赋予新的内容，或许，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最后就可能实现鱼和熊掌兼得：一方面，使我们的制度里面容纳更多的民主和大众参与的成分，使我们的制度能够适合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的制度能够防止许多国家在实行民主制度时容易出现的一些弊病，能够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同时保持整个社会统治的效率与智慧。我经常讲，一个社会最优秀的政治制度，古今中外，如果说概括得好的话，那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段话。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好？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集体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可惜的是，这样一种局面实在是很少政治制度能够达到的。我现在讲共和理念，实在是希望能够均衡多重因素，实现这样的局面。

　　在当前中国关于民主优劣争论得非常热闹的时候，我今天只是原则性地谈谈我最近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希望提出共和主义这一问题，以供大家思考。关于共和主义，学术界以前谈得并不多，前一段有一位年轻学者王天成写了两篇文章，我觉得写得不错，应该是国内对这个问题比较早的研究。但是王天成的文章我稍微不大赞成的一点就是，他把共和与民主两个概念之间的张力看得太过了一些。我自己觉得，现代的共和制，必须是民主基础上的、包含着民主原则的共和制；离开民主原则来构建的共和制，并不是共和制，而只能是贵族制或君主制。感谢大家，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长时间的掌声）

　　（由唐益根据李强教授在北京大学第五届学术文化节开幕式上的学术讲演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