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蒋介石的“充分条件依赖心理综合症” -- moyu

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是最坚定地反苏派，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在希特勒公然发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斯大林是他们两个人的第一号的敌人。二次大战改变了他们的敌人的顺序，希特勒升级为第一号的敌人，而且这个敌人更疯狂、更危险、更难于战胜。这时候，为了打败第一号的敌人，邱罗两人转而选择与斯大林合作。这种合作，就是所谓的同盟国组织的建立。

有人问丘吉尔：怎么可以与邪恶的斯大林合作？丘吉尔回答说：假如希特勒进攻地狱，我愿意与地狱进行合作，只有能打败希特勒。

丘吉尔，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讲大义，识大体，分轻重，知权衡。他是那么说的，也是那么做的。在他的内心里，一刻也没有把斯大林当成是自己的朋友。但是通观二战的整个进程，我们发现，英苏之间的合作堪称模范——两个潜在的敌人之间进行合作的模范。我们是敌人，但是当下还不是，暂时还不是，我们之间的合作是出自一种君子之约。我们面对共同的敌人，打败这个敌人，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之间的恩怨要等到打败这个共同的敌人之后再另行算账，在此之前，我们恪守共同的约定，不搞背后的小动作，不相互耍弄小人手腕，不暗中下手攻击自己的盟友……

老实说，做到这一些，委实不容易。换一个中国领导人出现在他们的位置上，这种局面难以想象。如果把蒋介石换到他们的位置上，同盟难免会提前分裂。你无法想象蒋介石会把自己都紧缺的战争资源运给斯大林那样的盟友。更难以想象在希特勒已经穷途末路，极有可能跟自己合作共同去对付斯大林的时候，依然信守过去的盟约不动摇。

面对一个巨大的危险的时候，能够暂时把一个较小的危险放在一边，这是一个人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理性。当这个巨大的危险不再那么危险，较小的危险正在升级为最大的危险的时候，依然信守曾经的约定，这已经不是出自一个政治家的理性，而是更多地是出自他们的道德品质。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尚且能够做到始终如一，同一个国家之内的不同的政治派别，在面对共同的危险敌人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精诚合作呢？——为什么不能够把相互之间的敌视暂时地放到一边？

蒋介石的名言：“倘使中国亡于日本，我们做了亡国奴，尚可在日本的统治下苟延残喘；倘使中国亡于共产党，我们纵欲做奴隶亦不可得。”原来，日本人已经打进来了，在蒋介石的眼睛里，共产党仍然是他第一号的敌人。原来，在蒋介石看来，被侵略者所奴役竟不是最糟糕的，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在我看来，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政治语言了。说这话的人，不配成为政治家。不配成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尤其不配：成为一个大国的卫国战争的最高领导人。

蒋介石的那句话，只能看成是他的义气之言。这句话是出自一具严重消化不良的肠胃，绝不可能是出自一个稍具理性的人类大脑。当然，理性的大脑也有运转不灵的时候，而义气和狭隘，恰是导致大脑运转不灵的最常见的因素。当蒋介石的大脑运转正常的时候，他不说“欲做奴隶亦不可得”，他说的是：攘外必先安内。这样说就理性的多了。这样说明显看出来是经过了战略上的认真考量。可是，这一战略考量从根本上考量出了蒋介石这个人的根本上的素质：还是义气和狭隘。

我的承认，蒋介石这个人，从私德上来看并不坏。他不过是一个浅碟子罢了。在他的心胸里放不下国家和民族这么大的事物。当然，要是一个国家足够小，内部事物足够简单，他的心胸也有可能放得下。无奈中国太大，中国的事又恰好太复杂。他抓不了整体，也抓不住重点。他不能使自己处于主动，而当他处于被动的时候，他就昏招迭出。

真的让中国亡于日本，中国人的命运能坏到哪里？如果比“欲做奴隶亦不可得”多少更好一些，那么，汪精卫的变节投降就在很大程度上是情有可原。汪精卫悲观失望，对国人完全失去了信心，他选择投降是一种“没有出路的出路”。你不悲观失望，你拒绝投降，你得想方设法鼓舞你的军队去作战。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你必须把战败亡国当成是最悲惨的结局，倘使还有一种结局比战败亡国更悲惨，那么，谁还相信你能够坚定地抗战？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不要紧，要紧的是他麾下的将士也不会相信。那么，抗日战争打成那个熊样，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