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明朝那些事的那些事—正文 -- 花差花差农民

农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早就看出来了。您的刀捅得够深，但并未见血。缘何？因为都不是新鲜观点。

1、您总结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史观”，有人已经指出了，其实是前苏联的产物。在中国，五阶段公式从来都是有争议的，这最早要从建国时的“五朵金花”问题说起。

　 所谓“五朵金花”，指的是建国后前30年间史学界围绕着五大基本理论问题而展开的争鸣，这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分别指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

三联书店在50年代中期出版了一套“五朵金花”问题讨论集。翻读这些讨论集后，给人最大的感受是讨论集所收的文章反映出论战各方在观念上都“不幸成为西方模式的俘虏”，而走向极端者则完全“通过西方的‘一家之言’来安排中国的史料与事实”。在几乎所有这些文章中，西方模式都成为不证自明的前提，中国史料均处于被动的、消极的乃至从属的地位上。如果问题仅止于此，那也就可能比较简单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纠缠，“五朵金花”各朵之间还圆凿方枘，难以兼容。我们看到，30年代社会史论战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事实上早已陷入几重悖论之中。“五种生产方式”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五朵金花”问题上的纠缠，表面上看起来曲折地、隐约地反映了用“西方模式笼罩中国经验”时所碰到的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实际上，这一巨大困难是“东方主义”所酿造的一杯苦酒。因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不过是从西方的幻觉出发对东方历史的一种解释。“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西方人关于东方历史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假设”。这一假设似乎尊重了中国等东方国家历史的独特性质，实际上，对“东方”的特征、亚洲的标记、中国的传统的解释，本质上是“欧洲中心论”的派生物。

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用来解读国家-社会矛盾问题是个强大的武器，不过说到历史形态公式，这不是他老人家的特产。西方中心论式的直线发展模型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是颇受争议的。哈耶克、波普尔都批判过。不过这两位是反社会主义的，在中国不太受待见。

2、您的史观，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此偶不做评价。不过，替清朝开脱其实没有必要，俺之前说过，历史是人塑造的，而人都是有感情的。评价历史有感情可以，但不能偏狭，要超越一己之好恶，一己之得失，全面深入的去看问题，要有历史感。如何评价明朝不单单是一两个朝代得失问题，它牵涉到如何评价整个中国古代史，甚至牵涉到怎样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没必要跟明粉皇汉一个思维。中国在世界上领先了一千多年，落后个几百年，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赶上去就行了。

3、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没有普遍规律，这个是个无解的问题，因为历史没有终结。关于这一点要跳脱西方中心论者的思维。俺的观点，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更高级的形态，而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资源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原始的、完全自由放任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只有在18世纪的英国出现过。这之后的西方历史，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发展路线相互交织、共同演进。因此，两千多年的中国大一统王朝，说有资本主义萌芽，其实不稀罕，说有社会主义的种子，俺看也找的出来。西方近四百年暴涨式的发展，说白了有一定的运气成分，而资本主义现在看起来像灵丹妙药，将来可能是毒药。咱没必要偏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将来的好日子还是咱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