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闲聊】我对袁崇焕的评价 -- 任爱杰

-> 关于毛文龙被杀之前后 —— 兼述袁崇焕之冤狱 登录 -> 注册 -> 回复主题 -> 发表主题

重新开始 2006-12-07 23:52

第一． 关于毛文龙被杀问题，即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对还是错？

崇祯二年（1629）六月二十一日，袁崇焕给崇祯皇帝的题本，列举了他斩毛文龙的十二大罪状：一、毛文龙夜郎自雄，专制一方，不受节制，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抚管核；二、捕杀零星降夷和辽东难民，妄称阵上俘获或斩级，虚冒战功，欺诳朝廷；三、声称“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进行谋逆；四、克扣兵饷，侵盗钱粮，每岁饷银数十万，无分毫给兵，每月止给散米三斗五升；五、在皮岛自开马市，私通外夷；六、令部下官弁数千员改为毛姓，培植私人爪牙，犯上无等；七、刧夺商人货物银两。夺其舡禁其人，脏私无算；八、收部将之女为妾，民间妇女有姿色者掠夺役使，官丁效尤，以掠夺财货子女为常，好色诲淫；九、拘留逃难辽民，不许渡海，日给米一碗。强令至夷地挖参，遭杀无算，听认饿死，岛中白骨如山；十、交接近侍，请内臣出镇，拜魏忠贤为父；十一、奴酋攻破铁山，杀辽人无算，文龙逃窜皮岛，掩败为功；十二、开镇八年，未复辽东寸土2，等等。这十二条，每一条都有确凿的事实根据，即以冒功靡饷、不受节制、私通外夷而言，即可构成死罪。例如天启元年（1621）七月二十日的镇江之役，只俘虏了镇江游击佟养贞等六十余人，斩杀夷丁七十余人，他却谎报说金州、复州人们闻声响应，斩杀虏首五千余颗3。镇江之役后毛文龙逃至朝鲜，十二月后金派兵数千攻击毛文龙，杀毛兵五百余人，毛文龙脱帽服混在士兵中仓皇而逃，他却慌报“一日七战，胜败相当。”4并说宽甸、叆阳人民阵斩夷级六千余颗。

　　天启二年（1622）四月，明朝派监军梁之垣到朝鲜，所见毛文龙新旧辽兵约四千，多是赤手空拳之辈，他却声称投来顺民供称，后金汗与诸王子打算西扣关上说“不怕关上如何防守，只怕毛总兵处有精兵三十万。”5天启三年（1623）八月，毛文龙报称自己于七月由朝鲜满浦过江深入后金腹地老寨和甜水站（辽阳城东南）等袭击敌人“职用兵不满一千，而贼死者二万余，马死者三万余。”6当时明廷已有人怀疑“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7

　　天启三年十月，毛文龙又夸下海口上奏说，只要用兵五万，就可以平定辽东，他现已有四万七千，募足五万就很容易了，一岁需饷一百五十万，并说只要粮饷充足，“明年就可以平奴”8。

　　最为离奇的就是刘爱塔即刘兴祚的逃归事件，明明是逃来的，他却要编造谎言说是他从阵上招来的，关于刘爱培逃归的过程。《清太宗实录》卷四天聪二年（1628）九月庚申（初三）云：

　　 “是日，副将刘兴祚潜逃，兴祚，明之开原人，初干法，开原道将挞之，兴祚惧，遂弃父母妻子来降。太祖既克辽东，以兴祚为副将，令管盖、復、金三州，兴祚多索民间财物牲畜，为李继学所讦，免官。自是兴祚有叛志，屡与明人私通，论罪数次，上俱宥之。兴祚復遣仆二人，致书于毛文龙，被获，诛其仆人，因逮兴祚，上复释其罪，迁其家于城内。兴祚诈自缢，其妻见而解之，事闻，上復令还城外故居。于是兴祚与弟兴治等谋，使弟兴贤逃附毛文龙，诡语人曰：吾弟已逃，吾必被诛，吾当自缢死。因作二书，一付其妻，令持送贝勒萨哈廉，其妻乃萨哈廉乳媪女也；一付其妾，令持送巴克什达海，具言屡被谗毁劾奏，日夜忧惧，不得已而为此拙计，等语。又作书付家人与巴克什库尔缠，令葬其尸于边外札木合。兴祚既诳其二妻，送书之后，乃绐一瞽者，醉而缢杀之，诈为已尸，遂潜逃。达海、库尔缠素与兴祚友善，诣其家，不知其为诈也，抚尸大恸，即以兴祚死状闻于上。”

　　这里详细地说明了刘兴祚的历史和最初投奔后金的过程。又据《东华录》天聪三：“兴祚，开原人，初未入学，冒用衣巾，开原道将挞之。”由此可知刘兴祚是经过周密的策划逃跑了的，此前他的弟弟兴贤已经逃走了。当时皇太极率军西征察哈而，十月壬寅（十五）回至沈阳后，即知刘兴祚乃诈死而逃：“壬寅，上至沈阳城，午刻谒堂子还宫。初大军行后，刘兴祚弟兴治率其兄弟等诈以尊兄遗言，葬兴祚骸骨于札木谷，遂逃去。兴祚子五十，因从军未得脱，旋有明人逃至，告知兴祚诈死潜逃之故，遂逮系兴祚母及妻子并其兄弟之妻子于狱。”9根据朝鲜记载，刘兴祚及其弟是先逃到朝鲜，然后由朝鲜到皮岛的，但是毛文龙却编造谎言说刘兴祚是他从阵上招来的，共四百人。崇祯元年（1628）十月初八日具奏：

　　“今年七月十三日，闻奴犯西，即率精兵往三岔河口截奴去向，因被飓风飘登回岛。正在点兵复往间，于九月二十五日，据来乡咎西禀称，奴酋发兵二万，径往镇江下营，修筑城池，来攻皮岛。臣即发往三岔河之兵，东向应敌。但见马飞尘起，乃逆奴王子也，以爱塔为参谋，交锋数合，观见爱塔在阵，遂大呼招之，爱塔即率精锐胡人四百，胡马四百二十匹骑，乘过营来，奴锐一挫。又臣家丁金核赛等数人，居夷多年，各管部落，此数人者皆以忠义相期，向为内应，数年之间，特招降夷四千余骑，厚恩固结，以图效力，今爱塔又带心腹之夷四百，以夷攻夷，席卷长驱，惟苦粮饷不继耳。”10

　　在这里毛文龙不仅编造说刘兴祚是他从阵上招来的，还说家丁金核赛招降夷四千余骑，真是弥天大谎。他利用当时交通不便，皮岛远在海外，别人难知内情，便无限制地编造这些谎言，其目的就是骗取朝廷的粮饷，例如，天启五年（1625）太监王敏政胡良辅到朝鲜册封国王李倧时，阅视皮岛，认为其兵堪用者不过两三万，但是毛文龙却册报十七万，要求额饷百万，户部则定额五十六万。天启六年（1626）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和兵科给事中王梦尹因明熹宗诞生皇子到朝鲜颁诏，便道阅视皮岛，报称毛文龙堪用兵约两三万，请以三万为率，毛文龙“所报十五万，大要即辽民也”。11 崇祯元年（1628）六月，东江饷司户部员外郎黄中色到皮岛核查，简精壮实堪战为兵者三万六千。崇祯元年十一月山东道臣王廷试进一步前去核实为二万八千，否定了毛文龙原报十五万之数。崇祯二年（1629）六月，蓟辽督师袁崇焕亲至阅视，说：“且文龙尝诞言有众数十万，道臣王廷试约定二万八千，臣今至其地，令彼各官自行开列，则合老幼只四万八千，然人也，而非兵。乃副、参、游、都、守、中千已不下千员，即如旅顺参将毛永义所管三千六百员名，臣亲自点核，其实能为兵者不过千人，以此分数量之，则兵不能二万矣。”12由此可见毛文龙虚报冒饷之甚。

　　毛文龙虚报战功的另一手法，就是往往将剃发的辽民杀害，冒为斩级，捕捉零星辽民或妇女儿童作为阵获献俘报功。天启四年（1624）五月，毛文龙将所获辽人，用药毒其舌，不能讲话，作为俘虏进献，登莱参政与之解药，旬日舌清请命，原来都是辽人，被编为农13。天启四年九月，献俘十二名，有豹贩五名，幼童四名，幼女四人，妇女一人，“原非地方作恶之人，不过山居夷民，被我师扰获，以归者耳。”14天启五年（1625）九月，毛文龙献活夷三十一名，行至中途突然换回五名，当时朝臣就怀疑，“忽然解来，忽然换去，前解者不知何以遽发，后换者不知何处得来，支吾不一，真假莫知。”15

　　毛文龙的这些行径，早已引起朝野的不满，崇祯元年八月，山东总兵杨国栋即疏劾毛文龙十大罪状：“一、专阃海外八年，靡费钱粮无算。今日言恢复，明日言捣巢，试问所恢复者何地？所捣者谁巢？二、设毛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不敢西向，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觅，牵制安在？三、东接朝鲜，原为辅车相依，乃日以採参掘金，扰害朝鲜。四、铁山既失，鲜半入敌，伤残属国。五、难民来归，冒充兵数，任填沟壑，掩败为功。六、皮岛孤悬海中，非用武之地，请饷百万，竭民膏血。七、零星收降，捏报献俘，欺诳朝廷。八、私通粟帛，易敌参貂，以为苞苴，为安身之窟。九、坑害商货至百万余，怨声载道，死亡相继。十、不满三万，欲冒皇赏十五万，侵扣钱粮，不计其数。……至如奉旨移镇，竟若罔闻，奉旨回话，绝无回话。”等等16。五月，内官王国兴假旨召毛文龙，被下狱论死17。所以在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前，毛文龙已经恶贯满盈了，只是由于朝廷当时有人怕东江一撤，朝鲜折入后金，只好暂时利用毛文龙监护朝鲜，至于说是用作牵制之力，根本就不报什么希望。

　　天启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逝世，崇祯即位，大治魏党，崇祯元年（1628）四月，即以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右佥督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全面负责辽东战守事宜。袁崇焕因为在天启六年（1626）正月的宁远大捷打败了努尔哈赤，复于天启七年（1627）五月在宁远、锦州打败了皇太极，增强了他复辽的决心，便于崇祯二年（1629）六月亲至旅顺，阅视东江并面会毛文龙，共同商议复辽事宜。袁崇焕是要毛文龙实实做事，服从朝廷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遂向毛文龙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更令营制，核实兵数，设道臣监督查核；二、东江饷道原由登莱发行改由宁远发行，以杜绝海上走私，三、旅顺以东行东江印信，旅顺以西行督帅印信。袁崇焕苦口婆心与毛文龙谈了三天，并让其下属进行劝说，毛文龙都不接受，反而借大骂兵部尚书阎鸣泰和前登抚武之望向袁崇焕示威，并说：“关宁兵无用，止用东江兵二三千人，藏云隐雾，一把火烧了东夷。”“灭了东夷，朝鲜文弱，可袭而有也。”妄图袭取朝鲜，独霸一方。袁崇焕知道他暗中与后金谈判叛明降金，看到争取已毫无希望，若放归，后必为乱，所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宣布了他的十二大罪状，毛文龙当及语塞，被袁用上方剑斩于帐下。从军事上言，作为一个的军人，不服从上级的指挥，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的。由此可见，毛文龙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毛文龙被杀之后，袁崇焕曾上疏表示：“文龙大帅，非臣所宜擅斩，便宜专杀，臣不觉身蹈之，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实万不得已也。”崇祯的批示：“毛文龙悬据海上，靡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18对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行为完全认可，对袁崇焕列举毛文龙十二大罪状亦表示同意，并且明确说毛文龙“通夷有迹”。袁崇焕虽未明确指出毛文龙暗中投降后金的事实，但把“通夷”作为一条罪状，已经相当明确了。

　　关于毛文龙准备叛降后金一事，在毛文龙被杀之后，刘兴治在皮岛作乱，后金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在致刘兴治的书中曾说：“来书中疑我兵去攻岛，我果欲攻岛，先日毛文龙与我盟誓，后来背誓将我之使绑送南朝，当日我岂不能攻岛。”19可证毛文龙在被杀之前，私与后金叛箱，确是事实。另外，有学者认为向袁崇焕告密毛文龙者为刘兴祚而非王子登，认为《满文老档》（太宗朝）毛文龙来书中最后一封失名书信是张冠李戴，不是王子登，而可能是刘兴祚。20按此来信末尾有“春三月让消息到达！”，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在崇祯二年（1629）六月，刘兴祚于崇祯元年九月从后金逃走，刘兴祚逃后，皇太极将其母及妻子并兄弟之妻子尽系于狱，这时与毛文龙联系从里边叛降，不可能是刘兴祚，而且信中所谈内容和前几封是相联系的。

　　二．关于袁崇焕与后金议款问题。

　　所谓“款”，就是中国传统政治中让蛮夷输诚归服中原朝廷之意，袁崇焕与后金的议款，就是想让后金再回复到臣属明朝的地位，是他全面复辽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天启七年（1627）五月，他向明熹宗申述了他的复辽战略说：“臣念海宇十年，疲于东役，征调生乱，转输告窘，不得已而用一简静精密之法。如曰守为正着，战为奇着，以实不以虚，以渐不以骤，前屯城包而未完者，完之，宁远被雨覆圮者，补而永固之；中后，中右复屹若金汤……从此且耕、且筑、且前，夷来我坐而胜，夷不来彼坐而困，前后四年，便可制胜。”21

　　明在辽东的战事，多次反复，都是由于中枢决策的失误所造成的，袁崇焕根据自己在辽的实际经验，认为当时明军在关外还处于守势，后金处于攻势，所以他提出了“守为正着”，以守为主，“战为奇着”，有机可乘时才可以战；“款为旁着”，讲款作为战守的辅助行为；“以实不以虚”从战备的实事做起；“以渐不以骤”逐步向前推进，将未修筑的城池逐步修好，这样敌人来了，我可以坚守而取胜，敌若不来，彼将坐而自困，这样做四年就可以取胜。正是从这个战略前提出发，于天启六年九月，他听到努尔哈赤的死讯后便决定派遣喇嘛僧，以吊丧为名前去侦探对方的虚实，或可利用努尔哈赤诸子争位的矛盾，予以离间。

　　关于此事，他曾向明熹宗上奏说：“回乡络绎，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于八月初十日（应为十一）。夫奴屡诈死懈我，今或仍诈，亦不可知。若臣正惧奴之死，盖老奴残暴失人心，多疑不轻发。其诸子则凶性横溢，不啻豺狼，拒一虎易于拒八狼也。无巳，乘其位置未定，并大耦尊之时，图为之间，八犬同牢，投之骨必噬，臣正与经、督及内臣谋其能往者，万一此道有济，贤于十万甲兵。且乘是以觇彼中虚实。臣敕内原许便宜行事。嗣有的音，方与在事诸臣会奏。”22

　　同年十月他又上奏：

　　“壬子，上视朝，辽东巡抚袁崇焕遣喇嘛僧镇南等入奴，侦探情形，具疏上闻；且言臣欲乘奴子争立，乘机进剿，但钱粮器械乞知该部预为科理。”23

　　这说明袁崇焕遣使后金的同时在积极地加强战备，而不是单一的寄希望于讲款。

　　袁崇焕派遣的喇嘛僧镇南即李喇嘛和都司傅有爵，田成等三十四人于十月十七日（丙辰）到达了沈阳，得到了后金方面的热情接待，后金也知道这是袁崇焕借此来侦探他们的虚实，也就将计就计，让明使参加了他们一些张扬军威的典礼。十一月六日（已酉）皇太极送李喇嘛还，并派方吉纳、温台什等七人答谢，致书袁崇焕说：“至两国和好之事，前皇考往进宁远时曾致玺书与尔，令汝转达，至今尚未回答。”24大概是要明治山海关以内，金治山海关以外，或两国以辽河为界。根据袁崇焕的奏折所说，喇嘛僧言，“供亿一如内地，并四子待以客礼，令僧阅其兵马器械，并抢炒花夷人以示威，仍具参、貂、玄狐、雕鞍，差夷答谢。” 25“奴遣方金纳，温台什二夷奉书至，恭敬和顺，三步一叩，如辽东受赏时，书封称大人，而尤书大金字面，一踵老奴故智，臣即封还之。”26与后金的记载大相同。由于后金的书信将大明国大满国并写，袁崇焕将原书退回不拆。由于后金使者对袁崇焕也比较恭敬，，这便使袁崇焕产生了一种认识，能否用讲款的方式对后金进行招抚，是可以试探的，因为凡敌对双方进行谈判，往往是一方漫天要价，一方就地还钱，不经过多次反复难以触及实质问题。袁崇焕将后金的书信退回，也未遣使，这件事在后金却引起了相当的重视，皇太极曾派人去找代善等三大贝勒进行商议。天命十一年十二月戊辰（三十日）

　　“上复欲致书于明宁远巡抚袁崇焕，召达海、库尔廛入，上素服居丧，俯首独坐，上以致书之事令与三大贝勒议之，达海、库尔廛随诣大贝勒代善第，代善亦素服，独俯卧榻旁；又诣阿敏第，阿敏在寝室，三福晋盛服列坐，而阿敏垂泣；又诣莽古尔泰第，莽古尔泰与其妹莽古济格格及弟得格类，俱盛饰张筵宴，妇女吹弹为戏，得格类坐右榻弹筝。达海等见之，惊讶而出。”27

　　达海和库尔廛是后金内部的汉文专家，达海又是满文的创造者，后金许多汉文文书都是由他们起草的。皇太极让达海和库尔廛去三大贝勒处商讨如何对明复书，结果三大贝勒各自的行为非常怪异，这反映了努尔哈赤死后当时后金内部的矛盾，皇太极虽是后金的大位继承者，但当时是他和三大贝勒共同执政，凡接见大臣或朝拜时，四人并排而坐，皇太极不过是四大贝勒中为首而已。

　　天聪元年（1627）正月初八，后金命阿敏率兵三万去征朝鲜，同时遣方吉那、温台什至明，致书袁崇焕，申明后金的起兵之由，乃是由于明朝欺凌后金的七大恨所致，意思是说曲在明直在金，若明愿与后金和好，必须 “以黄金十万、白金百万、缎匹百万、布匹百万相馈，以为和好之礼。既和之后，两国往来通使，每岁我国以东珠十、貂皮千、人参千斤遗尔，尔国以黄金一万、白金十万。缎匹十万，布匹三十万报我。”28妄图像过去宋金议和那样，勒索明朝一大批财物。据明方记载，这次遣使的书信将满洲国皇帝改写为后金国汗，但仍书彼国年号，袁崇焕又将原书退回，留其头目，放还一二小夷回话，令易去年号，书明正朔，往返三次，袁崇焕才拆开了来信。据清方记载，三月初五日（壬申），后金使者方吉那、温台什携带汉人三人从宁远回来，持袁崇焕和李喇嘛书各一通。袁书的内容回答了皇太极所说的七大恨，已成往事，希望双方都忘掉，“今若和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女作何退还”，索要和好之礼的财物过多，应该削减，征朝鲜的兵要撤回，奉明正朔，等。李喇嘛的信则是从佛教的观点，劝后金接受袁崇焕的意见，“烦汗与各王子放得下，放下了，难舍者，舍将来，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干戈早息，是为极乐。”29袁崇焕的要求，后金需尊明为上国，奉明正朔，退还侵夺辽东的土地河人口，袁崇焕的这些要求是在当时是正当的，维护了明朝大国的尊严，维护了辽东人民的根本权益，因为明清之间得战争，从后金进入辽东以后，已经是非正义的了。但后金则认为自己是战争的胜利者，辽东地方是自己用战争手段得来的，不能退还，至于尊明为上国，奉其正朔，减少和好之礼的财物却可以接受。这时后金对朝鲜的战争取得了胜利，朝鲜被迫与后金结为兄弟之邦，后金为兄，朝鲜为弟，朝鲜要年赠岁币于金，两国互市。皇太极便于四月初八日（甲辰）复书袁崇焕，表示不能退还辽东土地，“来书所云，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是不愿讲和有意激我之怒也。”要求与明国平等相处，划分疆界，各君其国，反对以下事上之礼，对于修好的礼物，明国若嫌太多可以减半，后金也愿意以相应的礼物回报，两国来往书信的方式，明国皇帝下天一字，后金下明国皇帝一字，明朝大臣下金国汗一字。给李喇嘛的信在追述努尔哈赤于天启二年（1622）何以不进攻山海关的原因时说：“我师既可广宁，诸贝勒将帅咸请进山海关，我皇考太祖以昔日辽金元不居其国，入处汉地，易世以后皆成汉俗，因欲听汉人居山海关以西，我仍居辽河以东，满汉各自为国，故未入关，引军而退。”30在这里透露了皇太极的一个想法，若能以辽河为界，他是愿意与明朝议和的。

　　袁崇焕在与后金往来遣使讨价还价时，他加紧布置了山海关至于宁远一线的军事防线，并调取班军四万人，加紧修筑塔山、锦州、大、小凌河三城，他明确说此时与后金讲款是一种缓兵之计：“锦州三城若成，有进无退，全辽即在目中，乘彼东江有事，且以款之说缓之，而刻日修筑，令彼掩耳不及，待其警觉而我险已成。三城成，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重障万全，此时夷即来说款，而我更加重矣。”31令赵率教驻锦州，兼护版筑，左辅驻大凌河。皇太极发现明军在此筑城，即于五月初六日（辛未），率两黄旗两白旗直奔锦州而来，大凌河、小凌河、右屯卫城未修完，明军即弃城而逃，锦州已经修缮完毕，总兵赵率教率马步兵三万人驻守，十一日后金军即达到锦州城下，将锦州包围，皇太极原以为乘东征朝鲜胜利之余威，锦州可一鼓而下，结果多次被明军打退，又急命人回沈阳增调援军，亦未奏效。攻锦州未下，又转而南攻宁远，复被明军打退，他气急败坏地说：“昔皇考太祖取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以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32不得已于六月初五日（庚子）退军，十二日至沈阳，此役明人称锦宁大捷。

　　由此可见，袁崇焕并未因与后金议和，放弃了战备，也并未把复辽的希望寄在议和上，恰恰相反，他正利用了讲和之机，巩固了宁远的防线，并进一步修筑了锦州城，打败了后金军的进攻，将明朝在辽东的防线从宁远推进到了锦州，扩地二百余里，实现了袁崇焕逐步向前推进目的，敌兵若来，战守已在四百里外，关门已固若金汤矣。这是袁崇焕在抵抗后金斗争中最大的贡献，此后明金之间的斗争进入了锦宁的军事相持阶段，保证了北京左臂山海关一线的安全。

　　在后金东征朝鲜之际，当时有人就主张明军应乘此机会由三岔河进攻，便可大胜，袁崇焕没有积极回应这个建议，因为当时明军没有这个能力，在辽东仍是敌强我弱，明军处于守势，明军若能在后金军进攻面前，坚持住守，就是胜利。袁崇焕的策略是“守为正着”，坚持固守。他说：“夷以累胜之势，而我积弱之余，十年以来站立不定者，余仅能办一个守字，责之赴战，力所未能。”33所以他只选取了三千精锐进逼三岔河，对朝鲜作为一种声援，未敢冒然过河。对此他公开声辩“乃以一东江之故，即声于河以挑之，何如假一款字以缓之？舍彼欲争而无及，我不援而无患也。毛帅避，于封疆无害，职将何之？毛帅即不胜，于金瓯无损，职之所守，其干系何若？而可以国事尝乎？故敢质之于天下！”34是说不能因为要东援朝鲜和东江毛文龙，就临河和敌人挑战，不如借说款作为缓兵之计，舍弃敌人要争夺的地方，我不援助没有什么坏处，即使毛文龙不胜，于国家大局没有什么损害，假若他当前所守的宁远一线有所闪失，那就会威胁国家的安全了。袁崇焕没有积极东援朝鲜，是从大局为考虑的，以当时实情而论，即是援助也是无益，因为三岔河距鸭绿江太远，这时朝鲜的战事已经失败了。

　　第三，关于东兵入口问题.

　　东兵入口，即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军绕过山海关，从蓟镇长城之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窜入内地，先后攻占了遵化、迁安、永平、滦州四城，一度曾围攻北京，于次年五月被明军打败而回。此事明人称之曰己巳之役，这是否由于袁崇焕杀毛文龙，或是与后金讲款所招致？但事实的具体发展却并非如此。

在建州女真（后称后金）兴起之时，不仅和明朝发生了 剧烈的战争，而且也与他的北部近邻蒙古人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明朝对边境民族的政策是允许他们定期朝贡，同时在边境各处开设贸易关口，和内地进行贸易。明朝为了保证边境的安全，用这些贸易得来的税额对边境民族的首领进行抚赏，叫做赏金。这，样谁据有了这些关口的贸易权利，谁就会照例获得这笔赏金。当时建州女真的贸易关口在辽东的抚顺关、叶赫等扈伦四部的贸易关口在开原北关，喀尔喀察古各部在开原以及辽西的广宁、义州等处。所以在萨尔浒之战以后，努尔哈赤进入辽东地区，这就威胁到了蒙古人的利益。万历47年（1619）7月，努尔哈赤进攻铁岭时，蒙古喀尔喀部的首领宰赛率兵一万，准备袭击后金，并掠取财物，结果被努尔哈赤打败，宰赛被俘，自此后金便与蒙古人结下了不解之怨。当时明朝也拉拢蒙古，希望用蒙古人抵御后金，所谓“以西夷治东夷”。后金则利用宰赛被俘，强迫喀尔喀各部和自己订盟，共同反对明朝。当时反对后金最力者为蒙古的察哈尔林丹汗。万历48年（1620）正月，努尔哈赤在致察哈尔林丹汗时说：“明与朝鲜异国也，言虽殊而衣冠相类，二国尚结为同心，尔我异国也，言虽殊而服亦发相类.....愿同心协力，共图有仇之明，如此，不亦善乎！”35当时蒙古内部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察哈尔的林丹汗虽是蒙古名义上的大汗，但各部自行其事，在辽东以喀尔喀部的离心力最强。所以努尔哈赤便利用这一点，对之施行离间，分化互解，凡是因内部矛盾来投奔的，他都给予很好的安抚，甚至嫁女儿，用联姻的办法进行拉拢。凡是帮助明朝反对后金的，他便乘机予以打击。当时喀尔喀尔有五部（喀尔喀首领虎喇哈赤有五子，分牧而驻，故称喀尔喀五部，有巴林、扎鲁特、巴约特等），扎鲁特部的昂安反对后金，曾劫杀努尔哈赤派往蒙古的使者，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1623）四月，努尔哈赤派兵三千征讨，杀昂安父子，俘其人畜而还，努尔哈赤出城四十里迎接，是日天雨，他说：“蒙古之国犹此云，然云合则致雨，蒙古部合则成兵，其散犹云收而与止也，俟其散时，吾当亟取之。”36努尔哈赤就是利用蒙古这种分裂状态打击他们的。

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把都城由萨尔浒迁至辽阳的东京城，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三月，又决定迁都沈阳，他说：“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明国从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37可见当时后金把征服蒙古和反对明朝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1626）春正月，努尔哈赤在宁远被袁崇焕打败，在回军时喀尔喀部炒花出兵助明，在半路邀劫后金军，并献首于明，努尔哈赤回到沈阳以后，稍事休整，即于四月初五日西征喀尔喀，分兵八路并进，击追杀炒花幼子囊努克，获人畜五万六千而回，炒花逃至西喇木伦河（西辽河）以北而免。这年八月，努尔哈赤死，九月皇太极即位，十月初十日，皇太极就派代善、阿敏等率精兵万人征喀尔喀的扎鲁特和巴林。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看来，不打败喀尔喀的蒙古人，就不可能战胜明朝。一，因为喀尔喀部长期接收明朝的抚赏，有物质利益，站在明朝方面反对后金，二、喀尔喀居于明与后金之间。十一月代善胜利归来，俘虏甚多，皇太极在迎接时特意安排明使李喇嘛参加，以展示他的兵威。

正在这时蒙古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察哈尔的林丹汗惧于后金的强大，不愿与其争锋，便从事于内部的统一工作，首先征讨不服从命令的喀尔喀部，由于察哈尔的过分残暴，便导致了喀尔喀部的解体，驻牧于辽东边外的蒙古各部先后归顺了后金。天启七年（天聪元年，1627）正月，有自喀尔喀蒙古逃至后金者，说察哈尔汗兴兵攻略喀尔喀人民，服从者养之，拒敌者被杀，扎鲁特部落奔往科尔沁。科尔沁（明人称曰好儿趁），居于黑龙江南部嫩江流域，也是因为受察哈尔的攻掠，于天命九年（1624）最早归顺了后金的蒙古部落。二月，察哈尔所属的敖汉、奈曼也致书后金，表示愿意和好，皇太极立即回答，要他们派一晓事人来面议，因为蒙古人利用明和后金的矛盾，往往反复无常，用后金来要挟明朝增加赏金，若如愿以偿，就助明反对后金，否则就帮助后金反对明朝。所以皇太极特别强调务必诚信。六月敖汉和奈曼即派使者前来说，他们因不堪察哈尔的残暴，举族前来投降，并说当他们决定投奔后金时，“明朝也曾两次致书，言何故投奔满洲，当投我国，今其书具在，谨先呈览，其使者二人，亦即解至。”38对此，皇太极率领诸贝勒渡过辽河十五里迎接，双方进行了盟誓说：“察哈尔汗败弃典常，罔恤兄弟，无故残害喀尔喀五部落，以故敖汉、奈曼部落诸贝勒与察哈尔交恶，来归于我。”39等等。关于此事，据明方记载：“督师王之臣题，职于七月内未出都门，即闻西虏都令、色令等携带部夷二万余人投顺东奴，心甚虑之，……初都令等闻虎酋之欲谋己也，忿激离巢，其投足未定之时，诸头目愿向天朝，副将朱梅差通官以招之，都令亦欣然欲来，后闻虎酋兵动，恐天朝不能庇，决意投奴。比奴猜忌未敢，寄迹于濒河诸处，时部落多悔恨轻离故巢，纷纷逃叛，都令知觉追逐，遂致各夷倒戈，然其投虎者十居四五，投我者才十之一耳。”40这里所说虎酋即林丹汗，都令乃敖汉部首领，后金称之琐诺木杜棱，色令乃都令之子。这是说由于敖汗和察哈尔的矛盾，本来是打算投奔明朝的，怕明朝不能保护，才决定投降了后金，部众多不愿意，所以近半投奔了察哈尔，近半投降了后金，极少部分投奔了明朝。敖汉、奈曼乃察哈尔八大部之二，驻牧于辽西义州边外老哈河左岸，原受赏于义州的大康堡，广宁、义州失守后，移于宁远前屯卫，亦是明朝在辽东的屏障之一。敖汉、奈曼举族投降了后金后，同年十二月，皇太极便把他寡居的妹妹哈达公主嫁给锁诺木杜棱，以巩固后金和敖汉的关系。

察哈尔的林丹汗打击了喀尔喀诸部之后，于天启七年至崇祯元年之间 （1627-1628），徒帐西向宣云，吞并了土默特卜失免（俺答汗之后）诸部。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二月，居于蓟镇边外的喀喇沁苏不地、杜陵古英等，亦因不堪察哈尔的攻掠向皇太极求救说：“察哈尔汗不道，伤残骨肉，天聪皇帝与大小诸贝勒具知之，我喀喇沁部落被其欺凌，夺去妻子牲畜，我汗与布颜台吉、博硕克图汗、鄂尔多斯济农、同雍谢布及阿苏忒、阿霸亥、喀尔喀诸部落合兵至土默特部落格根汗之赵城地方，杀察哈尔兵四万……察哈尔根本摇动，可乘此机秣马肥壮及草青时……兴师取之。”41是说林丹汗在土默特之赵城被喀喇沁等部落联合打败，要后金乘此机会出兵攻击察哈尔。皇太极得此信息后，即派使臣前去与喀喇沁联系，结果被察哈尔的多罗特部落截杀，皇太极即率少数精锐西破察哈尔于大凌河上游的敖木伦，获一万二千二百人。于是又派使者要喀喇沁派人来面议。四月，巴林部落也因不堪察哈尔的侵掠，先举部投奔了嫩科尔沁，科尔沁复扰害之，至此全部来投奔了后金。十二月，扎鲁特部落也因察哈尔侵害，先举部投奔了科尔沁。科尔沁不加抚养，至此投奔了后金。巴林和扎鲁特是喀尔喀五部的主体，驻牧于西喇木伦河（西辽河）北岸。原来也是在辽东接受明朝抚赏的部落，巴林和扎鲁特的归顺后金，进一步壮大了后金的势力。

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七月，喀喇沁部派人与后金正式订盟，八月双方盟誓表示要同心修睦，有不遵守誓言者天地鉴谴，夺其寿命。。关于喇嘛沁的降清，据明方记载：“时朵颜三卫部目苏不地与插汉构兵，通于建州，总督张风翼檄谕之曰：尔始祖都督完者帖木尔以来，世世忠顺，插汉夺尔穴，宜报复，然尔三十六家力弱，必合义顺王乃济，今闻欲与建州通，是自投陷阱也。”42这就说明喀喇沁在投降后金之前明朝曾经争取过他。喀喇沁，原为归化城蒙古俺答汗之弟老把都的喀喇慎大营，后来向东发展吞并了在蓟镇边外的朵颜卫，朵颜卫酋速不地从其祖父影克以来即婚于喀喇慎，所以明末喀喇慎或称喀喇沁与朵颜卫同称，其部落分支有三十六家，故称喀喇沁三十六家或朵颜三十六家，朵颜卫贡道由喜峰口入京，历来对明朝比较忠顺。自此明朝辽东自宁远、前卫屯、锦州以西、蓟城长城以北直至老哈河、西辽河这一广阔地区，原为蒙古各部驻牧的地方，至此全部归顺了后金。尤其是喀喇沁居于明、后金和察哈尔之间，察哈尔若征服了喀喇沁，即可东与后金抗争，后金若据有喀喇沁，便可从辽西直接进入明境北边。喀喇沁归顺后金之后，明朝就完全失去了这一屏障。

此时皇太极考虑山海关锦宁一线明军坚不可摧，与明议和，明朝要求退还辽东土地和人口，也就是说明朝仍准备用武力恢复辽东，面对这种情况，只有一战，他说：“我欲和而彼不从，我岂可坐待，定当整旅西征。”43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4）九月，喀喇沁的台布尔噶都来朝，因布尔噶都经常到北京朝贡，“曾受赏于明，熟悉路径，用为进兵乡导。”于是便决定绕过锦宁、山海关一线，从京东蓟镇边墙地区进入内地。立命令归顺蒙古各部以兵从征。十月初二日（癸丑）从沈阳出发，初四日（乙卯）大军行至喀喇沁之青城（今大宁新城，即黑城子），大贝勒代善、奔古尔泰突然建议退兵，他们害怕大军深入内地，明军从后堵截，断其归路。这说明皇太极此次进兵有很大的冒险性，后来由于岳讬等诸小贝勒坚持进兵，遂继续前进，左右翼分别于二十六日（丁丑）从大安口、龙井关，二十七日（戊寅）从洪山口三处突入长城，先后降明汉儿庄、马兰营、石门驿、潘家口、罗文峪等边城。十一月三日（甲申）攻破了遵化，遂向北京进发，十七日（戊戌）直抵北京近郊。此事据明方记载：“上年十一月，大清以永平所获之半，散给口外诸部，调束不的等三十六家进逃林口，阿晕台声并夹道各家进董家口，赶免、委拉光阿李台吉、拾喇免等进罗文峪，俱约以次日齐入，总兵官杨国栋密探以闻。”44这个记载虽有些混乱，但说明东兵入口，确是以蒙古人为乡导的。

　　这次皇太极进军，策略与上次在锦州一样，到处投书，声言自己起兵反明是由于七大很所致，天已赐我辽东和河东之地，欲与明和而明不肯，要他去满洲帝号，毋用自治国宝，明朝治印给用，他都接受，明朝还是不允，以故兴兵，由捷径而入，等等。其言要和，其行在战。明廷面对如此突入其来的情况，惊惶失措，急调各路援军入卫，但入援者多逡巡不前。只有闻讯即速入援的袁崇焕率领的祖大寿一万五千兵敢战，当十七日后金军抵达距北京二十里之牧马厂时，袁崇焕的援军即到达了北京的左安们。二十日沙窝门一战，大创后金军，北京人心始定。二十六日后金攻南城外罗城，亦被袁军打退。二十七日袁崇焕扎营于城东南与后金军相逼，皇太极看到袁军阵营坚固，无法攻入，便说：“路险且隘，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45遂还营。皇太极认定袁崇焕是他的大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他知道明朝皇帝信任太监过于文武大臣，于是决定施用反间计，将前几天俘虏的两个太监杨春和王德成二人令巴克什达海监视，然后令副将高鸿中和参将鲍承先故意坐在太监附近，悄悄地议论说：“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46第二天故意纵两太监归去。杨太监以为自己得到了重要情报，进宫后便密告崇祯，崇祯信以为真，第三天就将袁崇焕逮捕下狱。因为这一事件明朝人根本不知道，所以朝臣纷纷攻击袁崇焕，说是东兵入口是由于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或者说是袁崇焕与后金议款有密约，引东兵入口，强迫明与后金订立城下之盟，以结他五年复辽之责，等等。首先倡此说者是想为魏忠贤逆案翻案的御史高捷和史范。《明史》卷24韩爌传云：“时逆案虽定，永光及袁弘勋、捷、范日为翻案计。至十月，大清兵入畿甸都城戒严。初袁崇焕入朝，尝与钱龙锡语边事。龙锡东林党魁也，永光等谋因崇焕兴大狱，可尽倾东林。倡言大清兵之入由袁崇焕杀毛文龙所致。捷遂首攻龙锡，逐之。”因为袁崇焕在除毛文龙之先，曾和内阁首辅钱龙锡谈过毛文龙之事，钱龙锡是东林党，反对魏忠贤的阉党，所以阉党余孽的御史高捷和史范等，想倾倒钱龙锡，便编造出了东兵入口是由于袁崇焕杀毛文龙所致。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后台是钱龙锡。一犬吠影，群犬吠声，便形成一种舆论，说东兵入口由袁崇焕杀毛文龙所致。崇祯也就在这种众口铄金的情况下，于崇祯三年八月杀害了袁崇焕，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千古奇冤。由于上述事实可知，东兵入口与袁崇焕杀毛文龙根本无失，是由于喀喇沁蒙古之投降后金，使后金军能够没有障碍地到达长城边口，而且又是以喀喇沁头目作为向导的。后金军进入内地以后，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皇太极北归时让喀喇沁的头目速布地以己意用朵颜卫的名义上书明朝皇帝说:

　　“朵颜三卫都督指挥速不地等奏，臣等累世以来，为皇上固守边圉，受恩实多，今满洲以强兵来侵，臣等不暇为备，以致被困，手足无措。切思满洲汗之意，或驻汉境，或返本土，势不使臣等出其掌握，臣等世受皇上厚恩，不胜忧虑，是以驰奏。臣等闻满洲汗云：我屡遗书修好，明国君不允，我将秣马厉兵，以试一战，安知天意不终佑我也。其言如此，皇上若悯小民之苦，解边臣之怨，交好满洲，则朝廷赤子获享太平……，伏乞皇上推仁，急允和议罢兵，庶小民得事耕耘，臣等亦得安堵，惟皇上熟等，速议修好焉。”47这是让速布地劝明与后金议和，其目的仍然是要明朝承认他占有辽东，袁崇焕不会承认，明廷也是不会承认的。从此反映出喀喇沁朵颜卫在这次东兵入口中扮演引导的角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文龙之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他不仅冒功糜饷，专制一方，不受节制，而且暗中与后金谈判投降，合谋祸害明朝，袁崇焕若不当机立断除掉他，后必为乱，贻害无穷。袁崇焕与后金的讲款是一种縻敌的缓兵之计，争取时间，筑锦州大凌河等城，巩固锦宁防线，结果达到预期的目的，在锦州打败了皇太极的进攻。他在与后金的讲款中，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后金要占有辽东的非分要求。明确了明朝要恢复辽东的决心。东兵入口是由于后金在与蒙古各部的斗争中收服了敖汉、奈曼、扎鲁特、巴林、喀喇沁，使明朝蓟镇边外失去了屏障，皇太极自知在锦州宁远无法取胜，便在蒙古人的引导下从长城边口深入内地，以求一逞。这一事件与袁崇焕杀毛文龙、袁崇焕与后金议款基本无关。即是没有杀毛文龙和不曾议款，后金仍然要寻找战机，侵害明朝的。这就澄清了后金在发展过程中蒙古因素的作用以及在评价袁崇焕、毛文龙的功过是非中的一些重要事实，有助于我们对明清易代之际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

1、关于东江的“菜色”。查诸毛文龙塘报原文，指的是东江八年来始终粮饷不足、兵民菜色，而不是所谓的被袁崇焕封锁后才饿成菜色。实际上“菜色”这个词的程度，对于毛文龙来说是很轻了。在东江塘报中，兵民“饿死”都汇报了了几十次了。

www.SonicBBS.com

2、关于袁崇焕封锁东江八月，又是对塘报原文的曲解。原文是说东江八个月没有粮饷送到，袁崇焕这时候还要禁海，我毛文龙受不了啊。这封塘报的时间是崇祯二年四月，而袁崇焕提出禁海建议是当年三月。因此，所谓袁崇焕封锁东江八月，又是一个弥天大谎。

但是之前为何八个月粮饷未到呢？原因是明末超级严寒的天气。天启六年的塘报显示，直到六月海水都未解冻通航。所以时隔三年后，崇祯二年的八个月无饷，显然也是老天爷的封锁而非袁崇焕。

袁崇焕的禁海建议是要完全封锁东江吗？所有的史书都很清楚的记载，袁崇焕只是要禁商，粮饷是照给的。毛文龙从商四年，亏空二百万，四十四万号称被贪污成了一笔糊涂帐。如此“经商”，在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督手段前，当然要禁。

毛文龙要在塘报中叫苦，实际的原因不是东江军民的粮饷无着，而是袁崇焕堵死了他贪污军饷的最大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