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共和国高级将领杂谈－－功过是非罗瑞卿 -- 温相

罗瑞卿的祖父还是一个很能挣钱的地主，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就废了，因为他的父亲是个典型的败家子，家里的一切都靠罗瑞卿的母亲来做，这点上罗瑞卿和毛泽东很有共同语言，也就是都厌恶父亲，喜欢母亲甚至是崇敬。罗瑞卿的祖父鲜锦堂对他很看重，认为这个外孙将来很有可能出人头地，对他加意培养。

罗瑞卿少年时就是一个高个子，很喜欢打抱不平，同学有难时都有他的身影出现，也喜欢看侠客一类的小说，学习虽不用功，但是，头脑很聪明。像《三国演义》、《水浒》这一类的书给他一生的影响很大，罗想轰轰烈烈的干上一场。这时候，他的好友任白戈把他介绍给四川的共产党的负责人之一吴玉章，吴玉章多少知道一些罗瑞卿的性格，就给他说：“人这一辈子如果碌碌无为那是很可惜的，大丈夫就应该及时的投身到建功立业之中去。”这话很对罗的胃口，可见，我党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并不是一律的张嘴便是大道理大帽子的。

第二个给罗瑞卿毕生难忘教诲的就是罗瑞卿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时的老师中共烈士李鸣珂，李对他说：“打仗死人都是寻常事，军人就该不怕死，而且在战场上被子弹打死也不是什么特别痛苦的事，那么一穿过去就完了。”（《回忆李鸣珂烈士》）罗瑞卿对这番话记忆的很清楚，几年后当他担任了军队的领导之后，特别是做政治工作时就经常对战士进行这样的教育。国民党军将领胡琏晚年回忆对共产党作战时不得不承认“毛共军队人皆怀必死之心，焉能不胜？”（胡琏《出使越南记》）

罗瑞卿在中央苏区担任过红一军团的保卫局局长，肃反时期，罗瑞卿不仅没有乱杀过人，还保护了一些同志，聂荣臻回忆这段往事时说：“红一军团重在批评，没有杀过一个干部。”（详见《聂荣臻回忆录》）有一次，军团卫生部给下边的战士为了止痛，下发吗啡，结果搞错了，变成了奎宁，战士吃了不对，反映上去，一查是搞错了，当时的卫生部长姜齐贤恰好是国民党俘虏过来的，姜自己也吓得要死，还是罗瑞卿发话不让追究，作为一般工作失误处理了事。一军团肃反没有杀人，这和林彪、聂荣臻的具体工作方针是密不可分的，可是，作为保卫局长可以直接“通天”的罗瑞卿在其中的好作用也不是能够简单忽略不计的。

罗瑞卿是一个比较看重战友情义的人，四军军长王良牺牲时，罗瑞卿抬着王良的尸体，冒着炮火亲自予以安葬，王良身上的怀表罗瑞卿到死时也带在身边，罗的警卫员回忆，罗每次打了胜仗之后都不忘了把

怀表套出来说：“老伙计，我们又打胜了。”在我军历史上如此重情义的人有记载的就是贺龙、罗荣桓、彭德怀几个人，当然不是说没记载就没有深厚的战斗友谊了。

罗瑞卿一生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老师就是毛泽东，他在江西的时候就被人称为毛泽东身边的六大“名人”，也就是红军时期流传很久的“二罗”、“二萧”和“二谭”，毛泽东叫罗荣桓为大罗，叫罗瑞卿为小罗，以后又有了罗长子的外号。陕北时，毛泽东送给罗瑞卿一副对联叫“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说明毛泽东对罗身上的弱点看的很清楚。毛泽东给予罗瑞卿的已经不单单是吴玉章、李鸣珂他们的那些单一教诲，而是系统的教导罗怎么去做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对罗的影响是罗一生都难忘的，也是打下了很深的烙印的，这也就是罗后来拖着残腿仍旧给毛泽东守灵的原因之一。从政治思想上他和毛泽东已经密不可分了。用罗自己的话说：“那是棒打不散的。”也因为如此的思想左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中期之后逐步走向极左，而罗瑞卿也与有力焉，甚至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包括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罗瑞卿成为批判彭黄张周最为卖力的人之一。这些都应该和罗的成绩一样不能被遗忘的。

罗瑞卿能够被毛泽东看好并且一直重用，并非简单的听话和服从，我党早期革命之际，用人是第一要务，而处在开基立业阶段的毛泽东更不会单单因为某人的盲目服从进而大加提拔，值得注意的是罗瑞卿的能力，罗是一个精力充沛、头脑清醒的人，作风强悍、雷厉风行，这点即使多年之后准备打倒罗的林彪也是深以为佩服的。罗瑞卿死于一九七八年八月，直到次年的一月，中央才勉强派耿飙来接替罗的军委秘书长的位置，邓小平等人多次感叹罗的早逝，特别是胡耀邦生前对罗的病故的惋惜程度已经溢于言表。罗的能力的突出主要体现在他担任公安部部长时期，五十年代，中国凡事学苏联，唯独在公安部，苏联顾问门可罗雀，罗瑞卿顶住一切外来压力，坚决不让苏联人过问公安工作，公开说：“我们的公安部不是苏联的‘格伯乌’（内务部）。”现在五十五岁以上的人大多还能记起中国五六十年代治安的平静和祥和，这和罗瑞卿狠抓公安工作有着极大的关系。有一年，罗瑞卿下去视察工作，当地的公安部门负责人汇报说：“我们这里很好，没有出什么大事，也就是工人丢了自行车、小孩被车撞了一下，还有几场小火灾。”罗当时就扳起脸来：“工人一年收入是多少？买一辆自行车等于全家最大的奢侈品，丢了还不心疼死？你还说是小事？小孩被车撞了，是伤残了还是治好了？人命关天能是小事？封建王朝都讲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们新社会如果还让工人的自行车随便的丢了，小孩子走在马路上随便的被车撞了，我们算是哪门子的社会主义？你我还配叫公安人员吗？”而当文革中砸烂公检法和百废待兴之后的八十年代初期，很多公安战线上的老人回忆起罗瑞卿做部长时的负责认真都不免发出感慨。

罗瑞卿最为闪光的是他的晚年的思想上的觉醒，真理大讨论开始后，中央党校吴江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被人顶住不让发，罗瑞卿第一个看了，以后就坚决让《解放军报》登出来，胡耀邦那时候是冲锋在前的，然而帮手很少，大家轻易不敢表态，罗瑞卿是最早鼎力支持胡的，胡耀邦说过：“罗瑞卿同志和我是心心相印的。”罗瑞卿认真的检讨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自己的“跟风”，对党内的封建主义的思想的横行做了极为深刻的论证，在抵制左的错误方面，罗也是敢于开风气之先的，打破沉闷的政治局面，部队方面罗是第一人。当时，军队中能够这么勇于回顾历史和检查历史的不多，一个罗瑞卿，一个杨勇。而罗瑞卿的威望又是比较高的，晋察冀野战军重组时，司令员杨得志在大会上说：“中央让罗瑞卿同志做我们的政委，罗政委在当师长时，我还是通信班长，以后我们都要按照老政委说的去做。”在人物凋零的七十年代末期，罗瑞卿的资格和威信更是不可或缺和异常突出的。不少人甚至假设如果罗瑞卿不那么早逝的话，有些事情可能要重新书写，自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我们经常说历史是公正、客观的，他没有回避罗瑞卿的种种错误，也没有忘怀他的反思和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