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我和我们大队――空军一级战斗英雄王海将军访谈录 -- duanjian

　　王海，1925年生，山东威海人，1944年参加革命，参加抗美援朝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某师飞行大队大队长，击落击伤敌机九架，空军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离休前任空军司令员，上将军衔。

　　王司令员，我们听到过一个传说，说是曾经担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加布里埃尔是在朝鲜战争中被您打下来的，是么？

　　王海：这个话说起来就长了。1984年7月份，我当时是空军副司令，国防部长张爱萍同志带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在事先的日程安排中，本来没有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要见我这个内容的。因为访问过程中，每天参观、了解情况，安排比较满。中间有一个空档，加布里埃尔突然通过武官提出来，要单独见我。我感到很突然。就跟张部长报告，张部长就同意了。我就想，他要见我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没有这个安排呀！那个时候在驻美大使馆当空军武官的是张伟仪，后来在空军当副参谋长，陪我去见。这就到了五角大楼加布里埃尔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比我们大，像他这样的空军参谋长，一般由四、五个秘书处理事情。到了他办公室以后，我就看见他的桌子上摆了好多飞机模型。我也是飞行员出身，也喜欢飞机模型的。我一看，桌子上摆着的模型里有F-86，F-86这种飞机呀，是我们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对手。当时上级通报美国空军情况时说，在朝鲜战场上，美国空军装备F-86的，只有两个大队，一个是第51大队，一个是第4大队，51大队的飞机在两个翅膀上喷两条黄线，这个我们在空中看见过。第4大队的飞机就没有这两条黄线。我一看就跟加布里埃尔讲：喷黄线的F-86是你们美国空军第51大队。当时加布里埃尔很吃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经常遇到就是喷黄线的F-86。他就问我：你认为喷黄线的和没有喷黄线的谁的技术好？我说：还是喷黄线的技术好，没有喷黄线的第4大队不行。加布里埃尔一听就很自豪地笑起来了，这个飞行员很直爽，他说：我就是51大队的，在朝鲜战场上，我就是51大队的中队长。美国空军的中队长相当于我们一个团长，他的大队也比我们的大队大。

　　这样我们就非常随便地谈起来了，谈得很热烈。

　　后来我就想，他为什么要见我呢？因为他参加过朝鲜战争，在空中跟我们交过手，却没有到中国来过，更没有见过中国的飞行员，我是中国空军的副司令，我去了他肯定知道，他想见一见我，大概是想看看中国飞行员是什么样的人吧！

　　见了他以后，我跟张部长作了汇报。张部长就跟我讲：你可以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嘛。

　　这次访问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各军兵种的头头，陆军、海军什么的，在五角大楼一个会议室里，和我们交换意见。张部长给他们介绍代表团成员的时候，介绍到我的时候就说：这是我们空军的副司令王海。在美国，空军参谋长就和空军司令一样。加布里埃尔就说：我们认识，我们交过手。我就是被他打下来的。他最后这句话，我想可能是翻译有误，也可能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只是一个表示友好的姿态。所以后来我在的回忆录书上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你想嘛，咱们也不认识，你怎么知道是我把你打下来的，我也不敢肯定就是我把你打下来的啊。我估计可能翻译得不太准确，但他是有这个意思的。以后我说了一句话：你们再侵略我，我还把你们打下来，我还是这个姿态。

　　这个时候，张部长说了一句话：这叫不打不成交！

　　转过年，加布里埃尔到中国来访问了。他到杨村参观了八一飞行表演队，我专门陪他去看飞行表演。看了以后他非常吃惊，他说：国外的飞行表演一般是六机，我们美国的“雷鸟”飞行表演队就是六机，还到中国来访问过，你们中国空军是九机！你们这个不简单，九机难度比较大。他就给我讲：你们能不能到美国去表演表演？我说表演是可以，但是你知道中国的飞机腿子太短了，我们的飞机属于苏联型号的，它属于防守型的，所以它的飞行半径比较小。你要叫我们去，你得派大飞机来，把我们的飞机拉过去。这一说，大家都笑了。你看，这是我们交谈的时候拍的照片。 　　您的意思是说，加布里埃尔不一定是被您打下来的？

　　王海：他是被我们志愿军空军打下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时打他的时候，我们有四架战机开炮，到底是谁打下他来的现在也没有办法考证了。

　　我陪着他参观完了以后，他专门提出到军事博物馆看一看我那架飞机，有一个录像专门录下了他看飞机的情况。人家对我们的好多情况都很了解。他看了以后非常称赞。中国原来没有空军，突然在朝鲜战场出现，这一点美国人很吃惊，别看美国人很聪明，有时候也是稀里糊涂的。

　　以后我就把在大楼下举行欢迎仪式，以及他在华活动的一些情况给他录了一个录像带。他是从上海回去的，我正好到上海欢送他，晚上欢送宴会的时候，一面吃饭，我们一边就把他在中国活动的录像放给他看，他特别高兴，第二天就送他走了，他经过香港飞回美国了。

　　我给你讲，凡是军人，特别是飞行员出身的这些人，他不是外交官，都非常豪爽，有什么讲什么，美国人也是一样。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以后我又访问美国，加布里埃尔退役了，接替他的叫沃尔奇，副参谋长叫麦克皮特。我1987年4月15号访问，我带了十三个人。十三个人有两个军区空军司令，一个沈空的，一个是南空的，其中有军长，有师长，还有原来的空军副司令员杨振宇。美方负责接待安排、陪着我们参观的是美国空军副参谋长，也是飞行员出身，而且他当过美国“雷鸟”飞行表演队的飞行员，叫麦克皮特。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来讲，这个人比较骄傲，外国人说是比较傲慢，傲慢和骄傲是一样的。有一天我们去参观一个军事基地，要走了，下小雨，送的人比较多，有将官，有校官，麦克皮特亲自给我打雨伞，还给我开车门，在场的美国人都很惊奇，因为这个人在美国很傲慢，他怎么这么对待我？

　　麦克皮特听说以后，专门对我们驻美的空军武官讲：我为什么对你们王海司令这么尊敬？第一，他是一个大国的空军司令；第二，他不愧为一个优秀的歼击机飞行员，他说在韩战中――他不说抗美援朝――人家是有功之臣；第三，这个人性格非常豪爽。你说人家说的话在理不在理？军人搞外交的时候，是要耍外交辞令，不搞外交的时候，军人之间是很直爽的，后来他也当了美国空军的参谋长。

　　在沃尔奇当了空军司令以后，邀请我到美国访问。临走时我专门给他和加布里埃尔准备了一份礼品，他喜欢中国的山水画，我叫他们给我画了一幅画。还向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空军武官要了一张加布里埃尔的照。那时湖南有一个老头，他会把照片烧在磁盘里，现在老头已经去世了，当时有七、八十岁了，他分别给加布里埃尔和沃尔奇烧了一个，加布里埃尔接到以后特别高兴。人和人之间交往，国和国的交往，你得讲真诚，就是这样。虽然他退下来了，还在饭馆专门请我们吃了一顿饭，这个人很重感情。他后来给我写了一封信，我的回忆录书上也有。他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叫“不打不成交”。以后沃尔奇也退下来了，他退下来时，我还没有退下来。咱们总参有一个战略协会，邀请沃尔奇和加布里埃尔到中国来访问。到中国来以后，沃尔奇提出要见我。我就在北京饭店专门请这两个人吃了一顿饭，我们还给他们送了一个礼品，就是仿制的西安出土文物，不是兵马俑，是一个马，很沉的。

　　王司令，您再给我们说一下抗美援朝的事情。抗美援朝开始后，美国空军就不用说了，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空军。中国空军刚刚组建不到一年，经验那么少，飞机那么少，两个空军的力量悬殊那么大，我们怎么去打这个仗？当时您是怎么想的？

　　王海：这么说吧。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不能割断历史。你盖房子首先得打好地基，抗美援朝，中国空军参战，并不是突然冒出个空军，这个过程我简单地给你们讲一讲。红军长征刚到延安，1938年的时候吧，毛主席、党中央就决定在红军当中召一批年轻优秀的干部，到新疆盛世才那个地方学飞行。那个时候盛世才办了一个航空队。红军大概选了四十多个人吧，有一部分是去学飞行，有一部分是学机务。以后盛世才叛变了，就把我们派去的这些人关起来。后来又被党中央要回来了，要不然怎么回延安。在1938年的时候，党中央就考虑到要抓空军，未来打仗，你得有空军啊，这是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任弼时、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就决定组建空军。当时是跟东北民主联军、跟东北局的林彪、彭真讲了。当时日本有一个航空队，有三百五十多个人，有三百架飞机，因为日本已经投降了，能不能给他们头头做做工作，让他们帮助我们建设空军。日本航空队的头叫小林光一。后来伍修权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找小林光一谈。当时日本航空队在通化。日本人是武士道精神，下面服从上面，发动侵略战争由天皇决定，下面就干了。我们党给小林光一做工作，小林光一后来就同意了。同意以后，他下面的兵都跟他干。伍修权从红军时代就有一个小手枪，他一直佩戴在身边的，为了表示对小林光一的诚恳，就把手枪送给了小林光一。国民党知道我们要建航校，很紧张，就派特务来破坏，派飞机来轰炸扫射。那个时候，东北民主联军一看，以后就把航空学校弄到牡丹江，中国空军航校的基础就是在牡丹江，加上日本航空队和新疆原来的一帮人，还有国民党起义的刘善本他们，又从部队调了一批优秀的干部战士。

　　我当初在山东临沂成立的山东革命大学，实际就是山东大学的前身。那个时候成立好多个班，有八、九个班，好几百人。以后东北国民党也快不行了，从我们大学调了一批人到东北来。我们从临沂步行到庄河，从庄河到丹东，到了丹东时就有组织了，我们有四、五十人，照片上也有。我在山大第四班，这个班有四十多个学生，全是男的，其他班都是有男有女。后来，我们这一帮人步行走了一个多月，从庄河到丹东，到东北航校。在东北航校学习的时候，维护飞机的统统是日本人，我们是一些日本教员带的。那个时候首先就收集器材，收集了差不多一百架飞机，有“99高”的，有单座的，还有双发的机器，到处收集机器，收集来以后，由日本人组装。

　　我们人民空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设起来的，离开这个就是不尊重历史。如果没有1938年党中央的决策，没有老航校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现在的空军，不能割断这个历史。历史终究是历史，不是哪个人弄的，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老航校是相当困难，相当艰苦的，吃饭就是六个人一张桌子，也没有座位。吃的餐具都是泥烧的，一个大瓦盆，冬瓜汤，平时都是吃大杂饭，就是礼拜天改善一下生活，弄一个红烧肉，吃个大馒头，炊事班长还在门口把门，只准吃，不准拿，我们就猛吃，吃得都弯不下腰。

　　我们在安东那个地方，零下四十多度，晚上睡觉呼吸的气把被子都冻上了，放一盆子里的水，第二天都成了冰块。

　　后来，日本鬼子留下的汽油都烧完了，没有汽油怎么办？中国人还是聪明，工程技术人员研究能不能用酒精代替汽油。据说法国曾经有这个设想，但没有弄成。我们就研究，把发动机喷油的眼弄大一点，喷的量多一点，就是在哈尔滨生产出的酒精，烧了一段这个东西，凑合也可以飞。我们当时的飞航线，也没有鞋，赤着脚丫子飞。

　　等我们飞出来以后，驻进上海虹桥机场，作了一次飞行表演，当时，陈毅同志来观看，非常高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空军了。他给每个人发了一块手表，那是土包子第一次戴手表，还是瑞士表。我的那块表，后来打仗时，飞机负伤后我跳了伞，表丢了，非常可惜。当时我们也不会抽烟，上海有一种烟叫“百宝台”，给我们每个人发三条，生活也很好。

　　接着，抗美援朝爆发了，空军最早就是两个师，一个四师，（即现在的空一师）另一个是空三师。空四师是早于空三师，我从上海就调到空四师。在空四师我是中队长，因为我的飞行技术也不错，所以组织上把我调到空三师，当了大队长。那个时候也是坐“直升飞机”，一年提了三级，从副团长到团长、副师长，一年提三级。我二十几岁就当上师级干部。

　　前一阶段简单就这样。抗美援朝一开始的时候，空军空四师、空三师，加上那两个团，加在一块儿有两百架飞机。朝鲜战场上，美国和联合国空军，飞机总数有一千两百架，是我们两百架的六倍。美国有十四个空军联队，这十四个联队中，有两个战斗机联队，三个轰炸机联队，两个轻型轰炸机联队，三个中队的轰炸机联队，一个海军陆战队航空兵联队，三个歼击机大队，各型飞机有一千多架。当时美国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大部分都是在一千小时，但也有不足一千小时，有几百小时的，其中戴维斯、爱德华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英国、澳大利亚、南非联邦这几个国家，加上南朝鲜的飞机，也有一百多架。所以这样加在一块儿一共有一千两百架，而我们只有两百架。

　　我给你们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有一次，我带领空军代表团访问土耳其，在此之前，我也曾经邀请过土耳其空军司令到中国访问。我访问过这么多的国家，所有国家的空军都很重视传统教育，都有历史荣誉室。在土耳其空军的荣誉室里，我一看有个照片，就问他们的空军司令：这是什么人？他说这是我们国家参加韩战唯一的一个飞行员。那个人也会开玩笑，他说这个飞行员是被对方打下来的，还说是不是被你打下来的？如果是你打下的，我就要把你的照片挂在这里。我说对不起，这个就不好说了。你瞧瞧，人家不隐晦这个事实。不像咱们有些人装腔作势，什么事情都扭扭捏捏，这不好。其实有什么关系？真是我打的，他就把我的照片挂在这里。

　　当时咱们的飞行员飞了多少小时？

　　王海：在喷气式飞机上飞了二、三十个小时。像我，因为我老飞螺旋桨，加十几个小时。在这儿，我要给你讲这么一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喷气机没有用于战场上，所以美国飞喷气机的飞行员也没有真正打过仗，中国开喷气机的飞行员也没有打过仗。虽然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作战的经验，但是你那个时候驾驶的飞机是螺旋桨的。飞行技术熟练一点，但也不是绝对的，不要忽略有这个历史条件。因为喷气机真正的较量是在朝鲜战场，中国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和美国老牌空军大国的较量，双方都有优势。再加上我们那个时候的飞行员，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们的觉悟高，非常愤恨敌人。因为新中国刚成立，老百姓都想过上比较安定团结的好生活，美国却发动战争了。毛主席发出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号召力是很大的，对我们飞行员也有较好的鼓舞作用。飞行员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信念觉悟高，你得承认这一点。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当大队长，还没有参战，空军常乾坤副司令到沈阳动员，他们的飞行员叫我讲话，我讲的很简单，我说中国这么多人，你美国人也是一个人，中国人也是一个人，我就不相信打不下你们。按照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勇敢不怕死，把脑袋瓜子别在裤腰带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实践证明我们抗美援朝中国年轻的空军就是这样的。现在我的体会是这样的：说空话是不行的，一个人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能在战斗中勇敢不怕死，你没有这一条，说一千遍一万遍都是假话。

　　当毛主席发出号召以后，全国捐献飞机三千六百架，我们山东就捐了好几架，常香玉自己还捐了一架，当时飞机便宜，约六、七万块钱一架，不过这样一来，三千六百架得多少钱啊！抗美援朝一开始，全国动员捐献飞机，小孩给我们写信，非常鼓舞人――你们要是被美国人打下来，你就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配为中国人民的飞行员。我收到一封信，她是在苏联出生的，父母亲原来是编译局的领导干部，后来被派往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生在苏联的防空洞里，她父母亲都会说俄文，就给她起了一个名叫西琳娜，在俄文里，就是警报防空的意思。这是她在信里告诉我的。那时她十二岁，才从苏联回来。回来以后给我写一封信，先把她的出生经历告诉我，然后就问我：现在回到祖国了，不会再天天听防空警报、天天跑防空洞了吧？这对我是个非常大的激励，所以我也非常感谢这个孩子。以前我当师长的时候，到北京去看看她，现在她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都七十四岁了。

　　我记得很清楚，朱德总司令给我们讲过一句话，勇敢加技术就是战术。想想那个时候的劲头，确实是这样，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能勇敢不怕死，这是一个真理，就是凭勇敢，不怕死。当然，现在冷静想一想，我们付出的代价还是很大的。我的记忆很深刻，抗美援朝我们击落对方三百三十架，击伤九十五架；我们被美国击落二百三十一架，击伤一百五十一架。我自己也被美国击落过，我跳伞了。我们副团长以上的干部牺牲有一百一十六个人，代价很大，这一百一十六个飞行员，也不亚于一个师。抗美援朝到了后期，我们飞行员跳伞的跳伞，牺牲的牺牲，就剩不多了。我们团副中队长以上的干部加在一起，才凑足十二个人起飞。我们大队虽然战绩很大，但是牺牲了四个飞行员，一共八个飞行员，牺牲50％，牺牲的分别是――孙生禄、刘德林、阎俊武、田宇。我们能活下来，我们是幸存者。抗美援朝取得这么大的胜利，牺牲多少人，国家现在建设这个样，牺牲了多少，光革命家、军事家牺牲了多少，不是哪一个人换来的，是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你现在在这里掌权，过上好日子，不能忘记过去，你们过来采访我，写文章，不是纪念我们，是纪念先烈。

　　在我的书上有一句话――“谨将此书献给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友们和英烈们”。如果我也死了，我也要对得起他们。

　　另外我还要讲一个观点，高科技到了军事领域，武器都比较先进，但是有一条我们不能忽视，人的因素还是根本的因素，武器再先进，掌握使用武器的人不能发挥这个武器的优越性，再好的武器也没有用。说来说去，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现在不要忽视这个问题，现在我感觉，据我了解的情况，现在的飞行员和我们当年的飞行员大不一样，这个和做工作有关系。现在的飞行员没有受过那个苦，光靠高科技，高科技的武器装备是好啊，你发挥不了先进武器的作用，再好的飞机也没有用，你能把敌人打下来吗？忽视这一点是不行的，光说空话，说大话，说瞎话根本不行。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在这方面下功夫，这个功夫下得太不够了。你们来搞采访，或许会起点作用。

　　现在一切向前看，看哪去了？你不讲革命英雄主义，不讲民族自尊心行吗？我本人也没有什么，我感觉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中国比较老的飞行员，我问心无愧，我没有做过亏心事，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希望。

　　话又说回来，抗美援朝中，我这个大队，也不是我王海有什么高超的本领，主要是这个大队，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僚机焦景文，我也不行。可以说我在抗美援朝作战中，我没有后顾之忧，因为焦景文履行僚机的职责。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讲了，僚机掩护长机，长机打下敌机来，僚机你同样有功劳，有他在，我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我勇敢地带领大家去打敌机。

　　第二，我这个大队还出了个空中射击能手孙生禄。孙生禄可以说是飞行员的典范。他是1928年生的，生在河北定兴，1945年参军，1947年入党，1950年在浙江航校毕业，毕业以后分配到空三师，以后到我这个大队当中队长。这个人是我们飞行员的典型代表，敢于刺刀见红。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敌我双方的飞机没有雷达，搜索发现完全靠飞行员的眼睛。每次战斗，他都是提前发现敌机，发现了以后，他勇往直前接近敌人，抵近敌人射击。他一共击落击伤敌人七架飞机，没有什么私心杂念。

　　我在空三师当师长的时候，我们师召开过悼念他的大会，也是教育我们飞行员。《焦点访谈》那天来采访我，还要找在杭州的僚机马连雨，到南京找我们原来的师长袁兵，还做了一份材料。

　　我们这个师入朝参战八十六天的作战情况，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批了一段――空三师英勇作战，甚好甚慰。这是毛主席看了我们参战八十六天的报告以后亲笔写的。后来我听老一辈革命家说，我们跟着毛主席打了一辈子仗，他还没有给我们题过一个字，你们空三师很荣幸，毛主席给你们题字。这也是对我们的鼓舞，给空三师题了，也给空四师题了。

　　司令员，请您给我们讲几次战斗经历，包括整个大队的。

　　王海：我记得有一次挺好的，1951年11月18号下午两点五十分，指挥部通报我们：美国有九批一百八十四架飞机起飞。美国一开始的时候和我们打空战不是主要的，主要由F-84战斗轰炸机。F-84这个飞机，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油挑子”，因为两边翼尖各有两个副油箱，是为了增加留空时间、飞行半径。战斗机打他，防备也可以，主要是带炸弹轰炸。开始轰炸大桥，铁路运输线。那天正好指挥部通报我们，敌人有这么多飞机，有一部分是战斗轰炸机，是F-84，有一部分是F-86，是掩护它的。我当时是大队长，我的直接领导是林虎副团长，我们一共有二十二架飞机。起飞之前检查出有四架飞机出故障，剩下十八架。往清川江去的时候，有两架掉队，当时苏联红军的空军起飞了八十八架，这样一块儿一百零四架了。尽管如此，对方还是比我们多，他有一百八十八架。当时我们的高度是八千米，接近清川江就发现有敌机，林虎副团长就要求我们下降高度，从八千米下降到六千米。因为我当时在空中搜索也还是可以的，打仗也从来不害怕――一个人哪，只要你沉着，就像参加奥运会，有一些人不沉着，本来想能拿冠军，可是没有拿到，这样不行，你给他压力太大了，他发挥不了。我一看二十多公里左下方有几十架飞机，我带了六架飞机，就从六千米冲出去，我下命令说跟我攻击，就下去了。敌人这二十多架飞机有的炸弹还没有投，因为飞机两个副油箱没有摆脱掉，又带着炸弹，灵活性就不行了。但是我们从六千俯冲下来冲到一千五百米，速度起码也得八百公里以上，不太好弄，你要接近不好弄。

　　他们飞机也很多，我一看不行，就下命令，爬高占位，我拉上来，占好位置再下去。一开始敌人没有发现，后来发现我们以后，他们就赶紧扔炸弹，有的是扔炸在桥上了，有的扔在路上，他就是使劲扔，扔完了飞机就灵活了。我正好看见一个飞机，我要去攻击它，另一个敌机也绕到我的后面，就在这个时候，焦景文看到了，动作很快，他先把这个敌机打掉了。打掉了以后，我脱离危险，我又看见一架敌机，我也把这个敌机打掉了……这次我、焦景文击落了两架，孙生禄击落了一架，这次战斗我们一共击落了五架飞机。

　　当时敌人采取一个战术叫“圆圈战”，圆圈战就是一架又一架，你在前面，我在后面跟着，你攻击谁也不好打，你不能打他。我们击落了五架飞机，飞机虽然有副油箱，但是留空时间很短，打一次空战不超过十分钟，我们一看敌机那么多，我们的战绩也不错，就下了一个命令――返航。这次是1951年11月18号，自己一点损失也没有，一下击落了五架，很好的一次战斗。

　　当然我们过五关斩六将也很多，最值得怀念的还应该是1952年12月2号和12月3号。这一天，12月2号下午我们打了一仗，这一仗孙生禄的飞机负伤了，飞机被打了十二个洞，但不是要害部位和操作系统。

　　美国飞机腿子长，飞的距离远，苏联不行。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设计飞机是防空型的，很快起飞，很快下落，又小又少。美国的飞机不一样，因为他的战略决策不一样，他是资本主义，随时要侵略别人，所以他的飞机留空时间长。

　　抗美援朝的时候，如果敌人起飞一百架飞机，我们得起飞两百架飞机。他们在空中一个钟头，我们只能呆三十分钟，这一百架快没有油，再来一百架对付他。从南朝鲜的飞机到我们驻地，封锁我们起飞降落的，我这个大队牺牲的田宇就是在到了机场要降落的时候，给打下去的。

　　当时孙生禄的飞机受了伤，美国飞机把机场封锁了，就不能往这个机场着落。那时还有另外一个机场叫大虎山，在庄河那面，是钢面跑道。孙生禄驾着飞机到大虎山着落，着落飞机马上修复不好，就在那里住了一晚上，到12月3号中午回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孙生禄飞行员高尚的品质。有的人，飞机一中弹就跳伞，不爱护国家财产，那是不对的。

　　当时路不好，孙生禄坐了两个多钟头的车赶回来了，赶回来就变成十二月三号了，那个时候，飞行员的确伤亡太大了，人很少。我们就劝孙生禄，下午起飞就不要参加了。孙生禄就说：我又没有病，人又这么少。结果他要起飞！上午打了一仗，下午又打了一仗，他打的是十二月三号下午这一仗。到了清川江上空，F-86，有七十多架，F-80有五十多架，跟1951年11月18号一样。这一次孙生禄被十架敌机包围了，包围以后，好多敌机向他射击，飞机着火了，他驾驶着火的飞机冲向敌机，结果牺牲了。牺牲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当时的情景您能看到吗？

　　王海：看不到，孙生禄的僚机看到的。十二月两号、十二月三号两天，我们击落击伤敌机两架，我们被人家击落了两架，击伤三架。我给你讲一讲为什么我们击落敌机多一点，他击落我们少一点，击伤多一点？我们击伤九十五架，他们击伤我们一百十五架。有这么一个问题，苏联飞机装备的是炮，只要打中它就不行了。美国飞机装备的机关枪，威力不大，被它打中了，只要不打到要害，还可以飞回来。

　　但是，他们采取的战术还是非常狡猾的。一般来两架，或者四架，两架一组两架组，最多四架，雷达不容易发现。等我们飞机着落的时候，要放起落架了，速度也小，肯定是作战回来，油料又不多了，它就突然窜出来了，这么打，所以打掉我们不少飞机。

　　孙生禄死了以后，您跟他们家里有联系吗？

　　王海：有联系。我们给孙生禄开了一个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他父亲来了一封信，他父亲叫孙国臣，是一个木匠，那个时候写信是五十岁，他写这封信是非常感人的。我念念，你们听一听信的内容：“我只有一个儿子，他牺牲了，自然是很悲痛的，但是最恨的是无耻的美国强盗，竟然打到我的身上和头上来了。我还有一个女儿，她也在部队工作，我坚决要给儿子报仇！我现在在保定建筑公司当木工，虽然五十岁了，但一定在后方积极生产支援你们。希望你们把我的痛恨变成你们的力量，来狠狠打击美国空军强盗，替我那牺牲的儿子报仇！”

　　僚机有没有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去保护你，或者……

　　王海：都是焦景文保护我，我没有后顾之忧就是因为有他在。

　　他保护您的时候，有没有负过伤？

　　王海：有，他也负过伤。有一次中了好多弹，他又把飞机飞回来了。凡是觉悟高的人，不轻易跳伞，凡是二五眼的，有一点事就跳伞。现在再找这样的飞行员，已经不多了。我这个大队人人都击落过飞机，都立过功。一等功的，我这个大队有两个一级战斗英雄，我一个，孙生禄一个，焦景文是二级战斗英雄。我那个时候有一个想法，党培养我们这些人当飞行员，不容易，过去讲培养一个飞行员是金子堆起来的，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为中华民族，为中国空军争一口气。我的想法，从来不争功干什么的，我当一个大队长，能让我们大队每一个飞行员都能击落敌机，我就是这个思想。飞行员对我也是挺好的，有不得当的地方，他们说你是大队长你不能这么来，焦景文就是这样的人。

　　在战斗中，有没有个别飞行员打不下敌机特别着急的？

　　王海：有，后来牺牲了四个飞行员。我们的高政委，从别的地方调了一个飞行员，叫王灿，也是我们一家的，搁在我这个大队。他没有打下敌机，敌机也没有打下他。每次跟着出去晃荡，他自己就说，我王灿不行，美国也知道我不行。到最后抗美援朝的时候，他也没有打下敌机，敌机也没有打下他。很有意思，贪生怕死什么时候都有，但是那是个别的，极少数的。我这个团就有一个人，一过鸭绿江，飞了一万米，等别人一返航，他就回来了，看人家都回来我就回来了。我们也没有打过仗，我们怎么不害怕，你也没有打过仗，你怎么害怕，有私心的人就不行，他也没有被别人打下过，别人也没有打过。飞那么高，你不主动进攻敌人，你上哪儿去创造战绩？

　　这次志愿军入朝……

　　王海：飞行时间是一个问题，但最主要还不是飞行时间。我刚才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喷气飞机没有真正在战场同对手相遇过，可以说中国空军和美国是第一架，那个时候喷气飞机还没有研究出来。虽然他的飞行时间比我们多，他们也没有打过仗，我飞行时间少，这是我的弱点。但是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和你拼，就这我们便占了上风。你也没有打过仗，我也没有打过仗，是不是？我还有一个优势，我占上风，是凭我的觉悟。戴维斯飞了好几千小时，结果被张积慧打下来。美国也没有经验，怎么打法？比如一开始苏联教我们就比较笨，品字队形，二十四架飞机八机对阵，品字队形前面一个八机，左边一个八机，右边一个八机。后来我们变成梯子队形，纵身转弯灵活，苏联开始就是这样。

　　这场战争我们敢打敢拼，我们的飞行员很多都没有作战的经验。但是我觉得您们这些老一辈的飞行员，经过解放战争，好不容易有和平环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美国人却打来了，不让我们过安宁的日子，我们也要保家卫国，美国那么远你们来打我们，当时有没有这种心情？

　　王海：当时就是这种心情。抗日战争，我们受日本鬼子欺，以后是国民党飞机轰炸。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美国又来打，那个时候，要是没有毛主席下决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不在朝鲜战场顶一顶，现在是什么形势都很难说。美国人也承认，平原以北有一个“米格走廊”，原来美国人没有料到我们会有空军，和他对着干，他就讲到清川江以北都要特别注意。美国空军司令范登堡说过一句话：没有想到一夜之间中国成了空军大国。这确实是他没有想到的。我们在东北老航校，美国你不知道。现在的美国人也纳闷，抗美援朝的时候，中国怎么一下子突然出了空军？他纳闷。我刚才讲了，因为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威望大，全国一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捐献三千六百多架飞机，小孩写信，把买糖果的钱都捐了，现在行吗？不能低估这个因素。我们那个时候的飞行员确实有高度的觉悟，没有这个是不行的。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我感觉咱们应该转变一个观念，不能把小米加步枪套到现在，有的人还主张小米加步枪，这是不行的。

　　现在中国这么老大，哪个国家从地面上进攻我们，你没有相应的手段对付人家不行。现在武器这么先进，洲际导弹，破坏政治经济军事要地，飞机发展几百公里发射导弹就可以了，像我们那时候不是那么一回事。

　　过了这么多年，您能不能总结我们志愿军空军能够在朝鲜战场上打出这样好的成绩，除了您刚才第一讲的无私无畏，或者就讲讲您的体会。

　　王海：现在回过来讲，当时党中央有一种高瞻远瞩，决策正确，就是预见到未来军队必须要有空军，所以决定给日本航空队做工作，让他们来，这对以后空军建设非常重要。

　　另外，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派空军参战，非常英明。空军在战斗中成长起来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空军的领导干部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区空军、军的领导大部分参加过抗美援朝，当然现在退下来了，以前包括师的干部也有抗美援朝的，抗美援朝锻炼了一大批空军干部。

　　从现在来看，在未来战争当中更要重视空军的作用，未来战争，不管武器怎么样发展，没有空军，没有制空权就什么也谈不了。现在有制空权、制海权，我的主张应该发展空军、海军和导弹部队，陆军可以少一点，中国这么大，也不需要占领地盘。比如说我们海军很强大，有几艘航空母舰，台湾陈水扁还敢搞台独？无非你的军事不过硬。我们看历史，党中央从1938年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当时，由于历史条件不允许，没有搞成，但是有预见性。

　　再一个，当时不论是从陆军到空军来的人，还是从别的地儿来的人，在党的教育培养下觉悟很高，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有为这个民族争荣誉的想法。我们当时就是为了争这一口气，就是不服美国人。现在也不能说没有，但是和我们那个时候比相差太大了。

　　那个时候让空军参战，确实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

　　王海：对，但是代价很大，最后，我们一个师都没有飞行员了。我回过头来看，这个代价也值得。开始是两个师，以后去了好多师。不经过锻炼锻炼，我们幸存的人为以后的空军建设还是出了一点力量，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不能忽视这个。

　　我给他们讲，咱们尊重历史，日本的天皇发动战争，一些日本人士对我们早年建设空军应该说做了贡献，发动战争也不是普通日本人发动的。

　　第二我们感谢苏联，我还没有退下来的时候，苏联老红军代表团来访问，是我们邀请他们来的，年龄最高的八十二岁，其中有一个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武汉打过日本人，还有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机场，是一个副团长，来的时候也是中将，也有八十多岁。我和林虎副司令负责接待他们。我给他们讲，我就讲了三句话。我说：我们中国空军永远不会忘记您们对我们的帮助。第一，是您们教给我们技术；第二，是您们带领我们打仗，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是他们带领我们打；第三，我们中国飞行员本来都不喝酒，您们每天晚上教我们喝――那个时候也是太累了，在抗美援朝中，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起飞三次，我专门实验过，上天三次掉了一公斤肉，开始我们飞行员不喝酒，和苏联红军在一个食堂吃饭，我们不会喝他们就逼着我们喝，我们学会了。我给他们讲这三件事，他们都笑了，都是老头。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住同一个机场，阔日杜布他们在东头起飞，我们空三师在西头起飞，我们经常见面。本来苏联解体，我请示中央军委让他来访问一下，军委同意了，他已经答应了，但是得了高血压，去世了。去世了以后，他的爱人带着他的儿子，俄罗斯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马罗科夫上将的夫人陪着她来，我叫林虎陪着她，到抗美援朝在丹东活动的机场，在沈阳参观一下。我在航校的时候，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爆发，我还在学速成班，他就随着苏联青年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那个时候他的职位是中校，在大礼堂给我们做了一上午报告。听他的报告很启发，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下六十三架飞机，后来到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是上校师长，回去以后当了国防部长。苏联解体的时候，他儿子是海军中校，退役了，一个月退休费三百美元。

　　那个时候很困难。

　　王海：很困难，我们研究以后，三个人每人拿出一万块钱买了一堆东西，什么羽绒服、鞋，一大堆，一万块钱在当时的中国能买好多东西。

　　您个人击落击伤飞机多少架，您们大队击落击伤多少？

王海：我们大队一共击落击伤二十九架飞机，我击落击伤九架，孙生禄击伤击落七架，焦景文击落击伤四架，冯全民、张滋、鄢俊武、刘德林、马保堂都有战绩。我立一等功，一个特等功；我们大队立了一等功，但是牺牲了四个飞行员。出了两个一级战斗英雄，两个二级战斗英雄，孙生禄牺牲了，还有焦景文，张滋是一等功臣，以后在南空当副参谋长，当时也是我们大队的中队长，都立过功，都击落过敌人的飞机。所以我们大队牺牲了50％的飞行员，换来的成绩是击落击伤敌机二十九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