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反击游猎组――空军二级战斗英雄韩德彩访谈录 -- duanjian

　　韩德彩，1933年生，安徽凤阳人，1949年参加革命，参加抗美援朝时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先后击落敌机五架，空军二级战斗英雄，离休前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中将军衔。

　　韩德彩：在朝鲜战争中，采取游猎组这种形式实际上是敌人的一种战术变化。敌人开始是大机群，以后变成四机、八机，多批多方出动，在一个空域找我们作战，欺负我们弱。到后来，因为他们吃了很多亏，这些东西都不行了，就变成了利用F-86优势。F-86飞机油量多，留空时间长，这样形成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它来了我们去迎击，我们一去，它转过头就飞走了。我们跟吧，跟远了不行，油量不够，只有回来。我们一回来，敌人又调头跟回来打我们。这时，战争经常是沿着鸭绿江的东侧打，在那个地区作战，因为敌人采取回避我们、不和我们正面作战的办法，我们就去，他就躲，我们回来他就跟回来了。

　　鸭绿江东侧，离我们机场很近，因为我们机场都是一线机场，在鸭绿江边上。当时丹东南边的大东沟机场、浪头机场、大虎山机场、葛家坝机场、大埔机场，加上凤凰城还有一个土机场。这样美军抽了许多战术技术水平很高，又有一定作战经验的飞行员，编成双机、四机，飞到我们机场附近，从高空一个变轨下来，在我们机场边上，打我们起飞、落地的飞机。

　　实际上，对付敌人的这种战术变化，开始的时候我们比较被动，因为飞机作战，既要高度又要速度。我们起飞落地既没有速度，也没有高度，那就很被动。以后我们就研究了很多对付这种战术的办法，有矛有盾，敌变我变！我们采取机场之间的互相掩护的办法，我们在机场起飞的时候，先来起飞几架飞机，在上面飞，扫一下，敌人没有来，我们就全部起飞上去了。还有一个办法是我们从机场紧急起飞，起飞以后，不上升高度，很低很低，从山沟里钻出去。我们向南起飞，转到凤凰山以南，然后拉起来，回过头来到机场作为掩护。再就是作战形式，从战区回来的飞机，有队形比较完整，油量又比较多的，就叫他们在空中直接掩护其他部队落地，当时情况主要是这些。

　　我打费席尔的情况，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那天是4月7号的下午，天色也比较晚，西边有云，北边和东边是晴天，我们起飞向南后，向右转弯，朝西北方向飞行，五千米就进入云层了。也没有感到云不可进，这样大的机群进云，说实在的，很危险，也没有理会这里面的复杂性。进去以后，我不是最后的飞机，其它两个飞机在前面，我们看不到了，保持三十度继续上升，上升到七至八千米的时候，来了个命令：右转三十度，从六十度转到三十度，那就转了九十度，还不行，还在云里面，一直上升快到一万两万米了，忽然天就亮了，就出去了，但是，这时候再找前面两个中队，找不到也看不到了，到底是我在前面，还是谁在前面都不清楚了。

　　然后就朝出航方向转，当时给我们的任务，从鸭绿江桥右转，到朝鲜，沿鸭绿江东侧，往鸭绿江口和半岛飞。你看到了敌机你就打，没有敌机你就回来，给的任务就是这样。到了鸭绿江桥一转弯，我们就报告了，说我们现在右转出航。地面问，你们还有几个飞机在一起？我们说有四个，地面指挥说，你们四个回来吧！其实当时我们前面两个中队都发现敌人了，当时既没有看到我们的飞机，也没有看到敌人。打仗服从命令这是第一条，回来了，我们当时有点气，又没有打上仗，气人不气人？回来以后对着我们的机场飞，这边没有云，后来又飞，一直飞，到了宽甸，离大埔机场还有五十多公里的地方，高度在六千米，地面指挥员告诉我们，你们回来掩护机场！一听掩护机场，我们又来劲了，感觉又有仗打了，地面叫掩护机场，估计可能有情况。所以我们四个回来，飞到机场上空。如果跑道是这样的话，这是北，这是南，我们就在跑道北头，落地和三转弯这个地方，四架飞机拉开飞，转个三角飞一回，然后再转三角，这样空中可以掩护，又可以掩护三、四转弯落地。差不多的高度就是两、三千米。

　　因为我们的大埔机场，南头是一座山，离我们三十来公里，山那边雷达查不到，我们机场西北边是一个大山坳，雷达也看不到。那时候雷达非常差，加上遮蔽，你更看不到，有时候我们能够听到敌人飞机响，但是看不到飞机在什么地方。F-86发动机的声音和米格-15不一样，叫起来的声音不一样，F-86飞机的声音像过去电影里面的飞机发出的声音一样，我们没有这种声音。

　　我们正在转圈的时候，在我们机场的西北方向，二大队有一个飞行员报告说，有两架敌机跟着他，他转不了弯，再向西边飞，就回不来了，油就没有了。所以指挥员就命令我们大队长说，你派两架飞机去打。我们大队长带着他的僚机杜建引去了。机场剩下我和张宁科两个，僚机跟长机拉开距离比较大，起码两千米距离，主要是掩护地面。又转了几圈，跑到机场的西边，西边的坡度一改平，我说我看看我的油量怎么样了。我就告诉我的长机，我说回去吧，油量快没了。我这么一报告，塔台、指挥所都是同一个波道，就告诉说，你们回来吧，现在还没发现什么情况。我们就在机场的西边，高度两千来米，做一个大转弯，转过来跑到东边。

　　当时您们的高度是多少呢？

　　韩德彩：大概四百米左右吧，实际是一百多米，因为下边好像有两百多米的山，山头有的高，有的低。我们继续下降，准备落地。滑到平时落地放起落架的地方，和它平行了，突然有人喊：拉起来！拉起来！敌人向你开炮了！

　　当时飞机是这样的，我和张宁科距离三、四百米。我一听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说：长机，没有呀，没有敌人呀！我把飞机这么反过来看，没看到，又把飞机反过来这样看，还没看到，又改变了坡度，还是没看到敌人。

　　忽然看到我们后下方，在山沟里边，这高度有多少呢？地面人反映，有的说是五十米，有的说是一百米，反正高度很低，在塔台上空，就是敌人从北边的山沟进来，在塔台上空拉转弯。

　　我的长机在这儿，它高度比我们低，我一看情况不好，就喊我的长机，我说赶快拉起来，敌人向你开炮了！这个话刚喊出去还没一半，还没说完，敌人的炮就响了，我的长机发动机上冒了股烟出来，我一看，坏了，长机被打中了，那是炮弹打到发动机里面去了。我喊长机说，不行你快跳伞！因为越到前边去山越高。我的长机往左边拉，这是还有余速，米格-15有条好处，就是它轻。他想往左边拉，费席尔在后面这个地方跟，我跟过来以后，我们三个就形成半圆弧，三个距离加起来也就是五、六千米左右，要说打的话，都是可以打。但是过来以后，还没有来得及，敌人就大坡度下来，这么大坡度一下来，因为地形我熟呀，我一看在这个高度上做这样大动作量的下滑，不行的，因为我们也不行，敌人要是撞山，我们也要撞山；敌人要是不撞山，拉起来，我们不一定拉起来，形成这个局面。

　　我看了以后，没下去，我向上拉拉，再拉拉，增加高度，因为高度就是速度啊，所以他做的是摆脱动作，不叫你攻击就行了，他马上把飞机翻过来，翻过来向左，我高度就比他高了，我就推机头，刚要瞄准攻击，还没来得及，敌人又一下转过来了，我在这边，一转过来就把我甩出去了。他的动作很快，我一看这样不行了，就拼命拉了一杆。愣把飞机拉到敌人前面去了。因为我们的飞机转弯性能不如F-86，转不过他的。就这么一杆拉到前面去了，刚拉到前面，敌机就窜上来了，我就立刻用射击光环锁他。我用的超近距，平时放超近距的位置，超近距拉的光环距离小，可以看出来，光环拉到前面，一锁光环就开炮了。三炮齐射，打了以后，炮弹就落在敌人左机身和左机翼结合部之间，这是油箱的地方。敌机“呼啦”烟就出来了，接着以后，很快，我看飞机上出来个东西，我就喊了一下地面，我说敌人跳伞了！快来抓俘虏！我扭转着机头回来以后，对准跑道，看能否放起落架落地，飞机滑过南头，飞机自己就停车了，没油了。

　　那天的机场真热闹，看着我们把敌机打下来，看着敌人跳伞了，然后把他抓回来，这是第一次。机场一千多人都跳起来了。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和我的长机往回走，到处鼓掌的，祝贺的，等到晚上八点多钟，我们团的参谋长张益兵喊我，快起来，快起来，俘虏抓住了，看看去。

　　去看他的目的，一个是想揍他一顿，另一个是也有点好奇心。

　　我一推门进去，从南面这个地方看，里面有一个长桌子，俘虏坐在那里吃饭，旁边都站着人。我进去以后，他就站起来了，实际上他的右手、右脚也负伤了，是跳伞时路边山坡上擦的。耳朵怎么弄的？我最后还专门问他呢。我当时一看，不能打俘虏，打俘虏是违反政策，这是第一；第二，你再看他的样子也不值得一打，你别看他在空中很凶，这时候他胆子小得要命，以后谁去见他，他都给谁鞠躬，我看了这个情况，感到他还有点余悸未了，好像还在发抖。我看看他，他看着我，一句话没说，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着美国人。说实在我没有看到过美国人，打仗打这么长时间了，这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个小伙子按照当时美国人来说，还属于美男子一类的，一米八的个子，黑发，人长得不错。

　　第二天早晨我到值班室去，我们师的吕师长，他告诉我：你打的是一个英雄，一个王牌。他的名字叫――哈罗德•费席尔•爱德华。名字怎么来的？我打了他以后，当天晚上夜里十二点，4月7号一点多钟了，十二点以后，美国之音广播了：有一架飞机，上尉小队长哈罗德•费席尔•爱德华在朝鲜北部，（他不是说在中国）失踪了，没回来。咱们这空联司有侦听，空联司听到的情况，实际上这个飞行员还在我们师，在大埔。空联司首长就打电话来问：你们抓的俘虏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一对正好对上了，说你们赶快给我们送来，连夜就送到安东去了。

　　我在上海见到费席尔的时候，我开始跟他讲，我说我们是后来第二次见面了。他就一愣，他说我们好像没有见过面吧，他跟别人说我们没有见过面。我就把上次见面的情况跟他说了一说，他说哦，想起来了，按这么说法，我们这次应该是第三次了，这次是上海见面。第一次是空中见面，空中打仗，谁也没有看清谁，第二次见面，一句话没说，这次我们畅谈了过去，见到了我几十年一直想见到的人，他说非常高兴。

　　当时我们会见的时候，我还讲，你的技术比我的高，他说不对，你的技术比我高。我说我那时候的飞机，米格-15战斗机上，才飞行一百小时左右，他讲我在F-86飞机上，就是光一架飞机就飞五百小时，他飞了十五年，按照美国的习惯时间加起来，大概飞了二到三千小时，他时间很长。我说你的技术比我高，他说你把我打下来了就是你的技术高。我说你做了错误的动作，你不应该做这个动作，然后又回去了，又这么转弯，你的转弯给了我打下你的时间。如果你是一直向下，不要那么大，那么大飞机也不行，用大坡度、小角度一直转，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转不过他。我说，你做错了动作，这才被我打下来的。他哈哈一笑，他认为事实就是那么一回事。他一再讲：你是世界上最好的飞行员，你是歼击机里面，世界上最好的飞行员。我说不是，按照技术上，你是世界上的好飞行员。以后他的对象说了一句话：你们俩个都是世界上最好的飞行员。

　　当时美国人认为中国人不能打仗，刚学会飞你打什么仗？这是第一。人家说和他打仗的不是中国人是苏联人。所以他要看看打下他的人，这也是事出有因，说实在的。我在上海见他的时候，我跟记者讲：以后你们不要再编了，我们俩都见面了。最后我在上海问他，是不是你被打下了以后，你很不服气？他在那里想了想说：哎呀！我庆幸我还活着。我不知道你们的政策怎么对付我？一会儿又讲：我非常想见到你，几十年了就想着要见到你，你实际上是最好的飞行员。1955年，他遣返回去了，也不是遣返就是对换，我们换了一批科学家回来，他们也有一帮人回去。

　　过去报纸上讲是交换俘虏，其实这不属交换俘虏，因为科学家不是俘虏。所以把他们弄回去了。后来我就听说他回去的时候，他讲了这句话：我先回日本，然后再和我的保护人取得联系以后再回去。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有保护人的人都是大户人家的人，假如家里没有钱谁能请保护人呢？其实美国人不是这样，他的情况不一样。这个飞行员和我们的出身有相同的东西，他父亲、母亲也是种地的。他很小参加劳动，十五岁就当飞行员了，文化程度也不高，就念了两年书，实际上是念了一年书。我一天书也没念，我们俩见面的事情，最后见面以后，把过去一些东西都澄清了。

　　中美两国应该永远地友好，这是他过去的愿望。这个仗实际上打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以后为什么他又来，这也有一个条件，因为当时有一个历史条件，我在没有见他之前认为他家是一个比较富的大家庭。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1995年，飞虎队老战士代表团来中国旅游，我在上海请他们的客。我当时是空军驻上海的那个军的军长，也是中国航空联谊会的代表，我在祝辞中就谈：飞虎队在抗日战争的时候，美国实际上还是支援我们的。他们看到日本人在中国杀人，他们生气了，说日本人太坏了，回去组织一帮人驾驶着飞机，到中国来参加抗日战争，和中国人站在一起，这些人也是不简单的。开始好多不是军人，以后都变成陈纳德将军领导的，我说过去你们是在中国人民遭受侵略的时候，你们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为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中国人民来说，抗日战争你们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共产党员、中国人民是讲情谊的，所以我们在南京修了抗日国际航空烈士碑，就这样，我们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着在中国牺牲的这些英雄们，美国有两千多人。

　　航空烈士碑刻了三千多个名字，其中有两千多个美国人名字。我这话一讲，现场效果就不一样了。美国人总有一些人，敌视中国共产党，看中国共产党是同红毛野人一样，我说大家看看我是中国共产党，我是红毛野人吗？大家哈哈一笑。我说，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很够朋友的，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请你们的客，用家乡最好的酒请你们，那是古井贡酒，我把古井贡宣传了一顿，我说这是曹操献给皇帝的酒，我请你们喝。那天宴会上很活跃，我说总是有些人敌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了，有很多人又转过头来帮助蒋介石运飞机，运到东北，帮着打中国共产党，我说这就不对了，中国两党的战斗是中国人内部的问题，美国人不能干涉。我说没有多长时间，蒋介石跑台湾去了，你们也回去了，美国就是有那么些人不接受教训，派兵到朝鲜，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后来又派兵到了台湾，军舰到了台湾海峡。我说：你们逼着我们抗美援朝，我们抗美援朝是你们逼出来的。被我打下的那个人，如果愿意来的话，我们是朋友。我一定用我家乡最好的酒接待他，欢迎他！当时有一个美国军人，他很热心，叫切夫里格令，加上飞虎队旅游团的团长，他们回去一找就找到了，找到了以后马上传话过来。

　　费席尔当时就说我也很希望来，我很想见他，几十年了，他记着我，我很高兴，我一定去。话传过来以后，我没折了，这怎么办？我邀请过来，我得一级一级地向上报，最后报到外交部，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哪一个在中间说一句，你邀请干嘛，这不凉了吗？弄了两年，最后还是飞虎队老战士协会的人想了一个办法，组团到中国来旅游，就这样解决了我们俩在上海会见的问题，这个会见也是很复杂的，搞了好长时间，一直到1997年，这个飞机（指飞机模型――编者注）是他爸爸给他做的，四十多年了放在那里，这次，他把这个飞机模型从美国带来送给我，他没有装箱子，就弄一个布包着，这么硬捧着从美国捧上了飞机，捧到了北京，捧到了昆明，还到了成都等，最后到了上海。

　　经过这么多的周折，形成了我们上海的会见，我们国家的几乎所有电视台都报道过了，他跟我讲，美国的电视台，几十个国家的电视台都播了我们两个会见的情况。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次会见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一再讲，中国和美国，按他的想法是这样，永远是朋友，那我们打什么仗？永远是朋友。说实在的，他们打仗是被金钱买来的，美国人给他们工资，立一个功给他们钱，打一个仗有钱，打一个飞机有钱，甚至战斗出动一次都是有钱的，他们是这样的。过去他讲了一句话，我问他你为什么到中国来打仗，他说他是军人要服从命令，他就是这样讲，从那次以后，本来1998年又来了一次，我们准备搞个基金会，研究了好长时间，报上去没有人敢批，算了。

　　我送给他一部分东西，一个化石做的恐龙，以航联会的名义送的，送给他四个字――着眼未来。过去的历史是不能忘的，那是事实，但是历史过去了，再不要把过去历史纠缠不清，向前看着眼未来，为两国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我一直跟他讲这件事，我说我们年纪都不小了，利用有生之年，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为中美两国经济、贸易能做点有益的事情，我说这是我们向往的东西，也是应该的，我们两个观点非常一致。本来1998年他来搞一次经商，正赶上亚洲经济危机，冲击很大，他在越南、澳大利亚还有在哪个国家，那年都亏本了没有赚到钱，他在越南过去赚的钱都花在越南了，养孩子了。养活了过去美国人和越南人生的找不到父亲的孩子，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五周年准备请他来的，打电话没有找到他，他这个人到处跑，在南非、科威特、越南、澳大利亚等，都是合伙经商的，美国没有单独搞的，都是股份。

　　他同来的那个朋友，过去报纸上报的是他的夫人，其实不是他的夫人，是他的女朋友。他们相好了几十年，回去却跟别人结婚了。“虎威啤酒”里面就有她的股份，我们请她喝酒，她拿着酒瓶子，说：这是我的股份，我的啤酒！

　　当时师长告诉你打下的是美国的英雄，知道他以前击落过我们多少飞机吗？

　　韩德彩：当时击落过我们多少飞机，他马上就告诉我们了。战斗出动多少，打了我们多少架飞机，当天晚上就问出来了，以后就问他为什么到中国打，他说我是军人服从命令，看起来他是很硬的，实际上他是很害怕。他在中国呆了快三年了，1953年4月7号，1954年、1955年，我是1954年年底在报纸上看到他。他们回去的时候是在1955年初，就是和我们那批科学家调着回来的，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他回去了呢？我打他的时候，知道他是游猎组，游猎组的飞行员技术都是很高的，谁也不会派一个傻不愣噔的来干这种事，干这个事他回不去。

　　您和他之间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韩德彩：对，有点相似，我不是说了吗，出身都是农民，我这个农民和他不一样，我们是一年到头面对黄土背朝天，一年累到头，到年底没有饭吃，加上国民党苛捐杂税，播了不收粮食；他不一样，他也是种田，他家种了千八百亩地，他那种地是做计划，打电话，收粮食是别人收，进仓库再卖粮食。他十五岁学飞行，我也是十五岁，文化程度我很低，他也不高。

　　这次我在写《我走过的路》，专门做为问题写了：爱钱者必然惜命，他们为钱作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而去打仗，战争目的不是一回事。我们可以把命搭上，这是光荣的，牺牲的就是烈士；他把命搭上什么也没有了，他们为的是钱。

　　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在抗美援朝一共击落、击伤多少架飞机？

　　韩德彩：我是从1952年初去抗美援朝的，当时要求很明确，赶快飞，飞好了去打仗，去抗美援朝。打到1952年的6月份，我最后一次战斗是1952年的5月4号，在平壤南边，没有打到敌人的飞机。回来挨批够呛，说是急躁，飞得太远了。回来换飞机了，米格-15换成了米格-15BS。1952年底又开始抗美援朝了，第一次在大沽山，第二次大浦，一直打到抗美援朝结束。第一次抗美援朝打了两架F-86，就打了一仗，其它时候也开过炮，都不行，没有打下来，我那一次也叫敌人打伤了，打了一个洞，差不多有这么粗，是要害，如果再向前打这么多，我就完蛋了。正好打在操作拉飞机升降舵的连杆上，一打断连杆，飞机就失去操作了。那天是大风，本来作战在海里打的，那时候还不让在海里打仗。情况来了，还不让在海里打，如果被击落了吧，不淹死也得当俘虏，那是有可能的。我当时一下飞机以后，我们的苏联老大哥见到了我，看到那个洞，马上就给我划十字，他说上帝保佑你，要不然你早就掉下来了。我说我不信上帝，我信马克思，是马克思保佑了我。

　　第二次就是1952年年底，换完飞机回来了，1月份、3月份、4月份打了三回。1月份打了一个，3月份打了一个，4月七号打了一个，以后我就老开会。从4月7号打了飞机以后，包括拍电影，又到北京观礼，五一观光团，以后开团代会，整个在北京大概是一个半月左右。我回来以后刚恢复技术，还没有去打仗，就开会去了。我最后一仗是1953年的7月19号，空军停战是7月28号，就是最后一仗，我把炮弹打光了。因为开始打的时候，还是敌人的飞机上来，我向外拉，间隔拉得大了，再回过头以后，看飞机拉得太近，我拉着镜头向前面开炮，由于距离近了，炮弹也没有了。当时回去，我就看到这个飞机歪歪打打地走了。这个飞机是被打伤的，我们没有要这个飞机，我认为打伤是耻辱。为什么打伤？打伤几个条件，一个是打的距离远，我知道我开炮的距离远，开炮时是八公里，很难打到飞机。我没有要这架飞机，打伤这架飞机的记录还在我们15师的战史上，我没有要。我讲打下五架飞机，说多打飞机当英雄，去北京见毛主席，这以前是五架飞机，后面没有说这件事。

　　回国一个多月，或者包括快要回国，有什么令你印象特别深的事？

　　韩德彩：收获很大，见识真多，脑瓜子里面确实增加了很多知识，因为我们在北京听了很多报道。包括朝鲜将来怎么发展，我的笔记本上还有，在北京见了很多人，特别是很多老太太。老太太见着我们像拉着孩子一样，那简直太亲了。少先队、共青团那都是亲切，我们在北京不是做报告就是会见，确实增加了很多见识。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把打仗的机会都失去了。那一段时间敌人是很疯狂的，还是跟我刚才讲的那样，鸭绿江东侧，敌人有时跑到机场里打我们的飞机，不过自从敌机被打掉了以后，过来就少了，因为他知道过来没有好处。

　　在我的印象里，6月27号，团中央代表大会选举，第一届团代会是红军的时候有共青团，我们这个团代会叫第一届还是第二届，以后就叫第二届。整个的时间都浪费了，按照我的想法，做着梦都想回去，但没有办法，宣传志愿军也是任务。

　　您在朝鲜战争当中，一共击落、击伤多少架敌人飞机？

　　韩德彩：第一次抗美援朝打两架F-80，第二次抗美援朝打三架。

　　抗美援朝战争当中打下两架F-80，就是油条子，机翼上挂着两个浮箱，这家伙陆军最恨它，开始这个飞机是当战斗机用的，后边F-86出来以后，这家伙当攻击机用了，打陆军的部队，这个家伙的性能特别好，我第一次打仗，在海里面打两架，就是这个油条子。以后又打了三架F-86、F-86A、F-86B，F-86C、F-86D、F-86E这几种型号差不多，就是这种飞机。实际上我就打了这五架飞机，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打飞机打得少，我当时心里就蛮不服气，因为我们大炮是三十七毫米的，一发炮弹的爆炸面积是一平方米，我打下一发，哪个飞机能遭得住一平方米的爆炸面积？所以说，所谓打伤，要么是打远了，要么没打到，射击胶卷只能做一个参考，不能做一个决定的东西，因为一开炮的时候，照相机镜头跳动，飞机跳动，胶卷上的图像是模糊的，判读差半个千分，那就没有了，这半个千分加上就打着了。所以我们打仗中间报的成绩，敌人打我们有水份，我们打敌人也有。

　　因为什么？敌人的机枪，最多打我们是多少呢？就是四十多个洞，就是李永泰，他的飞机被F-86打了四十多个洞，还飞回来，我们的炮弹如果打了四十多个话，飞机不打零碎了吗？我看了敌人两次爆炸，第一次打F-80我看他爆炸，第二次打费席尔，我看着费席尔的飞机哗啦开了，我把机翼打断了，机身机翼两个分家看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