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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讨论】拉尔夫林顿:文明树--中国部分(节选) -- 过来看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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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林顿的文章里,有些结论是可以探讨一下的

林顿的文章里,有些结论是可以探讨一下的。例如这段:

因为中国农民不实行长子继承制,而是让所有的儿子平分地产,所以他们的地产总是不断地处在分割之中。这就是说,一部分农村人口总是不断地被挤出自己的土地而沦为无产游民,到近代则沦为人力车夫之类的城市贫民。每当饥荒和战争的控制机制丧失之际,中国的人口就迅速增加,体力劳动的产业就无法支持过多的人口,无业游民就被用来从事最沉重最粗笨的劳动。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源源不绝的劳动大军,正是因为他们甘愿干最苦最低贱的工作,所以奴隶制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扎住根。大户人家的女佣是从小买进的,她们可以被认为是奴隶,然而实际上她们是作为家庭成员长大的,她们成年时,主人有责任为她们找婆家。皇宫里使用奴隶,但是中国没有西方那种非常发达的大规模的奴隶制。西方那种奴隶制在中国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使用无业游民更为价廉合算。直到机器时代之后,他们才因为使用奴隶劳动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在机器生产中,使用雇佣劳动显然是更为便宜的。把工人的劳动当做商品,等他老弱病残就把他撵出工厂,显然是更加便宜的。如果把劳动者当奴隶占有,因而不得不在他老弱病残时给他以照顾,那就反而不大划算了。

这里他把产生无业游民归结为不实行长子继承制度,不断分家的关系。这未免跳跃太大。实际的原因则是有限的田地、粮食生产和不断增长的人口之间的矛盾。不论搞不搞长子继承制度,只要资源是有限的,而人口是不受控制增长的,那么人均资源总是越来越少的。剩余劳动力总是要出现的。而土地兼并无疑增快了这个进程。

而把中国奴隶制的不兴盛归结为有大量无业游民的存在也是有问题的。他的论点是使用无业游民更为价廉合算。问题在于这个论断并没有直接的数据支持。西方罗马式奴隶制的奴隶来源是本国的罪犯(罪犯奴隶)或者是欠债无法清偿者(即债务奴隶),要么就是战争中俘获的大量外国人。最后是奴隶的后代。战俘奴隶在罗马向外扩张时成为奴隶的最大来源。而一旦帝国扩张停止,奴隶的来源减少,帝国的经济也就逐渐从根基上出现裂缝了。而到西罗马灭亡前后,传统的奴隶制度已经逐渐为农奴制所代替了。

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的情况是王朝初年,人少地多,总是有大量的自耕农存在。虽然在王朝建立过程中有屯田形式。但这种剥削其实是政府直接作为剥削者存在的。中间没有再经过豪强地主的盘剥。所以农民的负担反而较小。而自战国开始,为了支持庞大的战争开销,政府必须压制豪强地主的从中盘剥,直接把大头拿在自己手里。所以各国的改革都强调中央集权,抑制豪强,让政府直接从农民那里收取剩余。

此后的改朝换代都大多以战争形式。战争一方面打破了前朝的土地兼并,消灭了大量人口,为重新分配土地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迫使政府采用最高的搜刮手段,消灭抑制中间盘剥阶层以获得足够的军费。所以中国自战国后的各个朝代大多在先天上就反对豪强,是个扁平化的赋税吸收机器。这种结构自不利于奴隶制度的产生。也不利于任何一种领主制度。当然,这也不是没有例外。当中国长期分裂(如魏晋南北朝和唐朝藩镇割据时期)时,类似于西方的奴隶制和农奴制(部曲制)就产生了。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王朝的日益衰朽,扁平化的赋税吸收机器不断退化。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插到政府与平民之间,截流利益或加重平民的负担。同时人口压力随着人口增长加重。人均收益减少。这样政府总是到最后陷入财政危机。(例如对于这类利益集团控制最少的明朝也就成了财政危机最为严重的朝代之一。)于是王朝能够动用的资源越来越少,最终被武力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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