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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美军朝鲜战争中生物武器库一览(一) -- 石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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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美军朝鲜战争中生物武器库一览(一)

思炎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战(一)一文中链接出处提到朝鲜战争中美军曾用流行性出血热作生物武器,最初我是不太信服的,因为其病原肾综合征出血热病毒是我科研遇到的第一个对手,老熟人了。记忆中,该病确实大规模暴发于朝鲜战争中,但病毒由韩国人李镐汪于1978年才分离纯化,上个世纪50年代初如何能大量培养?到WIKI一查,居然又和日本鬼子联系上了,然而更加加深了我的疑惑:日本鬼子当年还研究过出血热,为何搜集科研论文时一点迹象都没见着?如果日本鬼子都研究并能制备成生物武器,那李镐汪凭着病毒分离这一手能火了这么多年?

带着种种疑问,我翻开了人类历史上及其残忍的一页。现在既然美国病毒细菌都用了,咱们就用“生物武器”而不是“细菌武器”这个词了。残忍,那一定与日本细菌战犯有关。现在让咱们回到血淋淋的过去,开始了解日本鬼子当年是如何用我们同胞来培养肾综合征出血热病毒的。

肾综合征出血热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即在一些人迹罕至之地的动物中流行,若有人走到这些地方也可被感染上。日本鬼子在这方面也和人类一样,它们进入流行区域后一样被感染了。

1931年我国东北部就有本病记载。1931-1932年在黑龙江流域中俄边境的日本和俄国军队中有该病发生。1935年日本士兵在东北林草原地带发生的出血热被误诊为“出血性紫斑”、“异型猩红热”、“急性肾炎”、“出血性斑疹伤寒”等。1938年7月在绥芬河流域的二道岗,有20名日本士兵患病,3人死亡,当时称“二道岗热”。同年10月牡丹江附近日本关东军野战炮部队发病41人,死亡3人,曾称“猩红热、异型猩红热、急性肾炎”。

  1939年9~12月,日本骑兵在孙吴演习,有20名士兵患出血热,6人死亡,当时称“孙吴热”。1940年在黑河附近日本士兵患出血热236人,死亡26人,曾称“黑河病。1941年据日本军队报告,在出兵中国东北的百万日军中,约有万人患出血热,病死率高达30%。1942年虎林县发生出血热102例,死亡15人,当时称“虎林热”;与此同时,在其它日本驻军所在地的永安、三江、北安、横道河子、延边等地,均有较多的病例发生。延边当时称间岛,当地曾称此病为“间岛热”。

  1942年日本陆军军医部将上述不同名称的疾病,统称为“流行性出血热”。然而,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未有记载当时居民发生出血热的详细资料。据1956年调查,延边八家子林区老工人提供:“伪满”时期,伐木工人中有患本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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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高的病死率,自然惊动了日本鬼子关东军第731部队的军医中将石井四郎。金泽医大细菌学教研室的二木秀夫博士做为731部队孙吴673支队的核心人物,承担了这一“重任”,做着和我当年类似的研究“《关于探索“孙吴热”病原体的研究》”。二木秀夫“一直执刀宰杀“满洲猴”(“猴”、“猿”),干得相当利落。”。“满洲猴”或“满洲猿”,就是我们的同胞,也被鬼子叫做“马路大”。请看这些衣冠禽兽是如何培养肾综合征出血热病毒的:

1942年11月笠原 四郎、北野 政次等,从孙吴捕获的40只黑线姬鼠(APODEMUS AGRARIUS)身上采集到203匹耶氏厉螨(LEALAPS JETTMARI),用生理盐水研磨成悬液,注射给 “猿”大腿皮下,经19天发热达39.4℃,取其发热期血液,注射给第2代“猿”,经 12天,即发热、尿蛋白阳性、剖检认证为出血热肾(肿胀、髓质出血)。尔后用其发热期血液乃至脏器材料,以 “猿”为实验对象连续进行病原传代。当时实验用的病原材料通过泸器过泸后,仍获阳性结果,以此为依据提出出血热病原为病毒。

在黑线姬鼠保存出血热病毒试验中,取有病毒血0.5ML注射黑线姬鼠腹腔内,观察25天处死,取其肝、脾、肾10倍悬液1ML,注射“猿”皮内后11天发热40.2℃,取其发热期“猿”血液,继续接种次代“猿”,并罹患重症。证明黑线姬鼠对本病毒为不显性感染,从而作出黑线姬鼠为本病毒的储存宿主,耶氏厉螨为媒介的推论。

过去培养病毒,如果没有合适的细胞系可以用一些试验动物,而日本鬼子们,却用我们的同胞来做试验。在这里我不提供另外一个更加残忍的网页,里面有日本鬼子如何用人类难以理解的方式虐杀中国人的。请注意出现的北野政次,他将在朝鲜战争中再次手抄屠刀出场。这些刿子手是如何逃过审判的呢?自然和美国有关,而这里有些与本主题相关的细节可以分享:

北野称他们没有将细菌武器作为武器的意图,在平房的研究只是使用了猴、鼠、灰鼠等小动物。对汤普森的询问,北野继续隐瞒实施细菌战的实况,称“那样的实验是不能使用人类的”,“细菌战在日内瓦条约中是被禁止的事情,是不被承认的行为”。

北野隐瞒事实的举动,实际是按照背后的指示行事。这封指示信现存放在新妻清一的家中,是用手写在陆军便签纸上的,内容是:

同北野中将的联络事项

1、o与“保作”绝对不能讲出来。

2、关防给的石井队长等还在满洲。

3、增田大佐排除万难单独返回,向“麦”司令部出头。

4、关防给的总务部长兼第四部长大田、第一部长菊池、第二部长碇、第三部长兼资材部长增田大佐,其他人调转或解职。

5、第一部负责研究,第二部防疫实施及指导,第三部给水实施、指导及资材修理,第四部制造、资材保管、补给等。

6、七、八栋乃中央仓库,田中班负责P研究,八木泽班负责自营农场。

7、“保研”除石井队长、增田大佐外,无人了解全况。因研究分工详细,又经常换人,他人只是部分了解情况,而且,其目的也不得知。

8、北野中将在任时,“保研”只是在前任的基础上进行了若干实验,没有积极进行,处于停止状态。

9、“保研”没有上级指示,为了防疫研究的需要进行了一部分研究。

10、北野中将在任时专门从事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1]243。

其中暗语“O”指的是实验用的“马路大”,“保”即细菌战,“作”是作战,“保研”指细菌战的研究。另外,把监押“马路大”的七、八栋说成中央仓库,从事鼠疫跳蚤研究的田中班称作进行鼠疫研究。把研究植物破坏病菌的菜园八木班说成自营农场。这就是指示的实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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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完全“赦免”这些战犯,却是在他们“立功”之后。

台北国立政治大学藤井志津枝教授在1995年10月《国立政治大学学报》发表之〈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发展生物化学战重要人物之研究〉一文中,证明美国征调前日军“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与北野政次中将及“100”细菌部队部队长若松勇次郎中将率领前731部队成员在韩战期间赴韩国发动细菌战以阻止中共军队之南进[5]。其中提到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乎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意料之外加入韩战战场,联合国军遭遇重大打击,向南撤退。联合国军为求扳回劣势即决定施行生化战。三部队长及日本医师会会长田宫猛雄来至北纬38度南北韩分界线勘察,并以防卫38度线为目的。12月,在美军南撤时所用之细菌武器为731部队在中国东北所研制的流行性出血热(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病原体。细菌战的对象为(一)军队炊事房,(二)警察餐厅,(三)军队、政府、党的宴会场,(四)城市的水池河川,(五)党高级干部的任宅等五种。美军因此于1952年豁免日本陆军军医官佐一千余名。北野政次与美军C.B. Philip 上校之联系也被公开[5]。 (注:流行性出血热可能就是后来鉴定的由汉他病毒(Hantavirus)引起的汉他出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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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流行性出血热就是由hantavirus引起的,只不过由日本鬼子研究使用的这一强毒型因李镐汪于一个叫汉滩的地方分离而叫hantaan virus,后来分到的弱毒株称汉城型(seoul),再后来全球分离的其他家族成员各有不同的名称,统称hantavirus。随着营养状况的提升及医疗卫生环境的改善,上世纪90年代汉滩病毒的病死率10%,汉城病毒的就只有1%左右了。汉城病毒全国各地均分离到,每年多少能造成些麻烦。在南方也叫“打谷黄”,因为农民们收割稻子时赤脚,沾染带有汉城病毒田鼠尿液污染的泥土而感染,病程一般不重,但后遗症比较明显,气短力衰,严重的数年才能完全恢复。儿时记忆中,每年生产队都有个把老乡中招,但没有病死的。

现在看看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刿子手,居然就这样卵翼于美国的庇护之下,并再次给中国人民志愿军造成了伤害,什么叫天理?然而当我查看人民网细菌战专题时,我发现当年医学知识之贫乏,尤其和美国对比着看,差了好几十年,所记录下来的关于病毒的几乎没有,想想当时既没有合适的细胞系,也没有无特定病原体的动物(甚至可能都不知到要用什么动物),这也是李镐汪凭此贡献每每在病毒学大会上都居贵宾席上,所以没有肾综合征病毒以及其它病毒方面的资料也很正常。而关于细菌的,只需要无菌平板进行分离培养,鉴定起来就容易多了;然而,即便如此,在外国专家的指导下,依然连当时美国的生物武器到底如何构成都一无所知。可以说当年除了炮火连天的正面战场,还有暗地里的生物武器和心理战,而在后者,中朝两国远居下风,郁闷啊。

通宝推:旧时月色,东海后学,西安笨老虎,盲人摸象,捣江湖,回旋镖,双石,液化,韦红雪,树袋熊毛毛,重重无尽,老拙,思炎,四方城,一无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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