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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讨论】从康生的字谈谈字如其人 -- 山有木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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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转贴个你贴里的提到的历史片段

顺嘴一说。现在打倒“四人邦”的功劳都在抢,不过,我好象看到一个资料,最先窜道华国锋用非程序收拾“四人邦”的其实是康生的秘书李鑫。。。。

我记忆里的中宣部大院

李鑫 曾经担任过康生的秘书,1976年11月至1980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担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是“两个凡是”社论的执笔者。

因为李鑫外表看起来没有秘书那种书生气,所以康生觉得和他在一起竟然比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人员更有威慑力。久而久之,在康生的关心下,李鑫文武双全,尤其是写的一手好文章。

邓小平对李鑫一直不满,据说第一个原因是李鑫升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后,邓小平请他去打牌,李鑫讨厌拉帮结派,托故不去,气得邓小平大骂。邓小平对李鑫不满的第二个原因是在他二次下台后,李鑫积极参与了揭批邓小平的行动。

毛主席去世后,李鑫表示在中央只听两个人的,一是华国锋,二是汪东兴。他认为,党的主席去世了,作为共产党员在组织原则上必须服从党的第一副主席领导,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在工作中必须听从主任指挥。

这时的汪东兴,为了保证华国锋能够排除阻力,就必须在党内两派势力——以叶剑英为首的元老派和以江青为代表的造反派——中选择其中一派。因为当时的造反派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所以汪东兴除了倚重叶剑英,别无选择。汪东兴既然如此,整个中南海的禁卫军于是都归顺元老派了。这样一来,汪东兴的部下李鑫自然变成了在中央只听三个人的了,一是华国锋、二是汪主任、三是叶剑英。

李鑫与汪东兴私交很好,汪东兴在中南海有一座神秘的住处,只有李鑫进入此地不用事先通报。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刚看到文章,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他没向机关要车,而是骑着自行车,带着《光明日报》,急速赶到中南海汪东兴的秘密住地,把报纸交给他,两人共同商讨对策。

“四人帮”倒台至今,我们在讲述此事时,不知道为什么将汪东兴的功劳悄悄抹去,更何谈李鑫。事实上李鑫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起了非常的关键作用,是李鑫首先向华国锋和汪东兴提出,不妨学习苏共抓贝利亚的办法来处置江青等人。更为关键的是,为了麻痹“四人帮”,李鑫经请示汪东兴后,曾当面向江青表示过忠心,所以江青、张春桥等人将自己的全部计划都向李鑫交了底。江青怎会想到,他们每次同李鑫谈话的内容,最多半个小时,就已经详细进了汪东兴的耳朵。而李鑫用来建议华国锋下手的节点,就是他已经觉察到毛远新背着中央在搞小动作。抓捕“四人帮”的当天,李鑫还当面向江青和张春桥保证,中央警卫团随时跟随自己接受江青的命令。但从江青住处回去后,李鑫立即招集八三四一部队宣誓:即使牺牲生命也要将江青等人全部抓获。行动当天,是由李鑫亲自带领着警卫战士,冲进中南海二○一号住地,抓获了“四人帮”党羽中最有可能武力反抗的毛远新。试想,如果没有汪东兴、李鑫和张耀祠三个人的密切配合,华国锋仅仅靠叶剑英的支持就能把江青及其死党抓进监狱,谈何容易?如果没有汪东兴、李鑫和张耀祠三个人肯于接受华国锋和叶剑英的领导,华国锋和叶剑英即使在抓捕江青的问题上,下决心冒险一试,怎么可能做到没响一声枪、没流一滴血、没死一个人?所以废除“后党”,汪东兴、李鑫和张耀祠功不可没,他们曾经一度居功自傲,不可一世,也是因为人家确实有政治资本。

当年,由叶剑英亲自提名,汪东兴顺利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张耀祠当上中央委员,李鑫则当上了华国锋的“秀才班子”——中央理论学习组负责人兼毛主席著作编辑办公室负责人,专门负责起草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文件。

成功地将“四人帮”下狱之后,在华国锋和汪东兴的指示下,李鑫、郑必坚等人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名义,按照“文革”时期惯用的“两报一刊”社论形式,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其中关键内容即所谓的“两个凡是”论。“两个凡是”说的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的鼓吹者除了几位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外,主要追随者有:时任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红旗》杂志总编熊复、全国记协书记吴冷西、华国锋秘书郑必坚、中央理论学习组副组长胡绳等人。一时间,“凡是派”呼声甚高,李鑫已有进入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前景,汪东兴也做好了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交由李鑫出任的打算。但是,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彻底结束了李鑫的政治生涯。

1991年李鑫去世后,前《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在他的追悼会上说:一九七六年九月,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紧要关头,李鑫同志不顾个人安危,首先向党中央提出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建议,并直接参加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为粉碎“四人帮’做出了贡献。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此事,知情者甚少,李鑫也亦不告人。这种精神尤为难能可贵。”

“文革”期间,大院里的孩子因父母所谓问题的影响,各奔东西,我与他家的孩子也断了来往,听说他家老二赤子走了,老大李军、老三新平的情况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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