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原创】美国肯特州立大学校园枪击事件 -- eraser

六、枪响之后

几乎从第一声枪响开始，现场指挥官坎特伯里准将和法欣格上校，就不断高喊“停火！”并且跳到一些开枪士兵面前，把他们的武器往上抬。A连中士罗伯特.詹姆斯(Robert James)，一开始还以为下达了开枪命令，向空中开了几枪，等看到有人向人群开枪，立即察觉不对，赶紧把自己枪里的子弹全部卸掉。C连中士理查德.罗胡(Richard Love)也向空中开了一枪后，瞥见有人向人群射击，一时竟不敢相信，从此未发一弹。A连士兵威廉.赫希勒(William Herschler)，错乱中将一梭子子弹全部打光，随后就精神崩溃。在救护车送医途中，口中不停地哭，“我打中两个孩子”，“我打中两个孩子”。

如果说，在开枪之前，关于国民警卫队士兵们是否受到生命威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威胁，还大可怀疑的话，那么，紧接着开枪之后，他们所受生命威胁之大，几乎是毫无疑问的。13秒瞬间造成四死九伤的惨剧，一下子使得现场所有人惊呆了：“天啊，这简直是屠杀！”学生们愤怒到了极点，许多人疯狂地冲上去要跟大兵们拼命。士兵们又紧张又害怕，缩成一团，且避且走退到公共草坪，再无退路。四周都有暴怒的人群紧追上来，双方紧张对峙。

毫无疑问，一旦人群再往前冲，士兵们必定会再度开枪。一场导致大批学生死亡的大规模流血冲突，眼看就要爆发。

这时候，以戈兰.弗兰克(Glenn Frank)教授为首的一批教职员工，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们先是请求国民警卫队不要动手，由他们去劝说学生。接着又恳求学生们不要无谓地牺牲自己生命。神情惶急的弗兰克教授，在学生们包围中连续劝说20分种，直说得口干舌燥，最后总算劝得大家伙儿离开公共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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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的儿子艾伦(Alan Frank)，当时也是肯特大学学生，而且正在草坪上。事后艾伦说：“毫无疑问，父亲救了我的命，也救了其他数百人的性命。”

七、对立的民意

美国主流媒体迅速报导了5月4日肯特州立大学的枪击事件，大多数对军警持谴责立场。《时代周刊》的文章写道：“射向肯特大学学生的那些子弹打伤了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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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 日，“结束越南战争新动员委员会” (New Mobe)和“全国学生联合会” (SMC)分别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号召全国各地游行示威，抗议军人枪杀反战学生。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学生罢课抗议浪潮，就此揭幕。

5月8日，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宣布，全国各地437所大学和学院因学生罢课而关闭。哀悼活动在全国上千所大学举行。威斯康星等7个州相继发生学生放火焚烧军事建筑、包括兵工厂的事件。在费城的独立宫前，1万多人参加了抗议集会。一位演讲人站在这个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诞生地前面，愤怒谴责尼克松政府。他说：“如果他们像在肯特大学干的那样继续迫害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就不仅关闭大学，而且还要把大学烧掉！如果他们继续对我们的越南、柬埔寨兄弟姐妹进行战争，我们就不仅要到白宫去抗议，而且还把白宫烧掉！”

5月9日，75000名示威群众在华盛顿举行反战集会。一些国会议员也对肯特大写事件提出谴责，并且再度提出要求美军撤出柬埔寨和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法案，引发了激烈辩论。从5月至6月，400多万美国人卷入了各种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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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说：“肯特大学枪击事件产生的冲击波把全国民众及其政府高层带到了心力衰竭的边缘”。尼克讼总统写到：“肯特州立大学事件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大学生抗议浪潮。每天的新闻报道使人感到那种骚乱仿佛有点象造反。数以百计的大学校园经历了突然爆发的狂暴、动乱和纵火。在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周末，450所高等院校（实际上，有900所之多）由于学生的抗议罢课或教职员的罢教而关闭。不到1个月，在16个州的21所大学校园，国民警卫队出动了24次。”

虽然学生反战抗议运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充斥主流媒体版面，但是支持越战的民意，却仍然相当稳固。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当初约翰逊总统介入越战的时候，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支持战争。此后随着战争持续和升级，支持率一路下降，至1969年达到低谷32%。然而，在随后的学生抗议示威中，支持战争的民意不降反升。到了1970年5月肯特大学枪击案发生时，支持战争者反上升了4个百分点。学生动不动就上街闹事，更是遭到绝大多数市民反感。不少政客主张强硬对待激进示威，以此来争取选票。加州州长的罗纳德.里根（后来的第四十任美国总统）公开声称：“如果有必要流血来解决问题，也就只好流血。”

肯特大学所在的波特县，民风保守，加上学生骚乱对地方秩序的破坏，居民们大多对反战学生抱有浓厚的敌意。5月4日枪击发生后，当地电台居然播报说，激进学生拥有武器，与国民警卫队对恃，枪战中两个军人和几个学生被杀死。地方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刊登骂学生的文章。许多群众都很同情军人，反认为死伤学生是咎由自取。不仅一般人这么想，就连一些受伤学生的父母，也这么想。

肯特大学一年级学生小约瑟夫.刘易斯，是九名伤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年仅19岁。两颗子弹射入了他的身体。一颗由他右下腹射入，从左后牛仔裤兜处穿出来。另一颗子弹打进了他膝关节上方约6英寸的腿骨之间。他被抬到医院时已经气息奄奄，九死一生，好容易才救活过来。然而当他的父母在加护病房见到他的时候，脸色却极为难看。不仅因为儿子受伤而难受，更难受的是他们觉得，国民警卫队开枪没错，儿子必定是干了什么坏事才有此下场。

“我父母就是因为读了报纸上的消息，才对我那个样子。”刘易斯后来回忆说，他费了好大功夫，才让他父母相信，他什么错事都没做。

这件事使得刘易斯对俄亥俄州与肯特大学绝望已极，大学没念完，就辍学离校，搬去了俄勒冈州，从此永远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八、枪击血案之调查

为什么国民警卫队要驱散学生集会？为什么国民警卫队会开枪？这是几乎是每一个关心肯特大学枪击事件的人都想了解的问题。

5月8日，100多名联邦调查局探员进驻肯特大学和肯特城，而国民警卫队和县巡警，则在此日全部撤离校园。联邦调查局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调查军警和地方长官有没有触犯联邦宪法和法律，并且提供证据，供有关当局决定，有没有必要对开枪军警等人员提出刑事诉讼。随后，尼克松又任命了一个由独立人士组成的总统特别委员会，再次对事件进行了独立听证。此后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法庭又对上至州长下至开枪士兵的枪击案责任者，进行一系列刑事及民事调查诉讼。其中不能不问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5月4日，究竟是谁下令或者请求出动国民警卫队驱散学生集会？

调查结果令人惊讶：从州到县到市，没有一级政府下达过这样的指令或者向国民警卫队提出过这样的请求。国民警卫队表示，他们是应校方请求而出动的。现场最高指挥官坎特伯雷准将，在法庭接受盘问时说，那天上午肯大校长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曾向他表示，担心学生示威可能演变成暴力冲突，希望能想办法制止。但是怀特校长出庭作证，却坚决否认有过这样的谈话，强调校方只是发过通知阻止学生举行集会，从未向国民警卫队提出过驱散集会请求。

这个问题之所以变得如此敏感与重要，原因乃在于，驱散学生集会的法律依据，并不如当初想象的那么稳固。当初无论是学校当局，还是国民警卫队，都错误地认为肯特大学已经处于戒严状态，因此任何公众集会，无论是否和平举行，都已经被法律所禁止。这样，5月4日周一上午，学校当局就连续散发了一万两千多张布告通知，阻止学生举行早先规划的集会。而执勤的国民警卫队员，则不惜用强力驱散当天那个一开始相当和平的集会。

然而事实上，从法律上讲当时肯特大学并非处于戒严状态。戒严，这个被认为是强行驱散和平集会的最有力法律依据，其实是不存在的。在这一点上，学校当局与国民警卫队，都对当时局势作出了一个极为错误的判断。这也是一个带来严重人命后果的悲剧性误判。

究竟谁应当对这样的误判负责？事后来看，第一个该负责的是州长罗兹。前文提到，作为一名职业政客，他5月3日在肯特市的演讲和竞选作秀，在肯特校园各方面都造成了极为广泛的误解，在国民警卫队官兵中造成了对于学生的普遍敌意和恐惧，这是导致枪击悲剧的极大因素。

更糟糕的是，有意无意助长国民警卫队员敌意和恐惧的，并非仅只罗兹一个人。司法部长米切尔同样激烈攻击校园里的好斗分子，把他们叫作匪帮；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也是如此，阿格纽的被广泛引用的一句话是，“年轻的一代中的闹事者只是一伙流氓，他们不配享有美国青年的称号。”在前一天，萨特罗市长也在肯特大学发表了不少刺激性的讲话，而国民警卫队的罗伯特.坎特伯里准将的讲话则简直就是有意煽动仇恨。政客们和官员们种下了如此之多的恶根，星期一中午的恶果，简直在劫难逃。

另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国民警卫队会开枪？在美国，国民警卫队源自殖民地时期的民兵组织，与国防部管辖的正规军不同，有些民兵性质，战时可以由总统征招对外作战，和平时期则归州长全权指挥，负有协助地方抢险救灾和控制骚乱的职能。惨案发生当天，带队主官坎特伯里准将为国民警卫队辩护，提出了三条理由：(1)有人打冷枪；(2)催泪弹用完了；(3)学生们离警卫队员太近，他们投掷的石块，构成了致命威胁。然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总统特别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彻底推翻了这三条理由。

第一条，没有人对国民警卫队开过枪。在肯特大学这几天的冲突中，从未发现闹事者使用过枪支武器。联邦调查局还用金属探测器对现场作了严密搜索，找出来的子弹，证明全部来自国民警卫队员。

第二条理由同样不成立。现场好几位警卫队员，在调查盘问中证实，他们身上还留有共计近十发的催泪弹。

至于第三条，学生和国民警卫队员都有人给出了相互矛盾的证词。一些警卫队员声称当时“石头飞来遮天蔽地”、“学生以威胁姿态进逼”等等。也有学生认为当时大兵们确实有生命危险。

但是绝大多数学生，也包括一些警卫队员，在作证时都不认为士兵们受到致命威胁。联邦调查局对当时照片分析显示，学生离国民警卫队多在60米开外，与坎特伯里所谓“学生离得太近”的说法不符。被打死的四名学生，与军警的距离在80米至120米；受伤的9名学生所在位置，最近的22米，最远的有230米之遥。

联邦调查局报告敏锐地指出，不仅现场士兵中有45人并未开枪，而且开枪的士兵在接受盘问时，没几个人曾特别指出自己开枪是因为觉得生命受到威胁。相反，他们只是简单地说，因为听到或看到别人开枪，就以为认为下达了开枪命令，是以开火。一般只在叙述末尾，才提到生命受威胁的话，象是一种事后的总结。

没有人提到，现场有谁下了开枪命令，也不知道是谁开了第一枪。看起来，开枪是完全自发、并且迅速相互感染的突然行动。然而，近些年来，新的证据证明，确实有人下令开枪，这人究竟是谁?是否有下达开枪命令的权力？谁又开了第一枪？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谜。

最终，联邦调查局长达千页的调查报告认为，开枪是缺乏正当理由的。总统特别委员会的结论更是直接了当：在当时情况下，“枪击是不必要、没有理由、且不能原谅的。”

总统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同时指出，那些在肯特城内大肆打砸的人，那些放火烧毁“军官后备预备役”大楼的人，那些攻击国民警卫队并且投掷石块的人，以及那些为暴力行为摇旗呐喊的人，也应当对5月4日的死伤悲剧承担责任。回顾过去几年的校园冲突，报告说，美国出现了暴力危机和理解危机。不仅学生的抗议出现了很多暴力行为，而且执法人员也倾向于用暴力对付和平示威。然而暴力只能招致更多的暴力，恶性循环不断。报告建议总统和各级政府官员采取措施增进沟通与理解，不要拿学生的异议行为来搞竞选炒作，不要对他们作粗暴的评论，那样只会招致学生的反感与憎恨，刺激他们采取更加过激的行为。报告也对学生说，大学校园向来就是自由探讨与异议的园地，这是美国传统中最可贵的成分，但是异议必须以理性的行为来表达，才能得到尊重与承认。关于执法人员，报告最重要的结论是，携带实弹枪支处理学生示威的做法，在肯特大学惨案之后，无疑是必须停止了。

在美国司法独立的体制下，联邦调查局和总统委员会的结论，只代表行政分支的看法，不是法庭判决。此后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受害者对上至州长下至开枪士兵的枪击案责任者，进行一系列民事诉讼。1974年，联邦检察官也正式对开枪指挥官和士兵提出了刑事诉讼，但是法庭审理结果，未能认定开枪者犯有蓄意谋杀罪。2007年5月，基于新的证据，艾伦.坎福如要求法庭重新审理此案。可以说，肯特大学枪击案的法律诉讼，至今仍未落下帷幕。

九、生者的纪念

发生在肯特州立大学的血案，距今已经整整四十个春秋。当年雄姿英发的反战学生们都已两鬓斑白，满头华发。历史的车轮向前滚动，永生的是那些逝去的人。今天，肯特州立大学的校园内，仍然矗立着死难者的墓碑和纪念遗迹，当年的事发地点被设立为国家历史保护遗址，这些，都是来自生者的纪念，纪念无辜死难的灵魂，纪念激情燃烧的岁月，纪念追寻理想过程中的快乐，纪念理想破灭时的痛，也许，这一切，都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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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放上这张刺刀与鲜花的照片，这是曾经陷入深深分裂的美国的留影，是小E对肯特州立大学死难者的最终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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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