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云和山的彼端－－另一种模式的社会主义 -- 毕尔优科夫

在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上，从北到南横亘着一些小国――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塞黑和马其顿。现在很多年轻人也许不知道，在十几年前，它们还是一个统一的发达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1944年10月20日，南共领导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在追歼德寇的苏联红军配合下解放了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年之后，新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然而，胜利的喜悦是暂时的，铁托们不得不面对巨大的痛苦。也许这是一片受过诅咒的土地，奥斯曼的苏丹征服过，维也纳的皇帝统治过，然而，他们比起柏林暴虐的元首和他那万恶的匪徒是那么的微不足道。短短的四年，南斯拉夫承受的物质上的损失竟然比主要参战国英国还要多40％，不能挽回的是生命的逝去，有170余万人在战争中丧生，这对一个仅有1600万人的小国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有南斯拉夫人自己才最清楚。

为了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新南斯拉夫半推半就得借鉴了苏联高度集权的斯大林体制，正如他们在华沙、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索非亚和布拉格的同志们一样，而这也使他们创造了丝毫不逊于莫斯科的老大哥的奇迹，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到1948年，南联邦国民收入已达到4411亿第纳尔，比二战前的1939年增长了67％，这标志着南斯拉夫已经从战争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了。

然而，在中央集权制的运行中逐步暴露出了许多苏联式的问题，例如工人生产积极性不高，合作社的农民消极怠工，金融机构运转不灵活等等。铁托和卡德尔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不得不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提出思考，并开始向共和国和自治省下放一部分经济权力并暂停农业集体化。这些都引起了斯大林的极大不满，这种不满在1948年的情报局事件中达到高潮，不久，南联邦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苏联及其东欧盟国撕毁了与南的经济互助条约，南斯拉夫陷入困境。

但是，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拒绝向斯大林屈服，正如他们四年前在希特勒面前表现得那样。“一个小国 ，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人打它一记耳光，他决不应该沉默不言”。在冷战时代，对一个阵营的背叛往往意味着倒向另一个阵营。可是，当美国用130万吨小麦诱惑饥饿中的南斯拉夫人时，铁托表示，“宁愿再次吃树根野果也决不允许让国家的独立受到威胁。”这就是南斯拉夫人的性格，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气节。

于是，独立于两大阵营两种制度之外，南斯拉夫开始了另一种制度的尝试。这是一种最接近马克思蓝图的制度，用它的主要设计师卡德尔声称，这里面没有任何新的自己的东西，完全是依据马恩的经典。它的核心便是“自治”，在经济上实行新的“社会所有制”，提出了“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与苏联模式相比，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弱化了国家的职能，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而不用经过国家这个代理环节。

1950年国民议会颁布的《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基本法》规定，工矿和交通运输企业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声称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企业由直接生产者进行管理，在企业建立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有权招聘、监督、罢免厂长经理。到1964年，南联邦取消了国家投资基金而改由国家贷款，这样，企业又获得了扩大再生产的自由。

南共联盟认为，计划范畴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范畴也不等于资本主义。于是，一方面，取消了苏联式的指令性计划，而改为联合劳动组织（企业）内部的自治计划和社会政治共同体（从区到共和国/自治省直到联邦）内部的社会计划。在交换上承认市场的作用，强调当前的社会主义只能为商品经济，不仅允许消费品的市场交易同时也允许将生产资料交由市场调节。在价格上以世界市场价格为基准，67％以国际市场价格定价，12％依照“成本原则”，21％由市场自由形成，比之当时的苏联、中国无疑具有极大的自由性。

自治社会主义一度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光辉成就。1950年～1956年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达到8.6％，1957年～1965年则达到12.2％，农业生产增长相对较慢，但是也达到了1.1％和5.4％。变化还表现在出口产品的比例上。1950年南斯拉夫出口品中，非加工产品占43％，加工产品占50％，而高级加工产品所占比例仅为7％，但是到了1974年这个比例发生逆转，高级加工产品占到了56％，非加工产品仅占8％，其余37％为加工产品。与苏联的增长相比，南斯拉夫的增长是人民群众能够切实享受到成果的，1977年南斯拉夫每千人拥有电视机175台，高于苏联、东欧水平，而在当时中国人还不知电视为何物；千人拥有汽车91辆，这个数字在30年后的中国为24辆。

与此同时，在外交上南联邦一方面与西方保持着不损害主权的正常经济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在第三世界中掀起了不结盟运动，联合起来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用事实驳斥了“弱国无外交”的谎言。就这样，南斯拉夫在被苏联老大哥抛弃后在第三世界中找到了知心朋友，铁托也被誉为“小国中的大政治家”。

然而，好景不长，7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上出现了停滞甚至一定程度的倒退，随着90年代初南联邦的解体这朵“自治社会主义”的奇葩也最终凋零。作为多民族国家，其解体的原因是复杂的，远不是所谓“共产主义的失败”能够解释。

南斯拉夫国家不大，面积不到26万平方千米（在欧洲算个大国），人口也不过2000万左右，却有大大小小20多个民族，其中人口最多的为塞尔维亚族，但也仅占总人口的39.7％，于是，像苏联的大俄罗斯主义一样，自然而然得滋生出“大塞尔维亚主义”。在历史上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与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矛盾很深，而民族问题又不得不牵扯到经济问题。塞尔维亚地区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长期统治经济一直比较落后，因而希望加强中央集权以贴补落后地区，而北部奥匈帝国原属地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经济则比较发达，他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独立性。这种冲突也蔓延到党内，最终在坚持中央集权的二号人物兰科维奇辞职事件中达到高潮。南斯拉夫的领导人铁托和卡德尔分别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他们一方面竭力压制克、斯两族的独立情绪，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对付大塞尔维亚主义，这也引起了塞尔维亚人的不满，他们认为伏伊伏丁那（匈牙利族）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两个自治省是铁托插在塞尔维亚的两把钢刀。社会自治的制度助长了民族主义。一方面联邦将权力下放到地方，另一方面，各共和国却截留了上面下放的权力，于是，各共和国独立度都相当高，搞成了国中有国的复杂局面，而南斯拉夫民族的集中居住率除了最北部的斯洛文尼亚外都很低，其中塞族为71％，克族也只有79.4％，这意味着有相当多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生活在自己的共和国之外。这种复杂形势在1980年铁托去世后便无人能够驾驭，结果必然酿成了92年的解体和之后的大规模内战。

工人自治制度同样出现了困境。一方面，像苏联一样，法律赋予工人的各项经济、政治民主权力得不到贯彻，许多工厂仍然是厂长经理说了算，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厂长经理毕竟是工人直接选举出来的，必须对工人负责，自然的要提高工人的待遇。于是，他们便采取了不断压低积累的方式，而一些严重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工厂之间的攀比，为了给工人加工资他们甚至不惜向银行甚至国外银行贷款。这一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南斯拉夫的外债飞涨，60年代初南斯拉夫的外债不过5亿美元，而到了1978年却涨到118亿美元，等到1982年更是飙至198亿。而与此同时，由于工资的提高国内也出现了惊人的通货膨胀。通胀率在82年为25％，83年为41％，84年为54％，85年为80％，等到87年则上升到了120％。于苏联模式不同，南斯拉夫允许企业自由招聘、解雇工人，但是，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尤其是大学生出现了“就业难”问题，1987年待业人数为80万人，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为知识分子，这酿成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企业能够自行决定投资方向而缺乏强有力的联邦调控，工人自治的企业自然乐意投资到投资周期短，资金流动快的加工工业而不愿意投资于基础工业，出现了与苏联截然相反的局面，加之南斯拉夫基础工业本身就比较薄弱，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比例失调问题。

这些“自治社会主义”本身的缺陷加上巴尔干强大的民族主义外部作用，这条凝聚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无限勇气和创造力的另类社会主义道路最终走到了尽头。然而，正如国际歌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路终究是人走出来的。云和山的彼端那个曾经辉煌的国度留下的不止有刀光剑影，不止有扼腕叹息，留下的还有曾经实践过崭新制度的46年历史，而这部历史正是属于铁托、卡德尔和南斯拉夫无产阶级不朽的光荣，而他们的荣光将照耀着我们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前进，前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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