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萧条到繁荣，再到萧条 -- 西瓜子

1990年代初，对于中央的领导层来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苏联倒台了.

坏消息，也是苏联倒台了。

何解呢？

苏联倒台了，老毛子的力量大幅收缩，在军事、政治、经济等等方面全面衰退。这意味着，自从康熙皇帝时期就开始的、压在中华民族头上四百年的、来自北方的巨大威胁被解除了。现实一点说，压在中国正北（中蒙边境）、西北、东北三个方向的百万苏军一夜之间消失了，万辆坦克突袭北京、分割东北华北的危险也不存在了。这是好消息。

不过苏联倒台了，原来遮挡在前的巨大身影倒下了，于是，中国这个不是“北约盟国”的“北约准盟国”一下子代替了那个倒下的身影，变成了新一任的红色恶魔。

1990年代初，各种军事警告、政治压力、经济制裁和贸易战一下子压到中国头上来。

就这几个话题，瓜子简单罗列记忆中的碎片吧。

第一个碎片，是1980年代末或者1990年代初的某一天，瓜子很感兴趣地看着正午的新闻——大致内容，是美国宣布对华贸易制裁清单，价值××亿美元；而中国针锋相对，提出反制裁清单，价值××亿美元。

这些数字，令蹲在小县城里没有见过世面的，因而在地上捡到一毛钱买个冰棍吃都高兴半天的瓜子觉得很兴奋，同时也为国家的大手笔、大气魄地反击美国佬，而感到很自豪。

然而接下来的几年，瓜子发现：小县城里面本来红红火火的毛纺厂、麻纺厂、铝制品厂等等纷纷倒闭，关门大吉——当然，将这些联系起来，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很明显，中美1980年代的蜜月期、或者说美国人给中国的第一个“战略机遇期”到此结束。相应的，中央政府应该做点什么事情，来收紧拳头，准备迎接国外击来的重拳了。

第二个，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它给中国决策层提了个醒——美国在战争中，首次利用了“精确制导武器”，贯彻了高科技战争的理念。

那号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的伊拉克，在这种打击下溃不成军。百万大军死伤、溃散，成百上千的坦克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被击毁。战后百万阵容的伊军仅剩40余万败军。而美军仅仅阵亡147人就获得了这一战果。

当日还是少年的瓜子从《半月谈》上看到了让人吃惊的消息：太空中的美军卫星竟然将一个坐在坦克上的伊拉克士兵手中的桔子（伊拉克有桔子么？这消息，到现在瓜子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拍得一清二楚。相信这些类似的信息令中国的决策者们感触更深，一定比瓜子深得多——传统的大军团作战的思路恐怕要改动了；而部队信息化建设、精确制导、卫星全球定位、宇航等领域必须抓紧追赶啦！

嗯，回忆到此为止。

不过，也不都是坏消息，在老毛子身上，中国却额外发了一笔意外之财——论斤称、当废纸卖的苏联各种经济、科技、军事资料；按废铁价格处理的苏联坦克；（牟其中）用国内卖不出去的日用品、轻工产品等，从老毛子手里换回了四架民航客机……等等等等。

更加重要的是，有数量不详（瓜子得到小道消息，在万人规模，真的还是假的，瓜子却不知道，也无从证实）的苏联科学家没有跑去欧美，却为了坚定的信仰来到了中国。他们带来的，就是未来中国科技（尤其是国防科技和宇航科技）大飞跃的希望。

当家人有了这点本钱，心里稍稍有点底气了。但是还缺少两样东西：第一，是时间，第二，是钱。

怎么办呢？

争取时间的办法，是“韬光养晦”。（不过，据说英文对“韬光养晦”的翻译是“hide our capacities and bide our time”，也就是“隐藏实力，等待时机”；或者有人翻译为“战略性欺骗”。如果这样的话，恐怕美国人心里很明白中国的企图。）

为了争取时间，当日的领导人面对美国人的刁难和讹诈忍气吞声，甚至使出了“消气外交”的招数。据说，朱总理在访美的时候，亲自为美国人表演拉胡琴，引发了无数愤怒青年的非议。

这事是真的假的，瓜子并不知道。然而瓜子记得少年时曾经读过一段话，觉得非常有道理，这里不妨引来与大家分享。

《吕氏春秋》言道：

而第二个问题：钱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国家的财政部门打起了地方税收的主意。

××××××××××××××××××××××××××××××

于是，地方官员感到了尴尬。

他们被赋予了组织中国经济活动的重任。他们发现，要想获得升迁，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就是把地方经济搞上去，换言之，就是把GDP搞上去——不过，他们却发现根本没有多少钱，能够用来做事。

按照人世间的常理，责任和权利是相对应的。俺清楚地记得《蜘蛛侠》中有一句台词叫做“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瓜子转换个说法，就是“给多少经费（钱），办多少事情”——地方官员不是传说中张果老那头神驴，会屙金子尿银子。地方上的事情，如教育、医疗、修路、架桥、治安、文化、科技、城管、维稳、教育不明真相的群众等等等等，都得花钱——不给钱，怎么办事？

但是，地方官员就是没钱。但是，地方上面的事情，他们必须要做。

事情怎么会这样？

说来话长，一切的根源，犹如关云之长，扯起来没边没沿。远了要从4000年前大禹治水开始【2】，近了要从90年前国共第一次合作讲起，恐怕瓜子变成白胡子老公公都说不清楚，或者瓜子可能刚说个开头就被大伙儿群殴吐血。于是，瓜子索性偷懒，将更早的渊源统统略去，把话题的起点，定在三个字上面：“分税制”。

1993年7月23日，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说：“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目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0% ，但中央支出却占50% 多……一般来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都在60%以上。而中央支出一般占40%，地方占60%。但是我们正好相反，……这种状况……必须调整过来。”（朱副总理这时候，很需要钱。他要拿钱做啥事情呢？瓜子在这段文字的开始，稍稍提到一点点，呵呵。）

怎么调整呢？朱副总理选择的对策，是与各省财政系统谈判，启动新的税制，它的名字叫做“分税制”——也就是说，要重新划分全国税收中，中央和地方政府份额的多少，也就是重新切蛋糕。

分税制的细节，大家都可以非常容易地查到。那些官样文字絮絮叨叨，看半天也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瓜子简单总结成为两句话：其指导思想，在于中央集权。其主旨，就是扩大中央税收份额——当然，这等于减少了地方政府在全国税收中的份额。

分税制改革的结果，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9月15日第37期有文《分税制决策背景回放》这样总结：

换句话来说，就是：中央从全国税收这个篮子里面拿到的钱多了，而地方政府（省级政府）的份额少了。

当然，上文中，文章的作者没有忘记说一句：“2002年，除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外，中央性地方转移支付高达4019亿元，是1995年的8.6 倍，年均增长36%。”外行人看了，就会如《武状元苏乞儿》片尾，被周星星讨钱的那位仁兄，猛吃一惊：不会吧？！转移支付这么多啊！中央可吃了大亏啦！

事实上，这所谓的中央加大对地方财政发钱（学名叫做：“转移支付”）的力度，对于地方财政的需要来说，够了么？其比例，是在增加么？

瓜子没有多少政治觉悟，瓜子也不怕当那个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愣头青，瓜子明明白白地说：远远不够！而且，事实上，中央承担支出的比例逐渐减少。

《中国经济周刊》有文《传新分税制调整方案形成 中央与地方将重新分配》指出：

上面这句话，瓜子比较调皮，还是喜欢换个说法，那就是：拿钱多的（中央）干活少；拿钱少的（地方）责任重，活儿多。

省级地方政府不是傻瓜，多干活，却不拿钱或者少拿钱的事情，谁肯做？谁不想光拿钱不干活，或者多拿钱少干活？

不要紧，我们用不着替省级人民政府担心，他们很聪明，自然马上找到了解决之道……

有道是有样学样，现炒现卖，新鲜热辣——省级地方政府立刻将中央的精神“完美”传达了下去。上面所说的《传新分税制调整方案形成 中央与地方将重新分配》文中提到：

2004年11月14日《21世纪经济报道》有文《十年回首“分税制”》也提到：

瓜子大段引用报道，非常对不起读者。但是，只有这样，只有让大家了解这些权威来源的权威论述，才能让大家理解“分税制”对中国、对我们大家意味着什么。

瓜子再一次用通俗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关键：什么是“财政权力和事权不对称”？简单得很，就是：责任越多、越重的，越是缺钱；责任大幅度卸下，卸得轻轻松松的，钱越是多得花不完。

而且，越在高层的部门，越有能力和转圜的空间，可以将责任和压力下移，却将资金和预算上移。于是，终于我们看到了类似北宋的国家财政体系——强干弱枝：中央强，地方弱；上级强，下级弱。而责任和压力呢？正好反过来。

如此这般，我们就能理解为何有些部门（当然是高层的、或者垄断性质的部门和行业）清闲得紧，却年年在为年底之前必须花光经费而绞尽脑汁；而有些部门（当然是底层的部门）虽然忙得要死，却捉襟见肘，年年赤字，穷得让人忍不住代它落泪。

这就是1990年代早中期开始的财政体系改革带来的副作用。

这项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改善中央财政的尴尬境地。瓜子无意指责什么人，瓜子也承认当时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然而瓜子也指出了这项改革的副作用，而且，这些副作用，一直延续到今天。所有副作用中最突出的，变成了我们今天天天听到的“三座大山”的肇始。

为着改善中央的财政，改革的举措大胆而有魄力，除了扩大中央的财源和收入以外，将原本中央（乃至地方政府）负担的很多责任统统卸下。

瓜子举个例子，比如当日的国企改制，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对其工龄以少量资金实行“买断”，从而推向社会，令其自谋职业和出路。

1997年，瓜子还在上大学时，看了一部电影《红西服》，细致而生动地描述了当日国企工人下岗的情景。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

又如教育和医疗，在大幅度削减开支的情况下，这两个领域的政府投入大大减少，于是为了让医院和学校能够维持下去，国家选择了“产业化”道路——从此本应该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的医院和学校，将公共服务变成了赚钱、和养活自己的手段。

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了国家财政已经不紧张的今天。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种种发生在中国的怪现状，基于这个基本的土壤，纷纷露头。瓜子随便举几个报纸上面吸引眼球的词语，比如“以药养医”、“批发文凭”、“学术造假”、“禽兽教师”、“无良医生”等等的出炉。

事实上，这些怪现状，并不局限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大家日常生活中稍稍注意，就能发现各个行业在本领域“产业化”的蛛丝马迹。

比如瓜子前面提到的某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只有遵循“赚钱”守则、并且收了日本人大钱的组织者，才能为配合日本人的国家经济战略、为宣传日本人的机器人，而强令华仔用全球独一份的姿势——蹲着跪着唱歌。而力推“绿豆神医”张悟本、捧红“拜金女某某”的某某地方卫视，不过是“照虎画猫”（瓜子没说错啊，不是照猫画虎，是“照虎画猫”，因为前者大，后者小）、依样画葫芦，有样学样而已。

【1】瓜子在正文中，选取了《吕氏春秋》中原文的一段，以及众多例子中的一个。下面，瓜子试着将其翻译为现代文：

【2】黄仁宇老爷子的文章，一般都要扯上治水。俺见贤思齐，却不是乱扯。若要明白俺为何讲中国政治体制，非要扯上黄老爷子和治水，请参见黄老爷子的大作《中国大历史》

• 从萧条到繁荣，再到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