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李卫公一生的三落三起(1) -- 森林鹿

大河奔流 导读 复 125 阅 24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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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18 21: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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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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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关于“太原起兵主谋”的一些辩析 23

正文:

李渊同志不安其位的野心,按《旧唐书》一些人物纪传以及《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其实产生得很早很早,至迟在大业十一年他被授职“太原道安抚大使”的时候,就有过明确的表露了。(倒是宋人编撰的《新唐书》及《通鉴》,更乐于把李渊描写成一个怕事的大隋忠臣,而突出李世民的主动造反精神)

具体史料分析如下:

首先,《旧唐书》修成于五代后晋时期,时局动荡,史官们照抄唐代留下来的国史、实录很多,史料详细,观点也基本上是因袭唐代的“官方论点”;《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修成于北宋中期,对唐代留传下来的原始史料进行了较多的搜集、整理、分析、剖删,所以新书和通鉴的倾向性,应该看做是宋代史官的观点。

1.《旧唐书高祖本纪》: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谓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高祖颇以自负。……高祖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

这一段的意思,是说某个拍马屁的算命者预言李渊要当皇帝,李渊听了还很得意。然后他到太原镇守以后,又拼命收买人心培养自己的势力。这两条都是很明显的想造反起兵的迹象,也跟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说法一致。

到了新书的高祖本纪和通鉴太原起兵的部分里,这些史料就全都不翼而飞被欧阳司马们拿去下酒了。

2.关于李渊是早有造反意向,还是原来不知情后来被儿子设计逼反,《旧唐书高祖本纪》里只有一句很含糊的“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但是在《刘文静传》里却明确地说“及高祖镇太原,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四方之志”是没有歧意的要造反的说法,旧书写明了这一点。

到了《新唐书高祖本纪》里,这段历史就成了“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把起兵造反的主角换成了“高祖子世民”。新书的刘文静传则说“高祖为唐公,镇太原,文静察有大志,深自结。”“大志”是比“四方之志”低调含糊得多的用词。

《通鉴》对这一段的描述基本和《新唐书》类似:“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乃阴部署宾客,渊不之知也。”同样以李世民为主语来叙述太原起兵的缘起。

而在《旧唐书》里,即使是完全以李世民为主角来叙事的《太宗本纪》中,也根本没有“李渊不想造反全靠李世民推动”的说法。

3.关于那个著名的“李世民和裴寂连手给李渊下套,让李渊睡了晋阳宫女,从而不得不造反”的故事,在三本史书里都有记。然而因为个别关键词关键句子的细微差别,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差异巨大的。

《旧唐书裴寂传》:时太宗将举义师而不敢发言,见寂为高祖所厚,乃出私钱数百万,阴结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戏,渐以输之。寂得钱既多,大喜,每日从太宗游。见其欢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许诺。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从寂饮,酒酣,寂白状曰:“二郎密缵兵马,欲举义旗,正为寂以宫人奉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

刘文静传:太宗……部署宾客,潜图起义。候机当发,恐高祖不从,沉吟者久之。文静见高祖厚于裴寂,欲因寂开说,于是引寂交于太宗,得通谋议。

从上面这两段记载来看,我们能得出的结论是“李世民背着父亲做了一些事,但是因为不确定父亲的态度,不敢当面陈说。于是他央求裴寂代他向父亲转达,裴寂就以晋阳宫人私侍为借口向李渊挑明了李世民的所作所为。”而李渊对儿子的作为是什么反应呢?是毫不惊讶的、坦然的、很爽快的同意了李世民的安排,并没有什么意外不知情的表现。

熟悉初唐史的人都知道,近现代学者用以批判“太原起兵李世民为主论”的最主要史料,就是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起居注》将太原起兵的一切功劳都归于李渊,说是“(李渊)仍命皇太子(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旧唐书》虽然没有原样照抄《起居注》的说法(《起居注》里的很多文字虚假溢美李渊的倾向太过明显,甚至达不到基本的史料水准),而且也相对来说有夸大李世民功劳的倾向,但是仔细分析就能发现,《旧唐书》的记载和《起居注》并无根本性矛盾。

比如上面举的例子,就完全可以理解为“李世民虽然是受父命结交豪友的,但是因为他毛头小子一个正在青春叛逆期,李渊所谋的事又太过重大,所以并没有把终极目标——造反跟儿子点明。李世民在密招豪友的过程中,自己(或者被刘文静引诱)产生了造反的念头,而且还做了一些过激举动,父子之间又有些沟通不畅,他不知道父亲的态度是什么,所以才有委托裴寂挑明的举动。而挑明的结果是——李渊这老狐狸早就知道儿子在干啥,而且是持默许态度的。”

总之,从《旧唐书》的记载来看,很难得出“李渊根本无意造反”的结论。

来看新唐书和通鉴,事还是那件事,味道就全变了。

《新唐书本纪一》: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曰:“吾爱汝,岂忍告汝邪?”

《通鉴》: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渊大惊曰:“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因取纸笔,欲为表。世民徐曰:“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渊曰:“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复说渊曰:“……”渊乃叹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先是,裴寂私以晋阳宫人侍渊,渊从寂饮,酒酣,寂从容言曰:“……”渊曰:“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柰何,正须从之耳。”

正是通过这些宋代史官添油加醋的生动描写,李渊“大惊”“欲执送官”“取纸笔欲为表”“不忍告”“一夕思”“事已如此当复奈何”,种种表演之下,一位忠诚无辜、委屈被逼、万般无奈的大隋忠臣形象才跃然纸上。同理,既然一提造反李渊如此惊恐、如此惧怕,甚至差点出卖了亲生儿子,那么显然他事先是不知情的,是没有造反意愿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来,反映唐人官方论点的《旧唐书》,虽然也有突出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的倾向,但是根本没有否认李渊“自愿造反”的史实,更没有对他进行后世人熟悉的种种“无能丑化”的描写。之所以后世人会有“李渊庸碌被逼起兵”的印象,主要是得归功于宋代史官笔下的两本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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