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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杀戮书.西晋八王之乱 -- 应侯范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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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第一章、悲剧的前奏(4)

四、政变伤了皇帝的心

众臣怀有拥立齐王司马攸的心思,便有了前面卫瓘等人的谏言。卫瓘的儿子卫恒是齐王司马攸的秘书,他们父子的立场可想而知,只是卫瓘为人谨慎,不敢明言拥立,只敢借酒装疯含蓄地进谏。

但也有莽撞的,比如河南尹向雄,官不大胆子不小,他对皇帝说:“陛下子弟虽多,然有名望者少。齐王卧在京邑,所益实深,不可不思。”皇帝当时就怒形于色,这老兄也是个强项令,一看皇帝使脸色了,耍脾气摞下皇帝转身回家去了,回到家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自已闯祸不小,结果给吓死了。

朝中也有人始终坚持太子为嗣,比如说贾充、荀觊、荀勖、冯紞(需手写)还有杨骏、杨珧兄弟等人,其中贾充是太子的岳父,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前面说过,他们已经结成利益共同体,太子的未来与他们休戚相关。

嗣君之争是国本之争,非同小可。中国历史漫漫数千年,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嗣位之争,而每一次争嗣都必定引起朝堂分裂。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官僚阶层内部为了争夺权力、为了打击异己,或者纯粹为了自保,都会自动或者被动的卷入纠纷,选择阵营勾结成党,兴起党争。党争的后果大都严重并且残酷,轻则朝堂大换血,伤筋动骨一番,重则爆发内战,导致亡国。

这次也不例外,朋党之争再次披上嗣位之争的外衣,愈演愈烈。

与两汉曹魏不同,晋家天下并非马上得之,而是从曹魏孤儿寡母手中窃取得来。在窃取的过程中,司马家得到不少世家大族的协助,因此,当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候,新朝堂的臣子全部是曹魏的旧臣,新朝堂的制度典章也几乎全盘照抄。

综上原因,晋王朝从来没有朝气蓬勃过,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显得暮气沉沉,仿佛是积重难返的曹魏政权褪了层皮。后世的史学家都将魏、晋两个朝代合并在一起研究,称之为“魏晋时期”。

改朝换代空有其名,导致晋朝朝堂在建国之初就存在着严重的裂痕,新朝堂的臣子们都是累世之交,彼此间的交情可以追溯到祖父那一辈,这里面的恩恩怨怨不计其数,都被继承了下来。在《晋书》中,关于开国元勋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绝于书,有些甚至已到了誓不两立的程度。冲突原因则都被简单归纳为个人道德的高下引发的分歧,不过显然这种解释失之笼统,失之肤浅。

例如《晋书.贾充传》记载了贾充与任恺、庾纯的矛盾:“(贾)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

《晋书.裴楷传》记载了裴楷对贾充的不齿:“(裴)楷对(皇帝)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

《晋书.和峤传》记载了和峤对荀勖的鄙夷:“(和峤)迁中书令,帝深器遇之。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勖为监,(和)峤鄙(荀)勖为人,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和)峤始也。”

《晋书.冯紞(需手写)》记载了荀勖、冯紞(需手写)与齐王攸的矛盾:“(冯)紞(需手写)与(荀)勖见朝野之望,属在齐王攸。(齐王)攸素薄(荀)勖。(荀)勖以太子愚劣,恐(齐王)攸得立,有害于己”

《晋书.任恺传》记载了任恺对贾充的仇视:“(任)恺恶贾充之为人也,不欲令久执朝政,每裁抑焉。(贾)充病之,不知所为”。

于是两人相互陷害,贾充先设圈套要将任恺赶出中枢,计划未遂;任恺反击,也设圈套要让贾充远离中枢,到关中去带兵打仗。贾充吓个半死,急忙将女儿嫁给太子司马衷,才避免了上战场。

《晋书.任恺传》总结说:“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任)恺善,杨珧、王恂、华廙等(贾)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

对于皇帝而言,他很乐意看到臣子之间有适当的分歧甚至敌意,因为那会增加臣子对他的依赖,有助于他树立君威,有利于统治。某些精于帝王术的皇帝甚至会有意挑拨臣子间的关系,好让他有机会做伟大而公正的仲裁者,令臣子忽而感恩戴功,忽而震慑于君威难测,从而心悦诚服,不敢有异心。

但是大规模的党争是所有皇帝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那意味着失控,意味着分裂,是灾难的萌芽,有能力掐掉这个萌芽的只有皇帝本人。可是司马炎无法做出裁决,一方面他无法容忍这大好江山旁落到弟弟家,另一方面“太子不令”又是铁铮铮无法掩盖的事实。

那么换一个儿子做太子又如何呢?

这样做的风险只会更大。

首先,皇嗣非小事,汉高祖当年动过换太子这个念头,不仅没成功,反而连累爱子刘如意被毒死;汉景帝也动过这个念头,他成功了,但是废太子刘荣不得不被杀掉以除后患;汉武帝更是不得了,逼得太子刘据发兵造反,父子俩在长安城内兵戎相见,死伤数万人,如果不是侥幸有霍光这种贤良匡危济世,大汉的江山只怕不用等王莽来篡夺,就已经终结。

其次,即使新太子顺利策立,他不是嫡长子,所以嗣位有先天的致命的缺陷,倘若他像齐王攸一样誉满天下或者立有殊功,倒也可以补上缺陷堵住悠悠之口,偏偏司马炎其余诸子都还年幼,养在深宫无人识,都不足以服众。新太子失去“嫡长子”身份的保护,在齐王攸面前更加不堪一击。

再次,倘若要另立太子,换哪个儿子才好?司马炎当时儿子已经不少,后宫诸嫔妃许多来自高门大户,朝中势力错综复杂,此禁一开,人人进行政治投机要立这拥立之功,然后各自结党交通,这朝堂就一片混乱了。原本齐王一党与太子一党就已经势成水火,如果再冒出新太子一党、诸王子一党,一团混战,那岂不是国将不国?

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江南未平,蜀中新归附人心不稳,而在北方与西方,匈奴人、鲜卑人还有羌人不服朝廷,屡次叛乱。如果此时因为皇嗣的问题,使得中枢洛阳也人心浮动,甚至大动干戈,那后果还真是难测。

想着想着,司马炎背上全是冷汗。

一开始司马炎打算采取驼鸟政策,毕竟自已正值壮年,太子也还年幼,不妨先搁置不提。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皇帝在皇宫里的式乾殿摆下宴席,请两党的首领贾充、任恺赴宴,趁着大家喝酒高兴,皇帝说:“朝廷宜壹,大臣当和”。

贾充、任恺立刻向皇帝俯首认错。劝和的效果非常好,宴会很和谐,两位宿敌相逢一笑,君臣尽欢大醉而归。

但是酒席上说的话都是算不得数的。贾充、任恺酒醒之后,一琢磨,以前吵吵闹闹的,心里还顾忌着被皇帝知道了影响形象,现在皇帝都知道了,竟然没有怪罪。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皇帝的态度是无所谓啊,既然皇帝都无所谓了,那还有什么好顾忌的?继续吵!

于是继续斗得昏天黑地。

司马炎被闹得头痛死了,他意识到,指望那帮家伙幡然醒悟、和平共处,看来是没希望了。自已再装糊涂,他们就要以为是真的糊涂了。司马炎开始显露自已的态度,不久,任恺、庚纯先后被罢免。

两个重要人物被罢免了,挺齐王的那党人该老实了吧?

哪会那么容易。到了咸宁二年(公元276年),这伙人又捅了个大娄子。

事情肇始于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咸宁元年十二月,洛阳爆发了瘟疫。

按晋朝人的观点,一切的灾难,包括地震、飓风、涝灾、旱灾、蝗灾甚至火灾,都是天子与朝廷行为有缺,所以上天降下灾祸以示警告。瘟疫也是如此。

这次瘟疫来势汹涌,波及整个京畿。从咸宁元年十二月至咸宁二年一月,两个月间,洛阳一片死寂,宛如空城。城门日夜紧闭,街道行人绝迹,百姓阖门闭户在家中等死。

司马炎在深宫中反省过失。为了避免疫情传入宫中,他废除了早朝,加强了宫城的门禁,但是不知怎么回事,也许是他的过错确实太大,还是陆续有宫人染上疫病,最后,连司马炎自已也染上了。

眼看着皇帝的病情越来越重,而太子又不堪重任。挺齐王的那伙人开始蠢蠢欲动,他们私下里交流,密谋等皇帝死后拥立齐王攸。谋定而后发,他们分头行动去策反群臣。

也许是兴奋过度昏了头,时任河南尹的夏侯和竟然把策反工作做到贾充府上去了。他对贾充说:“齐王司马攸是你的女婿,太子司马衷也是你的女婿,两者扯平。你应该拥护那个有贤德的。”

夏侯和太糊涂,他只记得齐王王妃贾荃是贾充的长女,可是他忘记了,贾充有前后两任夫人,贾荃是贾充与前妻李氏的女儿,而太子妃贾南风是贾充与现任妻子郭槐的女儿。贾充是出了名的怕老婆,他已经好多年没去看望自已的长女了。

贾充吓了一跳,不知该怎么回答夏侯和,直接把他逐出门去。

拥立的图谋最终没有得逞,因为到了咸宁二年二月,司马炎的病竟然奇迹般痊愈了。

身体上的病虽然痊愈,心病却越来越重,皇帝得知自已生死一线的时候,竟然有人趁机想篡权夺位,他震怒了。太子党人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冯紞(需手写)对着皇帝大叫侥幸,说:“倘若陛下龙体不愈,公卿百姓都归心于齐王,齐王恐怕难以恪守臣节,太子恐怕无法继位。”他劝皇帝将齐王攸逐出洛阳,赶回封国以绝后患。

出乎意料,司马炎并没有采纳冯紞(需手写)的意见。不仅如此,司马炎甚至连穷查此事的兴趣都没有,仿佛这事他毫不知情,仿佛密谋政变是一件无足深责的小过失。

司马炎只对少数几个人薄施惩戒。夏侯和被调离河南尹一职,转任光禄勋,从官秩上来看,这是一次平级调动,手中权力却相差云泥,河南君是个实权职位,掌管着京畿治安,而光禄勋只是一个管理宫掖的虚职。继任河南尹的是司马炎的舅舅王恂,王恂是众所周知的太子党人。贾充也被剥夺了兵权,还被免除了司空的职务。这与其说是惩戒,不如说是给贾充一个机会重新表态。贾充原本就不是齐王一党,赶紧表忠心,于是司马炎又封他为太尉,再次名列三公。

齐王攸没有因为此事受到任何牵连。司马炎没有对弟弟表示出哪怕一丁点的不满,反而赏赐五百匹绢布,用来奖励弟弟在自己患病期间的慰问与照顾。司马炎还给弟弟升官为司空,这个新官职就是不久前从贾充头上摘下来的,齐王攸也成为了三公之一,当时他年仅二十八岁。

一场风波由于皇帝的宽宏大量,就此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终不了了之。皇帝的宽容超越常理,反而欲盖弥彰,虽然他对齐王攸的优宠一如既往,但是许多人已经明白这是一个假象。皇帝把这笔账默默记在心里,迟早有清算的那一天。

一年之后,也就是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司马炎又有了一个良机驱逐齐王攸。当时杨珧针对时弊提出一系列措施,制约各镇都督与各诸侯王的权力,其中有一条是冲着齐王攸来的。

杨珧说“诸王公皆在京都,非扞城之义,万世之固。”言下之意如今各王爷公侯都栈恋京都,无法发挥藩卫王室的作用,不如赶他们回藩国。

这些建议被司马炎采纳。咸宁三年八月癸亥,皇帝一道诏书,命令宗室成员凡是在京城没有职务的,全部离开洛阳回藩国。

这下可闹大了。

洛阳是天下首善之地,萃聚全国精华。宗室成员贪图在洛阳的安逸生活,都不愿意去那偏远的藩国,个个都是哭着上路的。一夜之间杨珧就成为司马家的公敌,不知有多少姓司马的在背后指着他诅咒谩骂。

皇帝的另外一个弟弟乐安王司马鉴,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洛阳回藩国的,而杨珧矛头对准的齐王攸,当时官任司空、侍中兼太子太傅,在洛阳任职,并不在诏书遣散的范围之内。

当然,齐王攸不在遣散之列的真正原因,是司马炎觉得时机还是不够成熟,齐王党人在朝中盘根错节,如果要彻查肯定会伤筋动骨,当时朝廷正在紧罗密布的筹划讨伐孙吴的战备,正是用人之际,不可以乱了大局。

司马炎这口气一直忍到太康年间,局势焕然一新。

江南,吴国的四州四十三郡已经被划入晋国版图,吴国的君主孙皓也已经成为晋朝的“归命侯”,举家搬迁到洛阳居住;

北方,曾有鲜卑人秃发树机能在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反叛于凉州,攻杀秦州刺史胡烈,朝廷剿了近十年,屡战屡败。曾有一段时间,司马炎甚至在考虑是否要放弃凉州,后来幸亏有名将马隆主动请缨,并且在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二月临阵斩杀秃发树机能,平定凉州。

外患既除,司马炎觉得,该是时候解决内忧了。皇孙司马遹越长越惹人怜爱,司马炎已经容不得任何人再威胁太子的地位。此外由于纵欲过度,太康年间的司马炎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这个因绪也促使司马炎开始忧心身后事。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荀勖冯紞(需手写)等人旧事重提,再一次对司马炎说:“陛下遣散诸王回藩国,近亲应该做出表率。如今至亲莫过于齐王,他却依然滞留在京师,未免太不合适了”。

这回皇帝彻底动心了,他问张华“谁可托寄后事者?”与其说是想征询张华的意见,不如说是想让张华表明立场。结果张华站错了队,他就毫不留情的将其贬到幽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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