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主要军事错误, 转贴（不代表本人看法 讨论讨论） -- q42474112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主要军事错误, 转贴

（战前部分）

45年春 1，没有明令各解放区组训野战部队

当时抗战已尽尾声，华北日军数量急剧减少，质量也有很大下降，根据地的压力已很轻；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派遣数支部队尾随日军南下开辟新的根据地，但却没有适时地下令老解放区组织训练野战部队，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或内战做好准备。只是新四军主力因与国民党交战而提前完成野战化；陕北、晋绥因地理原因，山东和晋冀鲁豫因军事主官的英明领导也保持有一定规模的野战部队。上述这些就是45年底到46年初活跃于各战场的解放军作战主力，而其它部队在抗战中期将野战军地方化后就一直满足于游击战成果。直到日本投降，毛泽东才醒悟过来，急忙下令各解放区组建野战军，但以晋察冀为首的大部分军区既缺乏基干人员和经验，更缺乏时间，只是简单地将游击队集合起来驱上战场进行大规模野战和攻坚，从而造成严重地人员损失。

45年夏 1，没有将滞留在延安的各解放区军政主官遣回

毛泽东在抗战后期逐渐将各解放区军政主官以开会、学习、调动等各种名义调回延安并长期滞留。在45年夏德国已经投降，日本也即将失败的情况下，毛泽东也没有将这些久经锻炼的军政主官火速遣回各根据地，准备对日作最后的大反攻及内战准备。直到日本投降，毛泽东才用极其冒险的方式，利用美军运输机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等数十位高级军政主官，同机运出延安，开赴前线。只要看一下这些名字，就知道这是一次可怕的冒险，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同时，也是因为这些指挥员的长期不在位，各根据地的建设和作战准备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影响。

45年秋 1，下令各解放区以主力接收/攻占大城市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为了挽救自己失去的时间和机会，盲目地下令各解放区以主力接收/进攻省会级大城市（在军事主官不在的情况下），结果无一成功。其实接收和攻占大城市根本就是两件事：三千人就可以和平接收一个大城市，而缺乏重装备和攻坚经验的三万人强攻也不可能攻占日军防守的大城市。更失败的是在各部队徒劳地强攻大城市的同时，国民党军在日伪配合下抢占大批本来可以由中共控制的地区。

所以，当时应采取的方法是以主力攻占中小城市，以一部争取接收大城市。

2，各解放区军政主官调配问题

陕甘宁实质上只有一个兵团级单位，作用只是拖住并消弱胡、马各部，无论是贺龙、还是王震都可以胜任，无需彭德怀这位大才；晋冀鲁豫由刘伯承坐镇，陈赓承担次要方向，是最稳妥的战区；华东由粟裕担任实际指挥，无疑是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法，但在战争初期，因罗荣桓离开山东过早，陈毅北上指挥山东野战军差强人意，并致使苏北缺少一环，山东和苏中被国民党阻断，被迫放弃大胜后的苏中根据地；林彪虽有卓越的指挥才能，但长期不在位，需要较长时间摸索、学习，且为人易失去控制，最适宜的位置是与聂嵘臻搭挡指挥华北作战；而空出来的彭德怀进军东北足以胜任。

如按上述配置，最不重要的西北方面会比实战有所逊色；中原方面依旧；华东方面因罗荣桓晚走，陈毅得以在苏北坚持，华东战局将为之一变；东北方面彭德怀虽指挥稍弱，但照样可以聚集起百万大军出关，且不用毛泽东去“屡次严加督促”；而华北方面林彪可以更早并更好地发挥起优秀的军事才能，指挥这支大军迅速解决华北问题。

如彭德怀去华北也可，这样东北依旧，而华北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完全可以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为解放战争作出不输于其他野战军的卓越贡献。

45年秋 绥远战役

鉴于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第12战区主力前出，置于被晋察冀和晋绥根据地夹击位置，适时发动以消灭傅作义主力为目的的绥远战役是必需及恰当的。然毛泽东任命的指挥员却是缺乏大兵团指挥经验且资历较浅的聂荣臻，而以贺龙辅之。作为当时较大规模的进攻性战役，作出这种冒险的安排是势必承担较大风险。结果在实战中，贺龙的晋绥部队完成了应尽的责任，而主攻的晋察冀部队却表现不如人意，放跑了本该在野战中消灭的傅部主力；且战役中聂荣臻又多次出现低级的指挥错误，优柔寡断，将晋察冀和晋绥的骨干力量消耗在坚城下；而在聂、贺联名请求终止战役时，毛泽东却不顾塞北的风雪、战士的伤亡和疲惫，继续要求缺乏攻坚能力的部队再作努力，结果又以失败告终，被迫撤退。

其次以当时的局势，应以贺龙为主、聂荣臻为辅，让聂在学习中进步；置敌骑兵不顾，以晋绥部队切断敌基本退路，晋察冀主力迅速攻击前进，争取在野战中消灭傅部主力；若在野战中没有完成任务，则应避免攻坚，主动撤退，再寻战机。毛泽东虽具优秀的军事天赋，但性格过于灵动，又缺乏实际的带兵经验，未能及时结束这个不成功的战役。

正史中记载歼敌12000，伤亡7000；

其实聂、贺在电文中提到过的“寒冬已至，部队缺乏冬季作战准备，冻伤严重，非战斗减员已超过作战伤亡”等，再加上撤退时被傅部骑兵尾追袭击的损失，估计损失在15000以上。

45年冬 1，东北展开

抗战结束后，中共因地理之便先期进入东北；又因政治原因，而未能充分发挥先到的优势；这完全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未能估计到抗战结束后东北的局势造成的。抗战如何在东北结束？无非是苏军强行攻占；日军主动投降两种。无论是否可以派野战军进入东北，中共党政、地方干部及附属武装都可以先期做好准备工作，随日本投降抢占东北大部分行政体系，并由此发展地方武装。然毛泽东计不及此，在苏军的攻势开始后才匆忙行动，又以缺乏行政才能的林彪和病弱的罗荣桓为首，致使各部盲目发展，在东北也玩了一次“接收”，使东北人心向背，党政军获利甚少。在国民党军的进攻面前，大批收编武装及地方人员倒戈，其数量已无法统计，但总数应在10万以上，且由此损失一批关内和苏联来的军政骨干。

2，建立中原军区

45年底，在抗战后期南下的几支部队在南方无法站稳脚跟的情况下，被迫北撤；此时，毛泽东沿用土地革命时期的老眼光，选中了孤悬敌后的河南根据地，令新四军第5师放弃大别山这一较有利的山区根据地，与河南军区及南下各部会师成立中原军区。在蒋管区的后方，位于平汉路旁的平原地区，建立一小块根据地。于是，周恩来据此在谈判桌上为此地力争，毛泽东又不得已下令中原军区避免摩擦，从而使根据地被国民党从政治上和军事上逐渐蚕食，到46年夏季已无以为续的境地，被迫突围。

其实，这样一块根据地在战时是根本无法长期坚守的，毛泽东为了政治及其它原因盲目建立并坚持是极为错误的。适宜的办法是利用和谈之政治手段将其与其它地区交换。

根据正史记载中原军区有野战军、地方军3万人，就地安置1万多，合法向其他解放区疏散1千多；中原突围中歼敌5090，伤亡？。

实际参与突围32000人中损失40-50%，未参与突围之地方部队查无可考，但总比前者多，否则就没有主力突围的必要了！所以估计全部损失在30000人以上（不含基本损失的就地安置人员）。

46年春 1，晋察冀裁军

为在和谈中争取主动，毛泽东决定以晋察冀为裁军样板，第一期裁军1/3，即总数30万中的10万人。电令晋察冀以“和谈需求”为契机，“减少财政支出，利于长期打算”为目标，没有明确裁军只是手段，保存骨干准备再战是实质。毛泽东既没有事前提示，又没有时时监督询问，听之任之，结果这次应减员增效的裁军计划，变成了裁减骨干，保存、发展地方势力的大行动。各二级军区及军分区纷纷利用财政等手段维护地方部队，原18万野战军裁成5万，原12万地方部队接收5万野战军后只裁减2万余。本来战斗力薄弱的晋察冀野战军遭此打击后一蹶不振，幸赖晋冀鲁豫第1纵队留驻才得以渡过46-47年的数次难关。

此次裁军失控，其根本原因是毛泽东没有预先通知（或没有预料到）晋察冀军区裁军的目的是备战，是保留精华裁减老弱，是将游击队向野战军进化的良好时机。而过分突出“和平”、“财政收入”等事项，造成全面失控的局面。

2，四平保卫战

既然在进入东北前缺乏准备，到东北后又缺乏实际的成效，经过长途跋涉的部队在缺少装备和补给的情况下，毛泽东置战区意见于不顾，下令保卫四平，给和谈增加筹码；又不将真实的情况和需求告知东北，致使东北将本该分散发展的骨干集中起来保卫四平。结果8000骨干的损失不但没有保住四平，而且也没有给东北带来一个月的稳定发展，从时间上和人力上错过有利的时机。

其实经过山海关之战，中共已经见识了美械部队的进攻能力，可以准确预见到国民党投入主力后的攻击强度，是当时的东北部队绝对从无法正面抗击之。唯一可采取的办法是以小部队进行骚扰式逐次抵抗以拖延时间，利用东北广大的空间消耗敌人、分散敌人，而不是象“保卫马德里”一样会保卫某座城市。

四平失守，导致中共势力在东北全线崩盘，新扩编的部队和新成立的地方机构基本散失，并拖累部分骨干的损失，总数超过100000。毛泽东不得已放弃原本可以获得的长春、吉林等地，下令东北主力撤至江北、一部分向朝鲜和蒙古靠拢以稳定局势。

46年夏 1，外线出击/大同、集宁

6月30日，已经濒临绝境的中原部队突围，以损失过半的代价拉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毛泽东忽发奇想，下令关内各根据地全线出击，也来不及（或缺乏能力）制订作战方案，只是笼统地重复45年秋季大反攻的模式―“向大城市进军”。幸好各根据地军政主官已经在位，又有上次进军失败（或劳而无功）的教训，没有实施毛泽东的这种自杀式的进攻计划，在听从毛泽东外线出击的大方针指导下，没有去进攻大城市，而是避实就虚地消灭敌有生力量，取得不错的战果。唯独聂荣臻依旧听从毛泽东的指令，以晋察冀主力发起大同、集宁战役，再次屯兵坚城之下，再次强攻一月不克，受制与敌骑兵骚扰，又犹豫在攻城和打援之中，最后被傅作义打成两段，惨败而逃。

正史中记载歼敌5470，俘虏3400；己方伤亡5000。

然而被打散，被击溃后之失踪等其它减员又不计在内，估计损失总数在10000以上。

46年秋 1，苏北保卫战

由于45年底――46年初原驻扎苏北的新四军开赴东北和山东，使中共在苏北的军事存在处于真空状态。后虽有恢复，但依旧缺乏得力领导，未能形成较强的战斗力。在46年夏、秋开始的国民党全面进攻面前，苏北根据地被迅速突破，又因陈毅指挥之山东野战军缺乏进展。到秋末时，已连累全面获胜之苏中根据地被迫放弃，粟裕带苏中主力北撤。

苏北、苏中根据地接连失守，使中共丧失唯一能够威胁京沪杭之据点，且损失苏中富饶地区，在经济上造成极大损失。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错误地将新四军主力由苏北移至山东（鲁南），且置于缺乏军事才能之陈毅指挥下，使有用之兵置于无用之地。因山东根据地的核心是在鲁中（沂蒙山区），富饶地区是在胶东，鲁南的丧失并不会动摇华东的基础；而苏北是原新四军根据地的核心，一旦丧失不但动摇华东的基础，而且势必放弃富饶的苏中根据地。这是严重的战略部署错误，非战区指挥员所能为之，其主要责任显然是毛泽东。

2，张家口保卫战

鉴于晋察冀夏季攻势的失利，国民党保定绥署所部乘虚进攻张家口，拉开了华北保卫战的序幕。毛泽东不顾东北失败的先例和华北部队屡战屡败、缺乏再战能力的实际情况，再度下令誓死保卫张家口。以聂荣臻为首的华北领导层调集所有力量（包括借用晋冀鲁豫第1纵队），在张家口以东阻击敌平津保集团的进攻，以弱势轻装备部队实施单纯的野战防御，被重装备的国民党嫡系部队大量杀伤；在蒋介石利益利诱下，傅作义乘晋察冀主力在东部作战，后方空虚的情况下，以步骑主力突袭张家口。

在傅部前卫与警戒部队交火后，晋察冀指挥层感觉到事态严重，要求中央执行预定之主动放弃张家口计划。此时，毛泽东尤认为傅作义不会以主力东进，令晋察冀从前线抽调一部消灭之。在毛泽东的错误指导下，华北部队以强行军状态回师；而晋察冀教导旅正在为保卫张家口作最后的努力。幸赖战斗力较强的晋冀鲁豫

第1纵队赶到，暂时阻止傅作义部进攻，晋察冀军政机关才得以基本安全撤退。然因改变撤退方向，时间提前，又未作改变计划之准备，造成许多物资及部分人员损失。

正史中记载歼敌9400，俘虏13150，是将保卫战开始前清剿敌地方势力的战果统计在内，造成“胜利”之假象。实际因东战场与美械部队交战被动挨打，西战场仓促与敌骑兵遭遇被动应战，后又有张家口之失，伤亡应在10000以上，且因根据地被迅速占领，造成大批政府工作人员及地方部队损失，其它减员至少也有数千。

46年冬 1，南满根据地建设

46年夏，中共东北主力被迫撤退至北满，其主因是毛泽东的错误战略决策，而毛泽东却对实际执行之林罗的表现颇为失望，逐将冀热辽划归华北指挥，并造成南满脱离林罗控制。其直接后果是在关键的46年夏秋季节中，南满地区缺乏有力的领导及战略方针政策，一直犹豫在是守卫、还是撤退中，没有象北满那样展开有效的根据地建设，浪费了数月宝贵的时间。当深秋到来时，野战军虽休整完毕且有一定补充，但地方武装及政府部门等根据地建设明显缺乏进展。在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面前，依靠野战军虽有“新开岭“之捷，但因缺乏有力的后勤支持，很快就被占优势之国民党军挤出平原地区，向中朝边境的山区撤退。

毛泽东此时方醒悟到南满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派遣得力干部进入南满坚持斗争，在深山老林中与国民党军展开冬季防御战，“四保临江”，以巨大的牺牲抗击进攻，坚持南满根据地。而处于扩编状态的北满主力也被迫在冬季发动进攻，“三下江南”，以大量的非战斗伤亡为代价，支持南满继续战斗。

南满部队及行政部门在46年秋曾号称10万之众，而安然渡过严冬者不足其半；正史中记载战果是歼敌3760，俘虏16090。

北满为支持南满而三次南下，正史中记载歼敌4900，俘虏10350；而仅“一下江南”即伤亡2000，非战斗损失8000；估计整个战役损失在2万以上。

2，晋冀鲁豫外线作战

从46年7月初开始，晋冀鲁豫野战军即连续发动外线出击，连战连捷，至46年12月几乎未回根据地休整过，在实施“巨金鱼战役”时已连续作战近两个月，刘邓几次要求撤回根据地都遭到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以其诗人的狂热气概、意气风发地将这支“王牌”一用再用。于是不可避免的，因连续作战而疲惫不堪的部队其势如“强弓硬弩之末”，在民权郑家寨最终走到尽头，突入寨中攻击整85师的晋冀鲁豫第2纵队第6旅被反击击溃，其第16团被全歼，被俘近900人。全军尽弃辎重、俘获，撤回根据地。

在最后的攻击中，人员损失的绝对数量是不多（不过万），但损失的却是身经百战的战斗骨干，且丢弃大批重装备及后勤物资，及一支常胜军的信心和士气，都对军队的建设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而原因不过是毛泽东一时的冲动。

关于东北展开

1945年11月彭真、罗荣桓根据李运昌的报告向中央报告：

运昌亥电转报如下：

一、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因获有先机之利，扩军与收集物资 较多。对外来部队，本具满腔热忱，尽量补充。但因干部缺乏，加以情况变动，常转移无妥当部队守卫，物资多有损失。自己

未随时抓紧检查督促，致老部队未获充份补充，新部队又多浪 费，影响老部队情绪，促使我内心十分歉疚，为我最大遗憾。

二、由叶柏寿及马三家运锦之枪弹物资，在中途就被别人取用，无可靠部队押运，到锦已非原数，又未查清。当时山海关失守，文年生、黄永胜两部枪未得手。为应付战斗情况，曾发机、步 枪2000余支。其他物资本来准备全补充黄梁师，后以该部未到， 锦州已失。大批物资(7列车)又运回朝阳、北票，为人又偷去、 私拿一部。

三、黄梁师赶到，在情况紧迫下，各师自己到仓库搬取。部队游击习气严重，秩序大乱。或多或少打埋伏现象更多。

四、另方面组织不健全，阴差阳错事情很多。运输与接收物资 又无清楚手续，很多事无从查考，很令人着急。即已由辽西运去之20门炮来说，只收到一部；叶柏寿运来之军火，根本既无

炮，机枪也不足。现在各部队均关心这一问题，准备将收到枪弹物资及分发情形，另作报告。

从这些电报往来可以看出，东北并不是没有物资，部队在此期间得不到补充的原因完全在于人为组织工作的混乱和失误。这中间林彪当然没有直接责任

47年春 延安失守以后

延安的失守，使毛泽东不得不选择到那里去的问题？去山西是合理的选择，那里有安全的环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通讯系统，是任何一个高级指挥机关必不可少的；而毛泽东却选择留在陕北，环境恶劣使毛泽东数度遇险、交通恶劣使所有高级指挥官无法与之当面沟通、通讯系统恶劣使国共双方都数次认为毛泽东已经非俘即亡。没有人可以怀疑毛泽东的勇气，但是什么原因是其一定要留在陕北？是吸引国民党军留在陕北？还是要与陕北人民共存亡？这两个假设都是基于陕北这个次要的局部考虑，作为全国领导人都应知道这个局部和全国之间的关系，决不会因此行动。后来彭德怀还为毛泽东滞留在陕北而发动两次不成功的榆林战役，意图解军委的后顾之忧（榆林作为一个明显缺乏进攻能力的据点，对西北野战军本身并不构成实质威胁）。

所以，毛泽东选择留下的理由只有：一是可以撇开所有高级将领独自指挥全军战略（朱德给遣至河东、彭德怀担负西北军事、贺龙留在晋绥、叶剑英也不必再来陕北）并插手其不应该参与的战役指挥；二是可以撇开其厌烦的中央日常工作的纠缠（毛泽东根本就缺乏处理日常工作能力）；三是为显示其个人魅力以提高已日益下降的军事威望。就这样，中共在经历了战争初期的辉煌后（45年秋――47年春），不可避免地迎来了毛泽东独自领导战争（战略）及干预战役的波动及挫折时期。

47年夏 1，进军大别山

孟良崮战役后，国民党在山东的重点进攻势头已被遏制，此时正是位于晋东南休整之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再度外线出击的有利时机。该部一旦能够突破国民党薄弱的黄河防线，即东进可威胁徐州，西进可威胁郑州，均可彻底瓦解国民党最后的进攻集团，为华东野战军在鲁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基于此目的，早在47年春，刘、邓就提出南渡黄河之进攻方案。而此时毛泽东正在陕北野游，诗兴正浓，为了显示其卓越之军事才能，也为其挥之不去的“中原”情节，乘刘、邓之建议附加南渡黄河若取得重大胜利后，既可东进威胁徐州、也可南下大别山区重建中原军区的作战计划。刘、邓却不知毛泽东文中大意，只将进军大别山作为一项预案，制作地图为参考而已，并未做好南下准备。

6月30日，经过精心准备之刘、邓主力渡过黄河，大败担任河防之国民党军并聚歼援军，取得鲁西南战役之重大胜利；此时东进威胁徐州正是良机，势比造成国民党被迫抽调鲁中“决战兵团”回师援救，给华东野战军聚歼国民党主力于沂蒙山区、彻底打破国民党军最后的重点进攻取得先机。然而毛泽东在刘、邓渡河同时已将其进军大别山作为唯一的选择，与同日电令（未做预报）华野即时以主力外线出击，支援中野南下作战。于是，在中野与国民党在鲁西南鏖战的同时，华野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组织外线兵团挺进敌后，去“支援”中野，结果因分兵作战造成数万重大伤亡、又因缺乏准备造成数万重大非战斗减员。

刘、邓此时方悟毛泽东之战略决策，尤想争执，于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借短暂休整之机提出反对南下之意见；而毛泽东的回答是派遣伤亡惨重之华野部队一直跑到刘、邓面前去“支援”其南下。于是，刘、邓被迫全军南下，毁装备、弃辎重、丢下一路掉队人员，“出敌不意”地进入大别山区去建立中原军区。根据正史记载到48年春时，刘、邓大军12万人只剩下5万。而毛泽东却是将鲁西南战役的战果算进去借以烘托进军大别山之正确、英明、伟大。

2，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

47年5月8日，毛泽东电示华野：刘邓大军南渡黄河、进击中原的计划，但只字未提需华野外线出击支援。5月22日，毛泽东指示华野：集中全部主力于鲁中、胶东一带，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六、七万人伤亡，各个击破当面之敌。6月22日，毛泽东尤指示华野：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直到6月29日，毛泽东才给华野下令：以两、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县）滕（县）临（城）枣（庄）；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三个纵队出鲁西亦可。直到这时，毛泽东才改变要求华野不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电文中虽未规定外线出击时间，但却特别提出刘邓大军于30日南渡进攻。而7月2日在华野电告军委三路分兵的回电后，毛泽东又指示：必须在七或十天内，以神速的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与刘邓直接联系后，并应准备出鲁西与刘邓协同打通陇海路，出淮河开展新局面。

于是，47年6月30日，华野下令3，8，10纵由陈士榘、唐亮指挥向鲁西南外线出击；1，4纵由叶飞、陶勇指挥向鲁南外线出击；2，7，9纵由许士友、谭政指挥留在鲁中；6，特纵随华野总部。7月7日，西兵团（3，8，10纵）冒大雨突入敌后；7月20日，蒋下令鲁中5军等7个整编师西援鲁西南，留整11师等4个整编师留于鲁中。7月16日，3纵包围济宁于己于17日开始攻击，至21日撤出战斗，伤亡3200，部队缩编2个团。7月26日，华野令3纵挽救1，4纵队。1，4纵队出击鲁南后，克费县歼38旅；而后1纵于7月14日攻滕县未克，4纵于17日攻邹县未克，20日撤退，各伤亡5000，因暴雨东进受阻而西进于西兵团会合，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除2师多辖1个地方团外，其余各师只编1个团。8月4日，毛泽东指示：“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迅去鲁南统一指挥该五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从而结束了华野外线出击的混乱局面。

从6月30日命令内容分析，华野正处于连战连胜时期，其不可能主动提出将主力投入外线作战，所以该命令不是由华野提出经中央同意实施的。从6月30日命令才下达到纵队一级，说明是毛泽东在刘邓投入渡河作战前夕才下令，是不给素来喜欢推翻军委意见的粟裕时间及用支援友军的来施加压力。（但不是保密的原因，因为刘邓南渡在黄河边已是众人均知的事）所以华野会没有外线作战准备，而那场暴雨只是加重了外线出击的难度。从出击外线西兵团由参谋长陈士榘指挥和南兵团由资深纵队司令叶飞指挥，并从战败后陈、粟主动承担责任分析，华野总部在7-8月间很可能暂时失去对外线部队的指挥权？（例：陈毅失去华野战役指挥权）否则不必要“主动”承担责任。从8月初华野西兵团和刘邓大军在鲁西南会师及刘邓在取得鲁西南大捷后滞留该地区分析，刘邓并不愿意进军大别山？华野西兵团西进有催促其南下之企图？

从军委5月8日至6月22日电文到6月29日的突然大转变及7月2日之回电的迫不及待，其间充满了一个诗人的幻想与憧憬，而不是军事统帅智慧与理智的决断。而8月4日毛泽东电文用了“请”字及“同志”的称呼只能说明他的慌乱，粟裕对无准备之外线出击的反对。

正史中记载南麻、临朐战役（470717-470730）消灭2个团。毙伤10000，俘虏6000；已方伤亡21586。

而实际7-9月部队损失估计：

南兵团1，4纵队：7月份非战斗减员各5000，8、9月份应还有不少；7月份作战伤亡各约5000：到9月份1，4纵队每师只编1个团。

西兵团3纵队济宁作战伤亡3200，因缩编2个团，估计非战斗减员也在三千以上。8纵队未经激战，作战伤亡不多，10纵打阻击伤亡2000，但因都与3纵在相同条件下作相似路线行军，估计非战斗减员应与3纵相似。

内线作战南、临战役伤亡21586，其他数次阻击作战伤亡不会少，其他减员包括2次在敌军逼近情况下撤出战斗及国民党推进到山东解放区腹地等不利因素应至少在万人以上。

合计伤亡3.5万左右，其他减员4万以上（主要为掉队及病号）。

造成国民党军损失除南麻、临朐战役中1.6万，加上克费县及几次不成功的战役合计应在3万左右。

毛泽东就是这样弃“大”（华东野战军、山东根据地、毛泽东自己说的全局关键）去援“小”（晋冀鲁豫4个纵队），突袭式的下令陈、粟外线出击，又用华野重大损失逼迫刘、邓南下，不给战区指挥员反驳机会、不给部队准备时间，去维护毛泽东的伟大战略成功。

48年春 1，临汾攻坚战

经历了47年夏秋季在中原地区的那翻天覆地的动荡、惨烈的大别山冬季争夺战，原本已经接近胜利的战争又重归相持状态。毛泽东在连续毁掉两支大军的情况下再也不敢狂发新论，除了派出陈赓等去支持那摇摇欲坠的挺进大别山计划外，还适时抬出徐向前来指挥晋冀鲁豫剩下的部队给自己找一些事做。徐向前久已靠边之身能够重回实位自是感激非常，将毛泽东的宏观伟略全盘接受，抄光晋冀鲁豫军区的家底去强攻临汾，从3月攻到5月，伤亡13000多终于拿下，毛泽东急忙命名“临汾旅”来显示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其实临汾守军也就是残破的晋军第66师和重建的西北军第30旅主力及一些地方保安团，国民党连着在城里抓壮丁补缺，才给徐向前凑够25000人；而徐向前“初出茅庐”，也“如实”上报：毙伤2140人，俘虏22860。

如临汾这种孤立的中型城市，部队薄弱，明显缺乏进攻能力，依靠坚固的城防和空运度日，根本不需要用大量战士的生命去换取；缺乏重武器的徐向前部（重炮已经在毛泽东英明领导下陷在黄泛区里）完全可以用在其它更有用的地方。而临汾也可以象新乡、安阳一样留到以后再夺取。到那时若不投降，只是一顿重炮及一次冲锋的问题。

2，东北休战

经过近一年的游荡，中共中央不等不督促滞留在陕北的毛泽东过河。毛泽东虽不愿意，但限于近期战绩不佳难以强硬，逐于48年3月渡过黄河，又周游了2个多月才到达位于河北的中共中央。而此时毛泽东正在和林彪“打”电报，正史中有如下记载：

48年4月 8日，东野提出几个预案，首选攻击长春；

　　4月22日，毛泽东同意东野先打长春的预案；

　　5月29日，东野又提出以一部围困长春，主力南下热河，并与6月5日提出正式行动计划；

　　6月 7日，毛泽东认为先攻长春为好，秋季再南下热河；

　　7月20日，东野报告准备在8月中旬以最大主力南下作战；

　　7月22日，毛泽东同意上述方案；

东北野战军主力又拖延至8月底才南下，于9月12日发动辽沈战役。

这样在冬季攻势结束（3月15日）到8月下旬这5个多月时间里，占全军数量近1/3的东北野战军实际上在观望度夏，没有动一步，没有打一仗；而关内各解放区已经在“倾家荡产”的状态下，各野战军已经在收罗后方人员参加战斗。国民党已经或准备进入东北对抗预料中的夏季攻势的各部队又加入关内各战场。

从仅有的电文中看，东野在每次毛泽东指示后都拖延近月才回电，且几次改变毛泽东或东野自己提出的预案。而这其间东北野战军的作战压力在减轻，林彪以其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军事才华是完全可以看清的，这显然是在拖延作战时间。而毛泽东即不严加督促、又不强令行动，甚至解除林彪指挥权。只能推测以下两种可能性：

1，林彪企图在友军与国民党两败俱伤后，坐收鱼翁之利；而毛泽东又不愿意得罪这个有力的嫡系，被迫听之任之。

2，毛泽东不愿意中野、华野坐大，秘令或暗示林彪拖延行动。

48年夏 围困长春

48年春，近10万国民党军被逐渐逼近的东北野战军包围在长春，东北野战军基于长春是伪满首都，城防工事极为坚固，且有第60军和新7军防守不便强攻，经毛泽东批准改为长期围困。到48年夏，长春虽有少量空投接济仍限于粮食短缺状态，国民党为了更长久地固守城市，下令放民出城。而本来一直鼓动长春军民外逃的东北野战军却突然拒绝让民众出城，于是大批民众被迫滞留在国共双方之间的真空地带活活饿死。根据长春解放后中共地方部门会同国民党长春市政府联合调查，仅双方掩埋尸体就达12万具，且有部分尸体被家属掩埋或失踪而不计在内。而根据国民党将领回忆，长春被围期间没有一个士兵饿死。

攻不下坚固的城市而改为长期围困无可非议，而犹如《雪白血红》中说到：“在‘兵不血刃’的长春，谁应对无辜百姓的累累白骨负罪呢？”在48年夏天实行封锁时禁止居民离开城市，根本不顾居民死活，把大量饥民驱赶至封锁线中，在正史中仅以“长时间围城，也给城市人民带来了一些苦难。”等掩饰其词。这种举动若是短期进行，尚且可说是林彪、罗荣桓之罪？但从48年夏季国民党开始放老百姓出城到48年10月国民党长春守军起义、投降，这长期的行动肯定得到毛泽东的批准，非东北地方军政所能决定。这既非加速长春粮食消耗，又非动摇国民党守城决心。敢

问是不是长春的老百姓该死？

48年夏 华东野战军下江南（计划）

毛泽东在中原野战军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熬过大别山的严冬后再发奇想，指示华东野战军准备下江南再作一次“千里跃进”，第一步是由粟裕指挥华野1、4、6纵队及军政干部约10万在48年夏、秋季节南下，随后据实际情况再作进一步派遣。关于该计划将会造成何种后果，粟裕已经阐述：“华野10万主力下江南，且不论渡江过程中的变数，过江后将被迫抛弃大部分重装备及辎重，无法进行大规模战役，无法有效攻坚，调动了自己却无法调动敌军主力，预计人员损失过半且无法对敌造成较大威胁。”这还不包括后期继续派遣部队之损失。

毛泽东将此种低劣设想先令部队作实质性准备再令粟裕研究，分明是企图以势压人。幸赖粟裕以职位及事业为代价，顶住这种巨大的压力，拒绝执行这种必将断送数万、甚至十数万战士生命的“宏伟设想”，并依靠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野战军领导的联合抵制，将毛泽东的第二次“千里跃进”扼杀在腹中。

49年春 军队扩编

经历了三大战役的胜利，毛泽东踌躇满志，以“风雨下钟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豪情壮志实施战略规划，却没有从军事战略角度关注到中国革命已经从战争走向和平，犹如毛泽东所说“未来的工作重点是建设一个新中国”，而实际的行动却是听任各野战军随意扩充，“有多少武器装备就扩充多少军队”。在49年初的几个月中各野战军无不大肆扩编，尤其以“穷到底”的华北野战军和“富到家”的东北野战军为最，平均每个纵队（军）补充国民党军士兵及新兵均过万。这种扩充对部队战斗力的增长影响有限，却在其它方面对国家造成严重损失：东北野战军在49年春夏的南下过程中，每师逃兵数百、病号数千，致使许多部队从四四制改为三三建制足见非战斗减员之严重；而华北野战军西进过程中也出现大量类似非战斗减员。

这种大规模收编国民党部队及扩充新兵，未经充分训练、动员及准备即南下/西进，造成大批非战斗减员，给经历战乱的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固然有野战军领导的责任，但作为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也难辞其疚。而且这些新补充的人员在不久以后即需要退伍、回家，又需要一大笔财政开支和经济、社会动荡。

49年秋 边境问题

“革命”是属于正常的国际关系以外的一种特别的行为方式，在革命的即将成功阶段，即步入正常国际行为准则前，也是正式建立政府（建国）之前还何以有许多“脏活”必需完成，就军事角度来说就是边境问题，为国家、为民族、为子孙后代不择手段地夺取更多的领土和权益是每一次革命所应担负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为政府、为政党、为自身利益而提前止步去搏取更多的“名声”和维护还未开展的“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