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疑似山寨版《投降安全证》——审讯美英战俘见闻 -- gaog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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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26 07: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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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疑似山寨版《投降安全证》——审讯美英战俘见闻 489

[SIZE=3]疑似山寨版《投降安全证》——审讯美英战俘见闻[/SIZE]

莫若健 口述 高戈里 撰文

照片请见高戈里的博客外链出处

(2010年10月)

成都磨石(莫氏)外语学校,有着“成都新东方”的美誉。 校长莫若健退休前曾14年执教于成都第14中学,1960年代,他教的4个班高考英语总平成绩曾连续两年获全省第一,将全省名牌重点中学都甩在身后;1970年代,他被市领导点名到市广播电台,担纲令同行钦羡不已的广播英语教学,随后调成都师范学校(后为成都教育学院、成都大学)任外语系主任,负责培训中学英语教师;1980年代,省教育厅将其独创的英语速成教学法拍成20集电视系列片,向全国发行;1990年代,他退休后在成都市首批创办民办学校,更是桃李天下。

然而,面对芸芸众生高山仰止的事业颠峰,面对园丁孜孜以求的累累硕果,耄耋之年的莫老却心平如镜坦然相告:“我最自豪的人生经历,在半个多世纪前。”

初次审俘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几天后,成都华西协合高级中学学生莫若健与20余名同学,在地下党的介绍下,投笔从戎,到重庆进入第二野战军的军政大学,不久,转入解放军第50军教导团。毕业后,莫若健分配到第50军149师445团2营4连任文化教员。

1950年10月25日,第50军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出发前,传达上级命令:凡是带有中国字的东西一律留在国内。

酷爱英语的莫若健想把随身多年的《英汉词典》带走,请示领导未能如愿,但机会还是眷顾了有准备的人。

第一次战役中的一天,师部通讯员突然气喘吁吁地跑来,找到莫若健:“师首长命令你跑步到师作训科报到!”

莫若健二话没说,跟师部通讯员上了路,边跑边问:“啥子事这么急啊?”

通讯员一边喘着大气,一边手舞足蹈兴奋地叙述:“抓到了个高鼻子,上边派来的几个翻译,都说不通。”

原来,部队抓到美军俘虏后,军部派来几名懂英语的大学生,可他们听、说都差,俘虏的话,他们基本上听不懂,他们问的话,俘虏更是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师首长正着急,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吕品建议:“我办文化教员集训队时,有个小莫,英语不错。”于是,迅即调人。

莫若健一到师部,气还没喘过来,作训科科长丁永年就交代:“小莫,你先把我军的政策给这个俘虏讲一讲,稳定一下他的情绪,然后,问问他们部队的番号、装备,以及被俘前他们的任务,还有他个人的情况。”

果然,莫若健不负厚望,一上场就“叽里呱啦”,与那位美军战俘交流起来。在场的各位师首长虽然一句都听不懂,但看那阵势,个个非常满意。

多少年后,莫若健说起这次“初战告捷”还在笑:“我也就是个高中生的水平。其实,那天俘虏说的话,我只能听懂百分之六七十,所以,要不住地问他这个单词是什么含义,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反复要求对方解释。这一来二去,被人看成是‘对答如流’了。”

审讯结果,这名俘虏是美军的下士副班长,个人情况到是交代得很清楚,部队任务和部署却知之甚少。关键是被吓坏了,一直担心审讯完了会被拖出去崩了,所以,回答问题总是前言不搭后语。直到第二天,莫若健把他带到临时挖的猫耳洞里防空,他还在问:“你们真的不会杀我?”

这名美军俘虏携带了两部“步谈机”,就像前些年老式“大哥大”那样的“砖头块”。人家美军都装备到步兵班、排了,可志愿军师一级的领导还是第一次见到,所以,大家很认真地听俘虏上了一堂“科技知识课”。

这事,大家还是挺满意的,见了世面嘛!

更感慨的是:美军有这么好的装备,竟然这么不经打!

那年月,志愿军“土包子”打现代战争的洋相太多了。莫若健记得,某基层单位初遇美军飞机时,竟然下传过这样一道命令:不准抬头看飞机!眼睛反光,容易被敌人发现!

志愿军前辈的“土”并不丢脸,因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正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土”,彻底颠覆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建立在惟武器论基础上的崇美、恐美情绪,进而奠定了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民族自信心!

“会八国外语”

第一次战役一结束,知人善任的师政委兼代理师长金振钟在战役总结会上宣布:师政治部成立敌工组,老干部陈轲颜任组长,莫若健任副组长,编有英语翻译3人,朝语翻译1人。

莫若健不负众望,立即在全师办起了英语对敌喊话培训班,集训全师文化教员,并在上级下发英语喊话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战场喊话内容,还用东北民间小调填写了一首《英语喊话歌》:

学会那个喊话,好处多啊!

见到敌人叫“哈罗”!

“萨暖得儿”(Surrender)是“投降”,

“汉志阿普”(Hands up)是“举起手”,

“法罗米”(Follow me)是“跟我走”,

“伟而吹提由”(Well-treat you)是“优待俘虏”,

“普挡由而阿蒙司”(Put down your arms)“放下你的武器”啊!

“康蒙奥特”(Come out)是“出来”,“出来投降吧”!

仅仅有着高中学历的莫若健,英语说得如此地道,得益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耳提面命。原来,解放前的吕叔湘虽是大学教授,却因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生活得非常窘迫,以至于不得不靠送西服进当铺,以及到初中兼职授课,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由此与莫若健有了师生之缘。

虽然,吕叔湘教莫若健英语是多年前的事情,但他依然记得这名英语在全班由最差变为优等的学生。当得知自己的学生成为“最可爱的人”,昔日呕心沥血传授的知识被学生用到了自己心往神驰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场上,吕叔湘在信中兴奋地告诉莫若健:自己已将1亿元(旧币,折合新币1万元)稿费全部捐献给志愿军,用于购买飞机和大炮!

吕叔湘还随信寄去了两本书,一本是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福斯特(Foster)写的英语小说《自由之路》(Freedom Road),另一本是吕叔湘撰写的《中国人学英语》。两本书的扉页上都写着:“送给我的学生——保家卫国的莫若健同志 吕叔湘”

莫若健的审俘经历,为自己的恩师增添了光彩。这光彩,至高无上,是几代中国知识精英梦寐以求的民族尊严。那年月,“打败美帝野心狼”的志愿军指战员在全国人民心中,太神奇了!

3年后,莫若健在吕叔湘一家人的盛情邀请下,登门拜访了恩师全家,并在饭桌上讲述了一个令大家捧腹不已的笑话:

首次审俘,战友们对语言大师高足弟子的英语水平佩服得五体投地。由于志愿军作战对手是由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审讯结束后,有人问莫若健:“你还会翻译哪几个国家的话?”

“初露头角”的莫若健,春风得意:“只要是英语国家,我都能翻。”

对方再问:“‘联合国军’有几个说英语的国家?”

莫若健扳了扳手指头,“大概有七八个吧?”

万万没想到,这边实话实说,那边传来传去,竟让一个神奇故事传遍全师:“小莫会八国外语!”

最自豪的一天

第一次入朝作战真苦。出国作战半年,莫若健和战友们没洗过澡,没换过衣服,里面的虱子“老鼻子了”。美军飞机真猖狂,见房子就炸,半间都不留,炸得老百姓横尸遍野,炸得许多老人、孩子无家可归,部队只能在数九寒冬中露营。被子,刚入朝时轻装丢了,睡觉时,只有裹着大衣御寒。

1950年12月31日,莫若健和战友于天寒地冻中,刚刚在山坡上挖好了一个藏身的猫耳洞,正下山准备拔些茅草回来,好垫在身下睡觉,敌人一顿炮击,将洞炸塌。莫若健正犯愁到哪再找个“卧榻”,战斗命令下达:当天黄昏我军发起第三次战役,不让美国佬过新年!

“联合国军”阵地被我军全面突破后,1951年1月2日晚,第149师奉命“向高阳攻击前进”。按照战役前师首长的指示,莫若健带着南开毕业的孙崇山同志担任翻译,随师指挥所行动。很快,部队抓到一名美军俘虏,莫若健轻轻松松地完成了审讯任务。

1月3日2时,第149师前卫446团1营配属师侦察连,在高阳以北的碧蹄里,将执行掩护任务的美25师第35团一个营击溃。5时,该营攻占英29旅来复枪第57团掩护分队据守的195.3高地,俘敌37人。拂晓后,英军以16架飞机、7辆坦克、12门火炮为掩护,发起了7次反扑,该营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情况下,死死扼住了逃敌咽喉。

天亮不久,莫若健开始忙碌起来。接收俘虏的第一件事情,是搜身,防止俘虏暗中携带武器。此时,莫若健已经习惯了欧美白人的形象和做派,像流水作业,搜着搜着,莫若健跟前来了个约一米九的大个子,莫若健没多想,也没多看,只是按程序从下往上搜身。搜到上身,一抬眼,猛然发现,一个高过自己大半个头、满脸黢黑的壮汉正俯视自己。

多少年后,谈笑风生的莫若健说了个大实话:那一瞬间,真把自己吓得不轻。虽然,上学时就知道美国有黑人,但怎么也没想到能有这么黑!那一刻,自己很快镇定下来,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咱们是胜利者,这个面子,一定得绷起来!

这天晚上的俘虏,多是英29旅的英军官兵。英29旅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蒙哥马利的队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装备有最先进的坦克,很有名气。

1月3日晚,第149师445团1营和第446团2营插到汉城以北的佛弥地谷地,截住了担任战役掩护任务的英29旅,经3小时激战,歼灭英军第29旅皇家来复枪第57团一部和英军第8骑兵团直属中队全部(即1951年2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的“皇家重坦克营”),用爆破筒、炸药包和手榴弹等步兵武器,炸毁敌坦克和装甲车27辆、汽车3辆,缴获坦克4辆、装甲车3辆、汽车18辆、榴弹炮2门,毙、伤敌200余人,俘敌227人。

白天的活儿还没干完,晚上的后半夜,呼呼啦啦,一大批俘虏又送来了,全是英国人,二百多名啊,可不是个小数,就莫若健和孙崇山俩,莫若健审问,孙崇山登记,一个个来,忙得一塌糊涂。

《投降安全证》

在莫若健的印象中,英军战俘的年龄普遍偏大,他们不像美军战俘那样惊恐,显得有点冷静,即便当了俘虏,“绅士风度”依然。

一见面,排在前面的几名英军战俘双手将一张纸片举过头顶,一边摇动纸片,一边有节奏地喊着:“We believe this!We believe this!”(我们相信这个!我们相信这个!)

莫若健好奇地上前相问:“你们相信什么?”

一名俘虏立即将手中的纸片递了过来。

莫若健一看,原来是盖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关防”大印,用英语、汉语、朝鲜语三国文字印制,下发给各部队敌工部门用于瓦解敌军的宣传品——《投降安全证》(Safe Conduct Pass)。里面的内容是:

命令

凡持证投诚之敌军官兵,不论国籍,应依我军宽俘政策,妥为接待,护送至最近之司令部或俘虏管理处,并切实执行下列四条命令:

一、保证生命安全。

二、不没收私人财物。

三、不虐待、不侮辱人格。

四、受伤者给予治疗。

此令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看完《投降安全证》,莫若健诚恳地安慰众俘虏:请放心,宽待俘虏是我军的一贯政策,志愿军说话是算数的!

莫若健知道,敌工部门下发《投降安全证》时,要求各部队组织精干的小分队深入敌后散发,或用炮弹射向敌人阵地。自然,他也想到,这些《投降安全证》一旦经俘虏之手,意义非凡。

想到这里,莫若健便和蔼地与俘虏商量:把这张《投降安全证》留给我吧?

岂知,这帮俘虏的“绅士风度”荡然无存,坚决不肯:“不行,不行!以后我们见到别的中国人时,还要用它。”

莫若健只好和他们耐心解释:这些俘虏政策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制定的,谁都不敢违反,哪个志愿军部队都这样,你拿着它没有用了!

英军俘虏还是不干。莫若健只好一笑了之。

英军俘虏骂美军

经过莫若健的俘虏政策宣讲,这帮战俘情绪倒是稳定了许多,但没多久,俘虏群里又炸锅了。

话题,是从怎么当俘虏说起的。

一位年龄稍大的英军俘虏想与莫若健套近乎:我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过德国法西斯。

莫若健顺势而为给他们上了一课:这个我知道。你们那时打德国人,是反侵略。现在我们没侵略你们任何地方,而你们却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欺人太甚了!我们志愿军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以南,我们是保家卫国,反侵略!

莫若健的话没有俘虏敢反驳,倒是一位俘虏惶惑了:“天上我们有飞机,地上我们有坦克、大炮,做梦也没想到,当俘虏的却还是我们!”

他这一说不要紧,挑起了一个众怒难遏的话题——骂美国人。什么美国人“自私自利”啦,“嗜血成性”啦,还有不少粗话、脏话,都一股脑地骂了出来。

原因很简单,他们一致认为美军“打滑头仗”,大呼“上美国人的当了”!美军将领叫英29旅担负战役掩护任务,结果,美25师倒是溜掉了,英国军队却被包了“饺子”。

英29旅坦克兵上士柯克斯忿忿道来:“上次是土耳其人当了美国人的牺牲品,这一回是我们英国人,下一次该轮到法国人了。”

有的俘虏甚至诅咒这场战争。英29旅坦克营直属中队伍长泰勒就恨恨不平:“不是美国人捣鬼,朝鲜人绝不会有这样的劫难!”

说起“上当”,又引发了英军俘虏大骂英国首相:“艾得礼坏,艾得礼坏!”嘟囔个没完。

真让莫若健把笑话看了个够。

更多的是感慨:一年多前,在解放之前的成都,莫若健见过不少外国人,他们当中哪个在咱中国人面前不是趾高气扬?如今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倒了个个儿!

留下经典照片

莫若健在战场上处理俘虏的过程是这样:作战分队将抓到的俘虏送交师政治部敌工组后,返回部队继续参加战斗;交来的俘虏由师警卫连派人看押,敌工组先要宣讲我军政策,使其情绪安定,然后,逐一做简单的审讯,同时登记造册,并将审讯到的情报随时向师司令部报告;审讯完后,由警卫连负责后送至上级机关。

1951年1月 3日晚上,是莫若健一生最忙碌、最紧张的一夜。

俘虏一下子接收了200多名,莫若健还真有点害怕。别看俘虏彬彬有礼,很听话,但毕竟是刚刚放下武器的敌人。看押俘虏的警卫人员不多,俘虏跑了怎么办?于是,找到一处朝鲜老百姓居家的院子,将俘虏带进去,集中看管。

一进院子,俘虏们就“叽里呱啦”起来,乱哄哄的。莫若健先用汉语后用英语连喊了几声:“安静,安静!Silence!Silence!”俘虏们才渐渐安静下来。

莫若健正要宣讲我军的俘虏政策,忽然,身后传来一声吃力的呼唤:“莫若健,莫若健!”

声音是从身后屋子里传出的。进去一看,是一位脸上缠满绷带的我军伤员。再一问,原来是与莫若健一同在四川参军的第446团文化教员蒋任渠。他的脸是被美军凝固汽油弹烧伤的,连队卫生员给他做了简单包扎后,暂时安放在这家老百姓的房间里,等候我野战医院进一步治疗并后送。

俘虏押送来后,昏迷中的蒋任渠被满院子嘈杂声吵醒,当听到屋外叽里呱啦的英语对话时,他吓了一跳,以为自己被俘了,扒开门缝一看,正巧莫若健在给俘虏训话,于是,意外重逢。

天亮后,军政治部摄影记者胡宝玉来拍摄打坦克战场情况,在这个院子里,拍摄了一张我149师警卫连战士看押英军战俘的经典照片。

虽然,照片中没有收进莫若健的身影,但这熟悉的地点、熟悉的场面、熟悉的人物,将莫若健熟悉的历史定格于人生永恒。

这永恒的心灵感受,就四个字——扬眉吐气!

带上俘虏去开坦克

就是这天夜里,莫若健还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

英军俘虏登记完后,一位同志找到莫若健,传达军首长命令:佛弥地战场上还有几辆坦克完好无损。马上动员几名可靠的俘虏兵,设法把这些坦克开回国,供有关军事部门和军工部门研究。

莫若健随即召唤英军第8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即“皇家重坦克营”)集合,宣讲了一番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并表扬了英军俘虏遵守纪律,配合俘虏管理工作。

戴完“高帽子”,接着是动员:现在,需要你们当中的坦克驾驶员帮助我军把能开动的坦克开出来,愿意与我军合作并作出贡献的举手!

一下子,几十只手举了起来。

此时的莫若健心里像悬了一块大石头:这帮家伙刚刚放下武器的敌人,哪能那么听话?上了坦克,就不好控制他们了。要是跑了怎么办?向我军开枪开炮怎么办?

命令还得执行,莫若健只好凭感觉,在众多的俘虏中挑选了六七名样子比较温驯的出列。

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莫若健带着俘虏上路后,还没到达指定地点,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传来,随即“停止前进”也呼喊而至。

见是上级骑兵通讯员,莫若健一脸茫然:“不是军首长命令我们挑俘虏去开坦克吗?”

骑兵通讯员的口气也不小:“军首长有好几人呢!军首长发脾气了,说叫敌人去开坦克是瞎扯淡,乱弹琴!叫你马上把俘虏带回去!”

放下心头悬着的一块大石头,何乐不为?莫若健下达了新的口令:“Back Turn(向后转)!”

俘虏不解,问:“为什么?”

莫若健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只能不明白装明白,冷冷地回一句:“这是命令,军人服从命令!”一切都OK了。

几天后,莫若健得知了军首长发脾气的缘由:原来,在歼灭英军“皇家重坦克营”的战斗中,第445团1营3连9班长王长贵爬上一辆敌坦克,迫使敌坦克手投降。然而,已经投降的敌坦克手见王长贵孤身一人,猛然发动机器,将王长贵从炮塔上甩了下来,随后将王长贵打死。

王长贵是鄂川战役的战斗英雄,1950年进京出席过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见过毛主席。他的牺牲,自然惊动了军首长。

审讯英军坦克营长

莫若健将几名坦克手俘虏押回驻地时,天已拂晓。为防美军飞机轰炸,所有俘虏被押送离开住房,到山坡或田间休息。田间玉米秸杆一堆一堆的,俘虏们钻进去,既能避风,又能隐蔽,彼此还“叽里呱啦”地聊起天来。

就在这时,莫若健意外听到俘虏议论营长也被俘虏了,顿时大吃一惊:登记的时候,都说自己是普通的坦克兵,没听说有营长啊!

随即,报告了师作训科科长丁永年。

丁永年一听也兴奋了:“你去把他带来,让我见识一下。”

英军少校营长被带来后,莫若健告诉他:“营长先生,我的领导要与你谈一谈。”

营长没否认对自己的职务称呼,只是耸了耸肩回答:“非常愿意从命!”

审讯开头,是问问个人情况,包括姓名、出生年月、家庭状况、参军时间、受教育程度,等等。英军营长非常配合,问一句,答一句,彬彬有理,头头是道。

可当丁永年问及部队的装备、编制,被俘前受领的任务,退却目的地,与美军如何协同作战等情况时,英军营长却装傻了,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无可奉告”,嘴巴封得严严实实的。

越听越冒火的丁永年怒不可遏,“啪”地拍了一下桌上,骂了一句:“他妈的!”

这本是一句常见的“国骂”,但难住了莫若健,他不知道该不该翻,更不会翻译。英军营长听不懂,大概以为要枪毙自己,没等莫若健反应过来,“卟咚”一声跪在了地上,战战兢兢地求饶:“我们都是指挥官。如果你被我军俘虏,你能向我们提供你们的军事情报吗?”

丁永年是“三八式”的新四军老干部,曾多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毛泽东在井冈山为我军制定的俘虏政策他早已烂熟于心,见俘虏如此,没着儿了,气得只好大吼一声:“带走!”

这位英军营长,有的资料说叫“莱安”,有人回忆叫“柯尼斯” 。莫若健觉得这两种说法都没错,可能一个是“姓”,一个是“名”。

据莫若健的战友苏峥嵘回忆,这位英军营长进了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后,还挺顾面子,声称:“是你们使用了反坦克炮,打坏了我们的坦克,我才被你们俘虏的。”

苏峥嵘耐心地告诉柯尼斯:“参加那天晚上战斗的我志愿军部队,根本就没有配备反坦克炮,我们炸毁你们坦克的武器是爆破筒、炸药包和手榴弹!”

这话,对绅士般的柯尼斯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奇耻大辱,他几乎跳了起来:“你是吹牛!用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能炸毁我们的重型坦克吗?在我们英国的军事教科书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

在随后的第四次战役中,1951年1月25日,第149师第447团3营副营长戴汝吉“十八勇士夜袭水原城”,抓回来一名美25师的宪兵,也是莫若健参与审讯的。宪兵,本是个耀武扬威的差事,但成为志愿军俘虏后,却魂飞魄散。莫若健记得,当时,这名惊魂未定的宪兵“叽里咕噜”就重复一句话:“都被打死了,就我一个活的……”别的,啥都问不出来了。

疑似“山寨版”的《通行证》

志愿军向敌人散发的《投降安全证》,莫若健并不稀罕,因为那玩意儿志愿军各级敌工部门一麻袋一麻袋的。莫若健想留作纪念的,是一张从敌人手里收缴回来的《投降安全证》。

1951年7月12日下午,第149师在朝鲜执行战勤任务期间,师高射机枪连在敖上里击落一架美军F-80战斗机。美军飞行员因跳伞高度不够,被摔死。在搜寻美军飞机残骸及飞行员过程中,莫若健终于如愿已偿。当时,找到的手枪、皮包、军号牌等都上缴了,而那张从美军飞行员尸体上翻出来带有血迹的小纸片,莫若健留了下来,珍藏至今。

这张小纸片,封面题为《通行证》,封底的汉字内容是:

我军指战员:凡持证来归之外国军队必须善为□□。不论其国籍,士兵与军官,一律保证生命财物安全,不得杀害,虐待,侮辱,并护送至最近之部队司令部政治部。

望各部队切实遵照

朝鲜人民军

中国人民志愿部队

《通行证》里面的英语内容:

他们追求的是美元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美国石油公司以及麦克阿瑟本人在朝鲜都有数额巨大的投资。你们死了,这些亿万富翁们都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是人人皆知的。是那些亿万富翁和战争贩子让你们到战场上来送死的。别相信他们的屁话。停止战斗马上过来。要想活命,回家,这是你们的惟一选择。

这张小纸片的来路,颇为蹊跷。

按说,美军飞行员远离前线,志愿军敌工部门印制的《投降安全证》散发不到敌人的空军基地。莫若健在1952年4月调志愿军碧潼战俘营担任翻译工作后,结识了不少美军战俘,了解他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对此,莫若健曾猜测,可能是美军飞行员从陆军那里用高价买来的。

善良、本分的莫若健没注意到,他搜缴的这张《通行证》,还有更蹊跷之处:

首先,顾名思义,《通行证》是发给自己人的,《投降安全证》是发给准备投降的敌人。给敌人发《通行证》,还没有“投降”或“投诚”的先决条件,难道要允许敌人在我方阵地及后方“通行”无阻?我军自井冈山创建的瓦解敌军工作,在抗美援朝时期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我志愿军敌工部门的同志有这么蠢的吗?

其次,与规范的《投降安全证》相比,该《通行证》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关防”大印,不符合中国人的行文规则。

再次,该《通行证》落款为“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少了个“军”字,画蛇添足了“部队”二字,也不符合我志愿军的规范称谓。须知,“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规范称谓,早在志愿军刚入朝时,就已经见之于毛泽东主席的电报指示中了。

如此说来,这个《通行证》还真有点像是“山寨版”的。

需要深入分析的是,该《通行证》如果是飞行员们私自印制的,那就应该越像“正版”越好,然而,印制者却甘冒被人识破的风险,拒绝使用“投降”二字,有些措辞也比较“中性”,似乎,印制者在严守美军战场纪律和军人道德的底线。

这又不能不让人进一步怀疑:不是美国空军有组织伪造的,何至如此?

若果真如此,“山姆大叔”侵犯咱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知识产权”,那可就早啦!

若果真如此,这张《通行证》更有纪念意义!

遗憾的是,莫若健2008年10月路过北京时,曾想把这张美国空军飞行员随身携带的《通行证》捐献给军事博物馆。不料,他和战友们却意外发现: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展馆被撤消了。

这一年,正值抗美援朝胜利55周年。

见证“空军英雄”

不管当下的某些中国知识精英如何诋毁、淡化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群众运动,志愿军前辈给亿万中国人带来的值得骄傲的事情太多了。

志愿军第50军在第四次战役中顽强坚守汉江两岸50昼夜后,于1951年3月15日撤出阵地,回国整补。同年7月4日第50军再次入朝,其所属第149师调归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指挥,奉命担任元山、中和、安州、熙川地区的战勤任务。莫若健所在的第149师驻防朝鲜平安北道博川郡。

1952年2月10日上午,一场激烈的空中格斗在在莫若健所在部队驻地上空打响,没多久,两架飞机一前一后拖着浓烟栽了下来,天空随之出现了一个伞花。

据时任第149师447团政委吕品回忆,2月10日上午他同团里其他几位领导正在团作战值班室议事,一场激烈程度超过以往的空战在驻地空域打响。紧接着,3营教导员吴友先电话报告:营部驻地附近山头上,有一架飞机坠落。

3营的动作非常迅速,很快就报告了搜索结果:在坠机地点发现一架美军F-86飞机残骸及一具美军飞行员尸体,搜索到两支手枪、一顶飞行帽、一枚金属证章。

随后,吕品又接到1营报告:驻地上空有飞行员跳伞,临近分队已经向降落地点围拢。

曾任沈阳军区副政委的艾维仁,时任第447团1营2连指导员。那天,当他带着连队战士兴高采烈地端着枪,喊着“董替安克特”(不要动),嗷嗷地冲了上去一看,都愣了。

落地的飞行员没跑,也没举手投降,只是站在原地仰望天空,等447团2连指战员吼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喊话冲到跟前,他冷不丁地用地道的山东话回了一嘴:“你们咋呼啥?还不赶快去报告你们首长!”大家这才发现,是咱自己的飞行员。

面对陆军同志亲兄弟般的的热情,飞行员却焦急地追问:“你们有没有看见一架美国飞机掉下来?”

我军这位飞行员追问的美军飞机,正是坠落在3公里外该团3营驻地附近的那架美军飞机。

当天,这位飞行员被朝中联勤司令部的吉普车接走了。

莫若健的拿手本事虽然在这一天没派上用场,却在几天后因为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发挥了作用。

原来,这名飞行员是空12团第3大队大队长张积慧,他驾驶的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在空战中虽然击落敌机两架,但自己和僚机也双双被击落,2比2打了个平手,还牺牲了僚机单志玉,所以,不但张积慧自己非常窝火,空12团一连几天都在检讨、总结,灰溜溜的。

万万没想到,一天晚上放电影,张积慧也提着个小板凳去了,还没开演,银幕上突然打出两排大字:“向空四师祝贺胜利!英雄张积慧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

原来,空战之后,东京广播电台播报了一则战讯——美军远东空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少校在2月10日执行任务时失踪。

志愿军总部获悉这则消息后,立即指示第149师查证此事。

于是,第149师派人再次查证,莫若健随同前往。果然,坠落在第447团3营驻地附近的美军飞行员尸骸上的那个金属牌上,刻有戴维斯的名字和军号!

戴维斯是美国空军第4联队第334中队中队长,有着3000多小时的飞行时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战斗飞行266次,被誉为“成绩最高的喷气机王牌驾驶员”,没想到却栽在飞行时数不过百把小时、24岁的张积慧手里。

成为一级战斗英雄的张积慧,后任空军师长、军长、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等职。

(《中国文化报》2010年10月25日刊登该文时,将题目改为《在朝鲜战场审讯美英战俘》外链出处,并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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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26 07:4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