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打通国际”的由来·西路军史话⑴ -- 双石

　　作者按：本茶庄将从即日起，开始不定期连载本庄主新作《西路军史话》。如今，拿着这段历史说事儿的人很多，而且越说越悬乎。本庄主哩，决定也来凑个热闹，作个计较！

　　“打通国际”，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存需求和现实追求。

　　那个时代，那个年代，他们自身的力量太弱了，他们面临的对手太强了，他们经历的失败太多了，他们付出的牺牲太大了！一句话，他们太困难了，他们太需要来自“无产阶级祖国”的实际的，而不仅仅是道义的帮助了！

　　实际上，早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就曾经尝试在沿海地区策划武装起义，寻求建立“打通国际”的红色港湾，盼望着那些悬挂着镰刀铁锤国旗的航船鸣笛靠岸，在送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情谊”的同时，也把满载而的武器分发给急待武装起来的中国工农群众……

　　在力量强大的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下，这些尝试的结果可想而知。

　　海路不成，就寻找陆路——与苏联、蒙古接壤的陆路通道。

　　这种设想第一次见诸于党内正式文献，是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的1935年6月16日。当时，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

　　由此可见，西路军失败后清算“国焘路线”时，笼统地将“西进”说成是“逃跑主义路线”，是失之简单也是失之偏颇的！“西进”的设想，是党中央首先提出来的，反映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存需求和现实追求！抽象而言，慨括而言，不放在相应环境和特定条件下来衡量来比照，是不存在“错误”或“正确”之分的！——十多年后“解放大西北”，不也一样浩浩荡荡地“西进”了么？你说这是正确还是错误？

　　然而从来就没有在“真空”中发生的战争！所以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党中央虽然提出了“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实际上仍然是将其作为一种“战略远景”来设想的——“适当时期”！而且我们还有理由认为，党中央在这里提出这种战略设想，更大程度上是对当时刚经过大失望大逃亡的党内军内“打通国际”的普遍呼声与急迫心情的一种安抚性回应！因为几个月后的12月1日，毛泽东就在与张闻天的通信中，明确表示了对“组织远征军打通国际路线”的真正态度：

　　这是比较典型的毛氏思维：求人不如求已！既或是求人，也得先求已！也得攥牢自己的本钱！赤手攥空拳上门投亲，是很难遭人待见的；手头的攥着的本钱越多越厚，得到的帮助才有可能越大——银行家只会给拥有并充分展示了还贷能力的人贷款！而逃难式躲灾式的投亲靠友，是展示不出这种“还贷能力”的！

　　然而这并不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普遍共识。

　　对于朱毛周张的这个电报，时任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的张国焘是这样回复的：

　　这就不是战略远景，而是马上就要付诸实施的近期目标了？

　　然而，此间的张国焘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其实并无定见，这句话也只是他犹疑不定头绪纷繁的复杂思维之一缕。因为9天后的6月26日在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嘟嘟囔囔道出的关于战略方向的意见，就已经与这句话“南辕而北辙”了——史载，在那天的会上，他“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4]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的陈述也可资佐证：当时的张国焘、陈昌浩等，“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成熟的方案来”，“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5]……

　　事实也的确如此：张国焘此前的“远征”也好，此后的“南下”也好，都谈不上“成熟的方案”，尤其是后者，更近似于个人私欲未得满足后的一种赌气！——如果还要深究，其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心态就是：寻求逃避、偏安、托庇之所！而这种心态与志在“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要在风口浪尜上去为团队的生存发展壮大寻找机会的毛泽东等人的思维层次，自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数十年后，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相当精僻地道出了这种“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思维层次的差异后来演变而成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激化到了有可能在红军内部诱发冲突的可能，从而直接导致了党中央被迫率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也直接导致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尔后大举南下。尔后，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迭撞南墙之后又不得不西进康北，张国焘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曾被他斥之为“右倾逃跑”的“北上”路线……

　　而既或是在这些“激烈的争论”时期，张国焘“没有一定原则，没有一定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的本性，仍然时有发作。比如1935年8月初芦花、沙窝会议决定分左、右两路分途北上之后，率左路军进至阿坝的张国焘又再度萌发过“西进青、新”之念。为此，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与也曾多次去电反对和劝阻：“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目前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该地区去活动）……[6]”，“……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7]”，“……不宜分兵出西宁[8]”，“……目前主力西向或争取西宁不当……[9]”；……

　　于是，张国焘在一番左扭又妮之后，最后还是选择了“南下”。

　　“南下”失败之后，大伤元气的红四方面军被迫西进康北舔伤裹创。此间，张国焘在不得不考虑“北上”的同时，又再次打起了“西进青、新”的主意，还派出邵式平、余洪远到甘孜调查经德格进青海的路线，但调查的结果却是“天公不作美”——“大部队走不通”……

　　这个时候，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北上”的议论和呼声，也越来越大。比如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康北准备迎接红二、六军团期间，徐向前就在致朱张电中明确提出：“与二、六军会后主要目的是北上[10]”。而在红二、六军团进至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前的6月中旬，他更是带着部分部队率先启动了北上的行程……

　　前来会合后的红二、六军团首长“谋求党内团结”的表态，也使张国焘很难再作他想。

　　张国焘是不得不怀揣着别别扭扭的复杂心结，踏上了北上行程的。

　　而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将士中，怀揣复杂心结的其实远不止张国焘一人。

　　应该说，有相当多的“复杂心结”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年前闹僵了，分手了，分手后还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狗屁不是，这边还另立了一个中央！现在哩，还真让人家说着了：“一年后你们也会北上的！”这回要是两边儿一照面儿，就是人家不给咱白眼儿瞧，咱是羞也不羞，臊也不臊？羞愧，自惭，不服气，不认输，你们也别太得意，是骡子是马咱走着瞧，……等等等等，如此这般的情绪搅在一起，一旦遇上了合适的能够重新证明自身能力本事的机会，其迸发的动力也是很强劲的……

　　然而这种心结与宗派情绪一旦掺和起来，也大有成倍放大其负面效用之虞……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怕”的心态也勿需讳言和回避：怕被上“路线纲”，怕被党内斗争“清算”！想当初，我们从通南巴千里转战欢天喜地来迎接中央，想中央盼中央，盼来的中央大员中好些人儿却能一拉下脸儿来就指责我们“军阀”、“土匪”、“逃跑主义”。现在哩？我们落了难走了背字儿，要再遇上那些人，被人损了骂了可能还是轻的，要是再“开展党内斗争”予以“清算”，那……

　　如何在今后的“党内斗争”中自保，恐怕是当时红四方面军许多人都在掂量的事情。

　　正是这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心态，为张国焘在北上途中乃至会师之后的“故态复萌”，提供了生长的环境和条件。

　　[1]《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1935年6月16日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等问题（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㈠》第4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3]《张国焘、陈昌浩关于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意见致中央领导人电（1935年6月17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1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金冲及等《毛泽东传（1893～1949）》第4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82页，第3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6]《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2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中央政治局就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致张国焘电（1935年8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3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执行向洮河东岸发展的方针致朱德、张国焘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2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陈昌浩、徐向前关于以岷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的意见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8月21日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徐向前关于与二、六军团会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致张国焘、朱德电（1936年4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4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下一节——双石:【原创】“分攻宁、青”·西路军史话⑵

• 【原创】“分攻宁、青”·西路军史话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