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鲁迅和左联的一些相关书信 -- 行在所

最近刚看完鲁迅书信集。

以前看东西没啥感觉，最多是觉得文章挺好或者是如温吞水。

等到弄明白大概的生平之后，感觉为之一变，对照大环境，文章一下就生动起来，有时充满激愤，有时欲言又止，真个是跌宕起伏，

我把其中的关于先生关于左联的书信挑了一些出来，本来想注释，但是想了一下，暂时放弃了。

……

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却升为第二名了（第一是达夫）。……我常常当冲，至今没有打倒，也可以说是每一战斗，在表面上大抵是胜利的。然而，老兄，老实说罢，我实在很吃力，笔和舌，没有停时，想休息一下也做不到，恐怕要算是很苦的了。

1930年3月21日夜 致 张延谦

……

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的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几无了。所以我十年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华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这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悋势又不得不有做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能爬上梯子也。哀哉！

果然，有几种报章，又对我大肆攻击，自然是人身攻击，和前两年“革命文学家”攻击我之方法并同，不过这回是“罪孽深重，祸延”孩子，记海婴生后只半岁，而南北报章，加以嘲骂者已有六七次了。如此敌人，不足介意，所以我仍要从事译作，再做一年。……我因偶做梯子，现已不能住在寓里……

1930年3月27日夜书于或一屋顶房中 致 张延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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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这里的新的文艺运动，先前不过是一种空喊，而无成绩，现在则连空喊也没有了。新的文人，都是一转眼间，忽而化为无产文学家的人，现在消沉下去，我看此辈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是提出这一个名目来，使大家主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而另一方面，则乌烟瘴气的团体乘势而起，有的是意大利式，有的是法兰西派，而仍然毫无创作，他们唯一的长处，是在暗示有力者，说某某的作品是收受卢布所致。我先前总以为文学者是用手和脑的，现在才知道有一些人，使用鼻子的。……

1930年9月20日 致 曹靖华

……

看日本报纸，才知道本月七日，枪决了一批青年，其中四个（三男一女）是左联里里面的，但“罪状”大约是另外一种。很有些人要将我牵连进去，我所以住在别处已久，……

1931年2月24日 致 曹靖华

……

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于此辈论理，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白活一世，于人于己，都无益处。我现在得了妙法，是谣言不辩，污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顺便中，则偶刺之。他们横竖就要消灭的，然而刺之者，所以偶使不舒服，亦略有报复之意云尔。……

1934年6月21日 致 郑振铎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功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譬如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者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我骂他时，又说我气量小。

但是一些无聊的事，就会化去许多力气。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情就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是我感到寂寞。但我还是要照先前那样去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如从前了，也因学问有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你说的文化团体，都在停滞——无政府状态之中……，一点不错。议论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调，其实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们，却斥责我懒，不做事；他们昂头天外，评论之后，不知哪里去了。……

1934年12月6日 致萧军、萧红

……

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因为后来又有了新经验，不高兴做了。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进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此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

1935年4月23日 致 萧军、萧红

……

但我觉得我们的有些人，阵线其实倒和他及第三种人一致的，虽然并无连络，而精神实相通。猛又来逼我关于文学遗产的意见……

叶君曾以私事约我谈过几次，这回是以公事约我谈话了，已连来两信，尚未复，因为我实在有些不愿出门。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想不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

1935年6月28日 致 胡风

……

叶君他们，究竟是做了事的，这一点就好。至于我们的元帅的“悭吝”说，却有些可笑，他似乎误解这局面为我的私产了。前几天遇到徐君，说第一期还差十余元……。我说，我一个钱也没有。其实，这是容易办的，不过我想应该大家出一点，也就是大家都负点责任。从我自己这面看起来，我先前实在有些“浪费”，固然，收入也多，但天天写许多字，却也苦。……

1935年8月24日 致 胡风

十一日信收到。三郎的事，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的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我的意见，从元帅看来，一定是罪状（但他和我的感情一定仍旧是很好的），但我确信我是对的。将来通盘筹算起来，一定还是我的计画成绩好。现在元帅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有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真不知何时才见晴朗。倘使削弱外围的力量，那是真可以什么也没有的。……

1935年9月12日 致 胡风

……

一日的信收到两天了。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象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遇见的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象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是在总账。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受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脏实据后，又是一回事了。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在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是倾向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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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4日 致 萧军

……近来常有关于我的谣言，谓要挤出何人，打倒何人，研究语气，颇知谣言之所从出，所以在文坛之闻人绅士聚会之阵营中，拟不再投稿，以省闲气，……

1935年12月21日 致 赵家壁

……

年底编旧杂文，重读野容，田汉的两篇化名文章，真有些“百感交集”。

来信中说的那位友人，虽是好意，但误解的。我并非拳师，自己留下秘诀，一想到，总是说出来，有什么“不肯”；至于“少些文章”，也不确的，我近三年的译作，比以前要多一倍以上，丝毫没有懒下去。所以他的苦闷，是由幻想而来的，不是好事情。

1936年1月7日 致 徐懋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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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XXX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现在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绝不进去了。但一向做下来的事，自然还是要做的。……

1936年4月5日夜 致 王冶秋

……

这里在弄作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指挥的或云是茅与郑，其积极，乃为救《文学》也。我鉴于往日之给我的伤，拟不加入，但此必将又成一大罪状，听之而已。

近十年来，为文艺的事，实已用去不少精力，而结果是受伤，认真一点，略有信用，就大家来打击。去年田汉作文说我是调和派，我作文诘问，他函答道，因为我名誉好，乱说也是无害的。后来，他变成这样，我们的“战友”之一却为他辩护道，他有大计画，此刻不能定论。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

1936年4月23夜 致 曹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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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收到。关于我的信件而发生的问题，答复于下——

一、 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既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使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是很小的关系，我确实一无所知。

二、 我所指的刊物，是已经油印了的。那末的一本，曾在别处见过实物，此后确实不出了。此事还早，是否已在先生负责之后，我无从查考。

至于“是非”，“谣言”，“一般的传说”，我不想来推究或解释，“文祸”已够麻烦，“语祸”或“谣祸”更是防不胜防，而且也洗不胜洗，即使到了“对嘴”，也还是弄不清楚的。不过所谓“那一批人”，我却连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一批”。

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1936年5月2日 致 徐懋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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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协会已改名文艺家协会，发起人有种种。我看他们倒并不见得有很大的私人的企图，不过或则想由此出点名，或者想由此洗一个澡，或则竟不过是敷衍面子，因为倘有人用大招牌来请做发起人，而竟拒绝，是会得到很大的罪名的，即如我即是一例。住在上海的人大抵聪明，就签上一个姓名，横竖他签了也什么不做，象不签一样。

我看你也还是加入的好，一个未经世故的青年，真可以被逼得发疯的。加入以后，倒未必有什么大麻烦，无非是帮帮所谓指导者攻击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点较费力的工作，以及听些谣言。国防文学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只不过攻打何人何派反对国防文学，罪大恶极。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臭中完结。假如中途来了压迫，那么指导的英雄一定首先销声匿迹，或者声明脱离，和小会员更不相干了。

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我有一大把拔在这里，现在在生病，俟愈后，要把它发表出来，给大家看看。即如最近，“作家协会”发起人之一在他所编的刊物上说我是“理想的奴才”，而别一发起人却在劝我入会：他们以为我不知道那一枝冷箭是谁射的，你可以和大家接触接触，就会明白的更多。

这爱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连络谁，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殊不知这并无大效，因此在上海，经很少有能够支持三四年的作家。例如《作家》月刊，原是个商办的东西，并非文学团体的机关志，它的盛衰，是和“国防文学”并无关系的，而他们竟看得如此之重，即可见其毫无眼光，也没有自信力。……

1936年5月25 致 时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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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所生的，的确是肺病，而且是大家所畏惧的肺结核，我们结交至少已经二十了，其间发过四五回，但我不大喜欢嚷病，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回，是为了年龄关系，没有先前那样容易制止和恢复了，又加以肋膜病，遂至缠绵了三个多月，还不能停止服药。但也许就可停止了罢。

是的，文字工作，和这病最不相宜，我今年自知体弱，也写得很少，想摆脱一切，休息若干时，专以翻译糊口。不料还是发病，而且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部围剿阵，徐懋庸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也。

他的变化，倒不足奇。前些时，是他自己大碰钉子的时候，所以觉得我的“人格好”，现在却已是文艺家协会理事，《文学界》编辑，还有“实际解决”之力，不但自己手里捏着钉子，而且也许是别人的棺材钉子，居移气，养移体，现在之觉得我“不对”，“可笑”，“助长恶劣的倾向”，“若偶像然”，原是不足为异得。

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之间的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 萌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试看今日上海小报之类，此种效验，已极昭然，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的眼前露出本相。……

1936年8月28日 致 杨霁云

……

我鉴于世故，本拟少管闲事，专事翻译，借以糊口，姑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于是倚枕，稍稍报以数鞭，此辈虽猥劣，然实于人心有害， 兄殆未见上海文风，近数年来，竟不复尚有人气也。……

1936年10月15夜 致 台静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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