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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张厂长的故事 -- wqnsi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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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借给忙总的回复,再说一下王安石。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比较流行的观点是:

1.王安石本人的性格缺陷:执拗;

2.王安石不会用人,用的全部是小人;

3.王安石过于急躁,变法需要的是长时间的循序渐进。

第1和2两点,需要考察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大背景:北宋三冗(冗兵、冗官、冗费);

小背景:庆历新政的失败。

大背景北宋三冗的来源,主要还是五代十国的战乱。持续70多年(907-979)的战乱,使所有人包括武夫都有了反战以及厌倦的情绪,北宋建立并平稳过渡(太祖->太宗),民意基础也是这一点。为了彻底断绝战乱,就有了两项主要政策:招流民为兵(冗兵),善待士大夫(冗官);以及由此带来的花费(冗费)。

小背景庆历新政其实是宋朝养士的成果。开国之初,宋朝信得过的读书人,只有赵普(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人,可见其没文化)等,为数廖廖。所以需要养士,培养自己的读书人

宋初文臣,出五代南唐之遗,皆猥琐浮薄,无堪建树。古者三公坐而论道,唐五代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亦必命坐赐茶。宋初,周世宗旧臣范质等为相,惮帝英睿,请每事具箚子进呈。由是奏御浸多,始废坐论之礼,而宰臣见天子亦立谈矣。

太祖谓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但欠为世宗一死。质与王溥为世宗顾命大臣,王溥时以拟冯道,盖皆不为宋祖重视。宋所信赖者惟赵普。然普为相后,宋祖常劝其读书,乃时时披览论语。以宋初大臣与唐代相较,所逊远矣。此宋治之所以不逮于唐也。

主要政策就是极端优待:高待遇和荫官制度,前者还不错,后者却是大灾难:只要当官到了一定级别或是一定资历,可以推荐别人做官,于是官员数量跟吹气球一样涨起来了:

真宗景德时――官一万余员。

仁宗皇祐时――官二万余员。

英宗治平时――总二万四千员。

但是养士的结果,却是养出了这样的德性:

宋朝竭力想抑制武人,然而却根本不能去兵。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对文吏有一种教育与培养。结果虽有兵队而不能用。兵队愈不能用,则愈感兵队之少而兵队反日增。文臣虽极端优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结果文臣气势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样像骄兵悍卒般,只来朘吸国家的精血。

宋朝对士大夫,并不能有教育指导的能力,只能妪姁涵育,让他们自己发荣滋长,这是一件费时而没把握的事。

在真宗时,宋朝文教算是培养到相当程度了,然而一旦强敌侵凌,则相率主张迁都。和约签定后,又诱导皇帝来做封禅巡狩的勾当。说是“欲假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

而到仁宗时,范仲淹为首,开搞庆历新政,具体政策是:

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官长。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戎备。九、覃恩信。十、重命令。

这些措施说到底,是得罪文官集团的,尤其是第二点,针对是荫官(也就是北宋的体制内淘汰)。

结果是显然的:

仁宗对仲淹十事全部的接受了,然而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绝大的反动。宋朝百年以来种种的优容士大夫,造成了好几许读书做官人的特有权利,范仲淹从头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万的官僚乃至秀才们,究竟能“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层叠打来。不到一年,仲淹只得仓皇乞身而去。

现在回到开头,公认的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两个原因,显而易见是不对的。

1.王安石本人的性格缺陷:执拗;

实际上,为政者需要的就是坚持,不能朝令夕改,要不你就没威信,没威信你就别想干下去了。另外,王安石不注重吏治,本来就是回避士大夫利益集团的变通策略,范仲淹的教训是实实在在的。

2.王安石不会用人,用的都是小人;

但是,全是君子的庆历新政又如何呢?不也是灰头土脸?

然而王安石的遭遇,与范仲淹不同。反对范仲淹的,全是当时所谓小人;而反对王安石的,则大多是当时的所谓君子。

王安石本人也是认识到用人问题的,而且他的策略宏大得多:培养自己需要的人。

于是有所谓三经新义之颁行。【王氏诗、书、周礼注,称“三经新义”。】刘静春谓:“王介甫不凭注疏,欲修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谓知务。后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学,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人才自出,治道自举。”按:宋学实尽于刘之二语。

第三个原因:

3.王安石过于急躁,变法需要的是长时间的循序渐进。

评价这个原因,超出了我现有的能力,但是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里评价一条鞭的说法或许可收攻玉之效:

在立法上,张居正实际完成的惟一变革是废除由民户承应马差的做法。这项措施表现了对洪武和永乐时期财政结构的一种背离。因为它没有影响任何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没有引起任何指责。此外就别无其他的制度性改革。铸造的铜钱仍然十分不足,食盐专卖也从来没有整顿过。尽管《明史》声称1581年第一次下令推行一条鞭法,当时是张居正掌权期间。可是这种表述显然是错误的。一直到1588年,山西巡抚才在该省推行一条鞭法,那时张居正已经去世六年了。

山西距离京师之近尚且如此(其时山西商业极发达,晋商是谓),别的地方更不用说了。

说明:除了黄仁宇一段,其他引用全部来自钱穆先生之《国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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