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时代真的比现在公平吗？ -- 油炸辣椒

我父亲是本村(以前的生产小队,不是现在的村,现在的村和以前的大队同级)80年以前唯一的大学毕业生,50年代初上小学是在外村(大队),当时本村(大队)没有小学.

我上小学(78年)前一两年,本村小学有7年级(应该是小学初中一起的,文革末期的制度吧),我上学后好象只有5年级了,相应的本村地界有一中学(应该是70年代办的,这学校在我记事之前就有了,当时的公社办的,不是本公社第一中学,本公社第一中学后面要提到)也由高中降级为初中了.条件都很简陋,小学低年级桌椅都是自带,中学桌椅肯定是学校配的标准课桌椅,小学高年级我记不清楚了.记得一年级所有费用0.5RMB,二年级所有费用1RMB(不会是通胀吧?),不过二年级我和同学还进县城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什么电影不记得了,应该是第一次进县电影院,本村离县城7里.到学期末还总有1毛多钱退回,拿回家经家长同意作为本人零用钱享受了,哈哈,当时学校放寒暑假时对这笔外快有很高的期望.

三年级沾父亲的光享受了设计师的知识分子优待进县城上小学了(父亲本在外地工作,刚调回本地,母亲在农村)...不过没两年就人民教育人民办了,学费虽然不高,但每学期要交集资办学款了,似乎是每学期还是没学年100还是120RMB,学生父母有单位的还可以由单位代交,没单位或单位效益不好的就头疼了,我上的是本县第一小学,学生生源包括城关附近几个农业村(大队),这些农村学生最可怜了,每学期开学几天我班上都有好几个同学被老师限制进教室...其实后来都进教室上课了,到底交没交钱就不知道了,当时本地已经联产承包了,要农村学生家里自己掏这笔钱也确实很困难,就算有单位的也不容易,象我父亲虽然在政府部门,整个部门只有6个人,有小孩上学需要交集资的是3个人,当时的政府机关不象现在有外快或红包,这笔钱只能从财政下拨的办公经费里掏,虽然政策是县里统一制定的,为这事引起的办公室矛盾无可避免.这笔钱后来建了本县第一座4层楼高的教学楼,比本县第一高中的4层教学楼都早两年,为这漂亮的教学楼本人除了上述集资款外还贡献了两个学期的半日制学制,因为要拆两栋原来的平房教室给新教学楼提供地方,几个年级轮流,半天上学,半天玩或给学校建楼搜集鹅卵石,每个学生有任务的,交了好几次,每次10来斤,每人总共4、50斤的样子，学校总共2000学生的样子，除掉一二年级的小学生，靠学生也收集不了多少石头，很奇怪为什么要小学生干这活？ 不过我的学业也许就是这段半日制给荒废了。。。这段时期大概在我4、5年级之间的事了，之前我一直都是父母和老师的骄傲啊。。。之后就上本校初中了（小学初中联办的），再之后就因为学习成绩被父亲鄙视了，同时期县城几个初中和带初中班的小学校风也都坏了，流氓地痞满校走啊，84-86年事。。。感谢教育的春天啊

没办法了，父亲虽然已经鄙视我了，还是要给我找出路，于是在我初中快毕业（准确的说应该是肆业）时托人给我办了转学手续，于是我从县城第一小学兼初中回到我老家所在乡（原来叫公社）的第一中学插班复读了，我也从初三学生变成初一学生了。。。还好，在这里我总算转型成功，农村中学当时学风很幸运还没坏，现在就不知道了。在此特别感谢我在此学校遇见的一位同学和一位老师，这位同学是我复读到初二时的同座，他的一次平淡的行为帮我改掉了平时不用心，考试时东瞄瞄西瞅瞅的优良传统，这位老师是我初三时的班主任，他给了我最大的心理安慰和自我肯定，让我找回了曾经拥有的在老师和同学中的带有虚荣的优越感的心理定位，虽然实际情况还相差很远。在此就不提名字了，虽然我已经很久没跟他们联系了，但心里的感谢是永远的，谢谢他们。后来就顺风顺水了，虽然最后上大学的时候没考上一个响亮的牌子。忘了提一句，这个我复读的初中（纯的）原来是高中（纯的），是我老家所在乡的第一中学，我上学前本县有名的高中至少就有八中（校名，本县按序号排，我前文所说的本村地界的中学不在此列，其实应该是每个公社至少有一个的），到我复读初中的时候全县高中只剩5个加一个高中级别的成人中学了。后来似乎又办了几个高中，民办的，校址都在县城或城郊。

从我的经历中所看见的学校设置的变迁以及数量的变化也许可以印证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上在科技和教育的春天中国初中及高中教育普及率与文革末期相比有大幅降低的统计数据了，这个普及率在总设计师去世的1997年都没恢复到文革末期的水平我是可以确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