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摘录】陈立人：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八百壮士” -- 双石

　　转者按：现如今，总有一些人老是拿“八百壮士”的事儿出来恶心当年的土共，貌似只有他们几位才才是最关心这些“壮士”似的！貌似只有他们几位才在从事抗战史研究似的，貌似只有他们几位才是真正懂得抗战历史似的！最恶心的是，还楞为一真伪尚未辩清的老者，编排了一个向“委座”敬礼报告的秀场。呵呵，当年的“委座”，真滴在这些“壮士”们心中就那么神圣么？嗤！

　　军旅作家陈立人先生在参阅了大量“八百壮士”档案后，曾于1995年写过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孤独八百士——中国孤军营上海抗战纪实》。虽然是文学作品，其当间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都是真名真姓有据可查的，这里摘录其最后一章“胜利者的眼泪”，各位可以看看，当年作为这些“壮士”上峰的“党国”，又是如何对待这些“抗日功臣”的……

　　位于太平洋上的这座岛屿，没有什么春夏秋冬，这里一年到头炎热多雨，郁郁葱葱。但这也阻止不了时间的推移。1945年的秋天，这个金光灿烂、果实累累，令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欣喜若狂的季节不可阻挡地来到岛上。

　　秋天里的这一天，天空晴朗，风平浪静。中午时分，几架美国飞机又飞临岛屿上空。对美国飞机的到来，岛上的劳工们早已习以为常。但今天出现了异常情况，岛上日本飞机既不起飞迎击，地面高炮阵地也不开火拦截。美国飞机也怪，它不打炮，不投弹，不慌不忙地在岛屿上空盘旋，逐渐降低高度，然后天女散花似地呼拉拉地撤下许多纸片，这些五颜六色的纸片飘飘荡荡，散落在海滩，散落在树丛，散落在机场跑道，散落在劳工们的脚下。

　　中国劳工们拾起一些纸片，瞅了一眼，是传单，上面印着的全是外国文字，一个也不认得，有的还印了一些图画。有美国国旗、澳大利亚国旗，还有一些印上一束鲜花喜从天降，海岛顿时沸腾了起来。岛上的劳工们不管是中国人、英国人还是印度人，彼此拥抱，互相抬举，用备自的语言，大声

　　欢呼：“胜利！胜利！”

　　被胜利的喜讯激动着的劳工们，立刻想到自己的死对头日本人。日本人在哪？日本人在干什么？找日本人算账去！

　　劳工们扔下抬土的竹筐和簸箕，操起铁锹和砍刀，离开了工地，直奔日本兵营。在日军兵营内，劳工们看到，日军官兵全都跪在地下聆听广播，喇叭筒里正传来日本天皇宣读的投降诏书。已有几个日本军官当场剖腹身亡。

　　被战争搅得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开始恢复了常态，被日本人颠倒了的事情又颠倒了过来。岛上的日本人作为战败者，全被赶进劳工们原来居住的山洞，宽敞的兵营现在住的是各国劳工。劳工们现在开始清算日本人。那位曾经计划在山洞里薰死劳工的日本中佐军官，被判了绞刑，就在曾经居住劳工的那座山洞前公开绞死。还有一些曾经作恶多端的日本人及其帮凶在中国战场的日本军队宣布投降后，因战争流离失所的中国人纷纷返回家园，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八百壮士，包括几年来先后从日本人的控制下逃跑出来的，以及随战争的结柬刚刚结束了劳役、获得了解放的官兵们，也都在寻找自已的家。他们的家在哪里？他们的家在上海，在那座流血牺牲过的四行仓库，在那座奋斗了4个年头的孤军营。因此，胜利后他们首先要返回上海这个家。

　　最先回到上海的是上官志标，上官志标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呆了较长一段时间，因为他在同行刺谢晋元的叛兵搏斗时，身体受到的创伤没有彻底痊愈，所以没有被派去做劳工。当孤军官兵全都从老虎桥监狱发配走后，他获准保释，到无锡就医。途中他乘隙走脱，潜入苏浙边区加入游击队，当上了支队长。抗战胜利后，他杀敌雪恨素志已偿，而眷念孤军弟兄感情日迫。于是，他交卸了军务急急赶回上海，开始在报上刊登宿事，召集旧部，并在汾阳路挂出了八百壮士接待待处的牌子。

　　于是，他每天忙手接待到从各地陆续返回上海的孤军官兵。

　　在八百壮士的旗帜下，渐渐集拢起一支队伍，他们是抗战的胜利者，是在一场残酷战争中笑在最后的人。

　　回到上海的孤军官兵，来自四面八方，穿着各种各样的服装，有的甚至已经认不出来了。自1941年离开上海孤军营，他们被日军分遣各地充当劳工，分手已经三四年了。这些日子里，那吃不完的苦，受不尽的罪，磨损了他们的肉体，耗尽了他们的青春。每人只剩一副当当作响的硬骨头和一颗滚烫的一心。

　　孤军官兵们发现，上海也已不是几年前的上海。抗战胜利后，中国收回了列强在华租界，上海两租界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统治上海近100年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已作为陈迹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曾在租界内作威作福的商团兵丁和外国巡捕也已销声匿迹。但刚刚回到中国人手中的上海破败不堪，战争的创伤随处可见。尤其是在日本人统治的工厂大部分倒闭，店铺多数关门，街面到处是垃圾，目之所及，一片萧条。

　　孤军营房也已被拆毁，操场上已长满蒿草，那座鱼塘又变成了臭水坑，而围困孤军官兵的那道铁丝网，却依然如旧，在一片草莽中矗立着，依然紧箍着这座已经空荡荡的营房。谢晋元等6位烈士的坟墓还原样地躺在那里。

　　返回上海的孤军官兵们第一件事无一例外地先要回到孤军营房看上一眼，到谢团长和其他弟兄坟前鞠上一躬。他们要把抗战胜利的喜讯一一告诉殉难的官兵。他们还未安顿好自己的住处，便开始急急忙忙地重新修整烈士的坟莹。

　　是的，胜利了，应该先把烈士们安置好！

　　被流放到南洋当劳工的弟兄，等待回国的船只，等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了1946年，澳大利亚政府才派船只将他们送回。1942年离国去南洋时，孤军官兵一共有50人，几年时间里病死、饿死和被打死的共有14人，回国时仅剩下36人。他们在陈日升连长的带领下踏上回国之路。

　　海路茫茫，归心似箭，经过17天颠簸，他们回到上海，停靠十六铺码头。

　　上海以隆重的礼遇迎接从异国他乡死里逃生返回故土的抗日壮士，先期返回上海的孤军弟兄以及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官员和民众一齐涌向码头列队恭候，同时还有乐队助兴。

　　当一踏上码头，踏上祖国的土地，从远方归来的孤军官兵激动得难以自已，有的人卟通一下匍伏在地，一个劲地磕头，口中不止地说道：“我回来啦！我回来啦！”有的人又蹦又跳，手舞足蹈，大声叫喊，“胜利啦！胜利啦！”

　　前来迎接的孤军兄弟，迫不及待地一拥而上，大家紧紧地搂抱在一起。

　　这时，乐队奏响了曾经响彻上海的雄壮歌曲《歌八百壮士》。

　　抗战胜利的次年，谢晋元团长的遗孀凌维诚携子女也从广东乡下回到了上海。她自1936年离开上海，至1946年返回上海，时间整整过去了10年。10年时间，上海已是面目全非，而她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年轻俊美、喜欢跳踢踏舞的城市小姐，她已经变成一位饱经沧桑、一手老茧、地地道道的乡村妇女。她按着丈夫的旨意，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老人和孩子，献给了抗日家庭，因而也献给了国家抗日事业。

　　谢晋元殉难不久，1941年夏天，蒋介石曾在重庆召见凌维诚。她在专人护送下从广东蕉岭出发，途经广西、贵州、云南，辗转来到重庆，蒋介石亲自接见了她。她还出席了妇女界为她召开的茶话会，宋美龄、何香凝、李德全等出席作陪。在重庆，她第一次详尽地听到丈夫和八百壮士英勇杀敌的事迹，还观看了根据这段故事拍摄的电影《八百壮士》。凌维诚一边看一边抹眼泪，她为自己的丈夫感到自豪，她也觉得几年来她坟前，亲口告诉他：抗战胜利了，你的孩子长大了，你放心吧！

　　回到上海，在孤军官兵的簇拥下，凌维诚和孩子来到谢晋元的坟前，凌维诚一头扑倒在丈夫的坟头，泣不成声。10年了，这位坚强的女性，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现在，她在丈夫的怀抱里放声痛哭。4个子女，按着大小个头，整整齐齐地站在父亲的坟前，泪水横流。大女儿雪芬，现在已是16岁的大姑娘。她还隐约记得，在上海的时候，她经常钻在父亲的怀里，指着父亲的手枪吵嚷，长大要当女兵。现在，她在对父亲说，爸，仗打完了，女儿不用当兵了，女儿要像你年轻时一样，去上大学，长大当医生、当老师。二女儿兰芬，小时候顽皮贪玩，常常惹父亲生气，现在十分悔恨，她在对父亲说，爸，我现在懂事了，我要听妈妈的话，不惹妈妈生气。老三幼民今年12岁，10年前的事情他知道得很少，他看到两个姐姐在哭诉，在流泪，他的泪珠便也簌簌地往下滚。年仅10岁的小儿子继民，他从未见过父亲的面，现在，他站在坟前，双眼盯着墓碑上镶嵌着的父亲的瓷画像，哭喊着：“爸爸！”

　　这是他第一次叫唤爸爸。

　　只是不知爸爸听见没有？

　　散落在各地的孤军官兵，共有100余人陆陆续续回到上海，从裕溪口煤码头逃脱的出去的两批官兵中，有20多人返回了上海。从浙江肖山暴动参加游击队的官兵中，也有数人返回。除了成群结队集体返回，更多的人是从各个角角落落孤单一人地寻路而回，甚至曾翻越孤军营铁丝网冒死逃走的朱胜忠、傅冠来等，也都重新集拢到八百壮士的旗帜之下。从南京孝陵卫逃至重庆，之后参加了中国远征军的施彪、陈德松等人也回到上海，抗战胜利后，他们所在的远征军第88师已从云南调至上海。他们积极参加八百壮士的一切活动。

　　主要军官中，继上官志标之后，唐棣连长回来了，邓英连长也回来了。排长李春林、江顺治、杨得余、陶杏春、尹求成等人也都后回至到了自己的队伍。

　　雷雄没能回来，据说他从裕溪口率众逃脱后，千里跋涉，寻找部队，病死在去第五战区所在地老河口的路上。

　　八百壮士十分敬重的老营长杨瑞符也没能回来。1938年初，他伤愈离开上海后，来到重庆，不幸染上肺病，在重庆宽仁医院病逝，遗体葬于四川省合川县一仙观。

　　还有一位倍受孤军官兵喜爱的人物没能重返上海，她是杨惠敏女士。她的下落是后来才打听到的。1938年，杨惠敏离开上海后，到了武汉，因为给孤军献旗的英勇举动，成了轰动战时武汉的英雄人物。1939年初，她出席世界青年大会，并应邀访问美国，在国际讲台大力宣传中国抗日。访美回国后，她被保送到设在四川乐山的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学习，后又被派往香港从事地下抗日活动。

　　1942年，香港沦陷后，杨惠敏奉命撤回内地。临行前，寄居香港的电影女明星胡蝶，托她携带一批贵重私人物品，运回内地，不幸，途经广东东江时遇劫，物品被强人席卷而去。事发后，胡蝶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处诬告杨惠敏鲸吞其资财，戴笠为得胡蝶芳心，不问青红皂白，将杨惠敏锒当入狱。1943年，被投入息烽监狱。1945年，又解至渣滓洞。一位名扬海内外的抗日女英雄蒙受不白之冤，直至抗战胜利仍不见天日。

　　对日作战的硝烟刚散，一场新的战争又在上海滩上打响。这就是“劫收”。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宣布从日伪手中正式收回上海租界。上海是一块肥肉，在“劫收”中也争抢得最为利害，谁都要咬上一口。为抢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上海弄到手，国民党政府不惜把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周佛海拉了过来，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这样，周佛海换上一顶国民党的帽子，摇身一变，成了“抗日地下工作者”，领着手下原先那帮特务打手，开始在街头维持治安，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与此同时、国民党党、政、军各个系统的接收大员坐上飞机、坐上轮船急急忙忙从重庆赶来，投入了一场“劫收”大战。一时间，从地下冒出来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从水上漂过来的接收机关共有近100个。他们见什么要什么，日伪的工厂、房产、汽车，银行里的金条、股禀，甚至日本人使用过的女秘书和妻妾统统都在接收之列。“五子登科”，乌烟瘴气。上海老百姓骂道，日本人打来的时候，你们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现在还有脸来摘果子？

　　真正的抗日英雄却被撂在一边。

　　从各地回到上海的孤军官兵共有100多人，他们并不是回来摘点果子，接收点什么，他们只是为了寻找自己过去的足迹，会一会自己的战友，凭吊烈士的亡灵，或者只是因为战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无家可归。他们兴高采烈地回来，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上海已经不是他们为之战斗过的那个上海，上海已经不是他们的家。抗战胜利后，他们发现自己已成了上海多余的人。

　　回到上海，他们首先需要有个窝。羁困上海4年里，他们还有一座孤军营，还有15亩土地和几座营房可以栖身，而现在营房都拆了，他们住哪？先期回到上海的上官志标，他下手得快点，在汾阳路占了一座房，挂了块孤军办事处的牌子，作为联络接应返沪孤军弟兄之用，但这也住不下100来号人哪。孤军派出代表去见市长，市长是钱大钧，他忙得很哪！他过去就是出了名的“钱大钩”，现在上海滩上有多少资产，多少钱财，够他“钩”的了。钱市长没工夫接孤军代表见孤军代表，便推给专管城市救济的社会局。社会局也忙，说等待救济的人多得很，排着队呢，叫孤军官兵耐心地等一等。

　　等？

　　孤军官兵一听，恼火了。以前我们被困在孤军营，英国人叫我们等，政府也叫我们等，我们一等就是4年。现在抗战胜利了，洋人都赶跑了，为一座房子，还叫我们等。你们还有良心吗？

　　老子不能等！老子也要“接收”！

　　孤军官兵于是四处寻找房子，后来在吴淞路找到一座楼房，共有3层，10几个房间。住着一些日本侨民，算是“日产”。孤军几十个士兵冲进来，三拳两脚把日本人打跑了，丁里咣啷，把里面的东西全扔了出来，把自己铺盖一铺，住下了。

　　哎！不几天，来了一伙人，打着第三方面军的旗号，说这栋房子应归他们接收。

　　见鬼！孤军官兵把来人堵在门外，问他们：

　　“老子在上海跟日本人斗了4年，没听说过有个什么第三方面军，你们从哪里冒出来的？”

　　来人一听，感到不对头，问孤军是哪一部分的，孤军官兵指着墙上钉着的一块木牌，回答说：

　　“老子没‘部分’，老子孤家寡人，独来独往。”

　　来人一看，木牌上写着“四行孤军”四个大字，于是连忙点头说，“冒犯了，冒犯了，我们有眼不识泰山。”说完赶紧溜走

　　住房刚能凑合，吃饭又成了难题。政府发了一些救济金，每人给200万法币。数目很可观，按最初的价值，可购买五石大米。但是经层层盘剥，左右延宕，等发到手里，已经几成废纸。孤军官兵们把这些钱集中起来，操办伙食，勉强糊口，每顿一锅米饭，一锅黄豆，便围在一起狼吞虎咽。很多人吃不饱，便又开始骂娘：

　　“他妈的，这叫过的什么日子，还不如当年关在孤军营呢！”

　　那点救济金眼看就要花完，往下的日子怎么过？孤军官兵就业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他们为此一次又一次去找市长，“钱大钩”市长同样是很忙很忙，没有时间接见。没法子，他们又只好自己想办法。

　　与孤军官兵一同奋斗的上海民众十分同情孤军的遭遇。他们认为孤军官兵抗战有功，国家理所当然地要对他们给予照顾，让抗日英雄流离失所，生活无着，是国家耻辱。许多团体和市民主动接济孤军，纷纷给他们送来吃的穿的用的。孤军官兵于心不忍。他们想，抗战的时候，我们关在孤军营，没有自由，我们接受民众的资助情有可原，现在，抗战胜利了，我们还要民众赈济，于理不通，于心有愧。他们拒绝了市民们的赈济，多方寻找就业门路。

　　在过去曾经援助过孤军官兵的上海祥生运输公司的帮助下，孤军官兵计划开设一路公共汽车，路线已经看好，由原孤军营房附近的静安寺开至外白渡，这样既方便市民，又使孤军官兵有一笔收入。

　　可是报告递到警察局，人家不批准。孤军官兵不吃这一套。他们按自己的计划行事，决定强行开业。可是，到了开业这一天，广告登出去了，鞭炮也放了，而汽车却没能跑起来。警察局派人干涉，他们知道八百壮士不好惹，不敢来硬的，便耍懒，躺在地下，死活不让孤军汽车起步。开办公共交通这条路于是被堵死。

　　黄浦江上有一座小码头，叫大达码头，日本统治时期归日军管辖，专门装卸日军军需物品，算是一处日军军产。孤军官兵要把它接收过来，自己管理并负责装卸，挣点血汗钱。

　　他们刚刚动手，政府又找他们来了。过去孤军找市长，市长不接见，找社会局，社会局很忙，现在他们却自己找上门来。社会局不同意孤军接管码头。他们派来一辆汽车，要接孤军代表去谈判。那是一辆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老爷车黑色，油漆掉得斑斑驳驳，一只嗽叭按它响，不按它也乱响。孤军代表唐棣等人被塞进汽车，来到社会局，交涉半天，没能达成协议。

　　见政府并无解决孤军困难的诚意，孤军官兵也不退让，继续管理大达码头。双方僵持了几天后，政府开始使用武力。上海警备司令部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将孤军官兵30余人抓走，强行收回码头。

　　这是八百壮士第一次与政府部门发生对峙。在抗战的8年中，孤军官兵坚决执行政府命令，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得到全国军民的同声赞颂，得到最高当局的明令褒奖；而在抗战胜利后，他们的生存却成为难题，他们却为一日三餐奔走呼号，并因此与政府发生冲突！

　　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民族英雄？

　　政府怎么可以如此抛弃抗日壮士？

　　抗日英雄的悲惨遭遇不仅引起孤军官兵的极大愤慨，而且在社会激起公愤。那些打着接收旗号的大小政府官员，在上海滩上巧取豪夺，鲸吞公物，中饱私囊，过上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两相对照，人们感慨万千：抗战枪声刚停，硝烟未散，就如此慢待抗日壮士，抛弃民族英雄，国民党不败，不合天理。

　　对八百壮士今日之不公待遇，谢晋元将军九泉有知，他也会掉泪的。

　　凌维诚继承丈夫的遗愿，承担起照料孤军官兵的责任，她肩上的担子比抗战中在广东照顾一家老小沉重得多。为安排孤军官兵生活，她像当年的谢晋元一样，四处奔走，八方呼吁。她在上海多次召开记者招待会，陈述孤军官兵的困难处境和受到的不公平待以唤起社会的同情。在多方求告无门的情况下，她从上海来到南京，求见蒋介石。岂料蒋介石也忙，他已不是抗战时期的那个蒋介石。那时，国家垂危之际，战火纷飞之时，他倘能惦记着为国捐躯的谢晋元，他倘能不顾公务冗繁，在重庆亲自接见凌维诚，而现在，凌维诚来到南京，就在他的官邸门终等待接见，一等就等了2个月，最终还是没能见到蒋介石本人。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凌维诚仰天长叹。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开始大力扩充军队，准备发动内战。

　　这时，政府又想起了八百壮士。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汤恩伯，送来请帖，备下茶点，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召集孤军官兵开会，他们封官许愿，动员八百壮士归队服役，投入内战。对政府已寒了心，对内战深感厌倦的八百壮士一致表示： “仗，我们打够了，不想再打了。”

　　此后，政府对八百壮士更是不闻不问，撒手不管。好不容易集拢起来的孤军官兵们只好投亲靠友，各谋生路。他们有的到铁路当路警，有的去给工厂看大门，有的在街道当清洁夫，有的回到原籍当农民，一些人身有残疾，无法就业的伤兵，只好流落街头……

　　一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英勇杀敌，功勋卓著的英雄部队，就这样凄凄惨惨地解体了；一批在艰难岁月里忠心耿耿，历尽磨难的抗日壮士，就这样被国民党政府无情地抛弃了。

　　流落在上海的部分孤军官兵生活无着，心灰意冷，于是，便有极个别的士兵铤而走险。1947年上半年，在吴淞路一带发生了几起杀人、抢劫案，被查获的案犯不是别人，正是在抗战中英勇杀敌、大名鼎鼎的孤军士兵朱胜忠。之后，又有石洪模、沈胜忠、田光前等3名孤军士兵因抢劫罪被捕。经法庭审判，朱胜忠等4人被判处死刑。

　　行刑那天，很多市民来到刑场， 他们中不少人过去曾与孤军官兵亲密相处过，有的甚至还曾听取过朱胜忠等人的讲演，也曾为他们的抗日英雄事迹感动过，现在他们看到的却是几位待决的犯人。

　　行刑的枪声凄厉地响起。枪声为社会除去了几名罪犯，却给上海人留下一个沉重的问号：

　　是什么原因促使昔日的抗战英雄沦为罪犯？是谁把他们推上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