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乙编 -- 谭伯牛

衰 世

　　龚自珍是个酷评家。嘉庆二十、二十一年间，他写了二十?灼?[1]酷评，称《乙丙之际著（塾）议》，第九篇讨论治世与衰世，出语冷峭，堪称其中最酷者。其首曰：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君子也，抑小人甚??”；

　　自珍认为，所谓治世，所谓衰世，光从表象是看不出来。衰世之文章固不乏正大典雅之作，衰世之定名树义也能堂皇冠冕，衰世之音乐不必全是“怨以怒”、“哀以思”的亡国之音，反而往往都具有“安以乐”的表现形式[2]。这个道理不难明白，读者诸君去图书馆找一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报要刊，择其头版首篇，盥手焚香，大声诵读；或购买几张样板戏的影碟，摇头晃脑，随声附和，必也居然有身处治世之感矣。以此，自珍才会拈出一个“才”字，展开评论。治世与衰世，表象可以相同，本质却迥然有别，最主要的，就是治世有才，衰世无才。不仅庙堂、边阃无才相才将，即士农工商各界亦无才人，甚至，连小人都没了小聪明，全是一帮钝贼蠢盗，如坊间电影所谓“技术含量太低”也。然则，世之治与不治，究视乎其人之才与不才；那么，衰世之所以形成，竟是个遗传学问题：与“才”有关的基因都发生突变，遂生出满世界的无才之人？自珍曰：非也。他说：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

　　原来，造物者向人世提供各项资源，俱有保留；惟天之生人、天之生才人，最不吝啬，不论治世衰世，都会生出一批才士与才民。而世之有时而治，有时而衰，其原因全在乎斯世所以待才之道。治世，不用说，人尽其才。衰世呢？则一才甫出，“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所谓“戮之”，不是说肉体上消灭，而是在精神上进行摧残，只要写帖子骂他、戴帽子压他、斜着眼睛瞧他，才人也就被“戮”掉了。而且：

　　“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戮其心”者，就是诛心大法，此法非吾国独有，然论此法之百代相传、发扬光大、愈演愈烈，则四海以内、万国之林，似无出吾国之右者。大家小日子都过得好好的，你凭什么就忧愤啊、思虑啊、要作为啊、要讲廉耻啊、要去渣滓啊，你有病啊？有病就得给你治，病得不轻给你慢慢治，三年也罢，十年百年也罢，不把你给治好了，还真对不起这诛心大法。当然，治好了病，才人也就被“戮”没了。因此：“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3]。衰世之才人，死路一条，所以，他渴望治世早日来临。左等右等，等不来治世，他心一横，便日思夜盼以求乱世了。乱世固然不好，但至少有机会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至于随乱世而来的血海骨山、抛妻别子，便匪所思存、无暇计及了。

　　然自珍此段酷评终是寓言体，而非观点鲜明的时评。孔子说：“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4]；吾人翻开历史书，便可知道，早在自珍写下这段“空言”以前，“悖悍”的白莲教便已做过一桩“深切著明”的大事，大清的天下早非治世，亦已结束衰世，实已迎来了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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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今存十一篇。原作标号，最大为二十五。樊克政认为原作尚不止此数，见其撰《龚自珍年谱考略》

　　[2] 《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治世

　　清圣祖（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其孙高宗（乾隆）践阼之初，便发下大愿：“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有逾皇祖纪年之数”。这算是孝道之一种；例如，老爸在世没尝过冰淇淋的滋味，儿子有机会吃，按理即当拒绝――否则，口体之享受“有加于先人”，大不孝矣――然形格势禁，也有拒绝不了的时候，这时，就得痛哭流涕，说几句伤心的话，这才好抡圆了猛吃[1]。九五之尊，其滋味远胜于冰淇淋，因此，高宗执政六十年一满，虽然实践了诺言，将宝位传给嗣子仁宗（嘉庆），但是，一口冰淇淋也不吃，他还是做不到。于是，“自称太上皇，以遂初元告天之本志，初非欲自暇自豫、深居高拱，为颐养高年计也。是以传位之後，朕日亲训政” [2]。这个理由冠冕得很：我退下来，是为了表示对祖宗的尊敬；我退而不休，则是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只是这么一来，继任为皇帝的仁宗就不好调整心态了。若仍为皇子，那就什么事都好说，自有一套皇子的规矩照着做；可名义上做了皇帝，却又得不着皇帝的实权，上面压着个太上皇，边上还有个和中堂（?|），名实不符，故步全失，进退为难，情何以堪？基层群众往上看，全是领导，虽有大小之别，究属同一本质，不太容易看清大小各位领导的苦衷；而一直在高层徘徊的领导们，则深深知道排名这个东西，一位之差，?兹籼烊馈５谝痪褪堑谝唬?除了第一，什么都不是。皇帝是什么？皇帝是“予一人”也，要是这“予一人”边上并排站着人，甚至上面还坐着人，那叫什么皇帝？以故，自高宗内禅到驾崩这三年多时间，仁宗过着一种“动心忍性”的生活。做人难，做接班人最难。君不见林副统帅“动心忍性”的涵养功夫太差，接班人做不下去，索性坐飞机一头撞死在大漠？吾人平头百姓哪里体会得到这种不胜寒的高楼滋味？

　　忍了三年，老爸一死，仁宗就不客气了。怎么讲呢？高宗认为，在他治下，大清国版图扩充、人民安定，是个不折不扣“已治已安”的盛世。而实际上，自乾隆三十九年起，白莲教就一直没消停过；嘉庆元年正月初一举行内禅大典，二十馀日後，四川、湖北便发生教众暴动，其势且蔓延不止；此时前後，贵州苗疆也酿发大乱。就凭这两件大事，高宗晚年，怎么称得上“太平盛世”呢？可他偏生嘴硬，将之视为癣疥之疾，说什么“朕追随列祖在天之灵，庶无遗憾”。仁宗要是随声附和说前朝是治世，那两大股“逆贼”算怎么回事呢，难道说是自己是扫帚星下凡，一上台就把治世搞成了乱世？所以，他没办法跟他爸客气，他得撇清。

　　当然，要撇清，还得注意手法，毕竟高宗是他老爸，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翻脸不认人搞什么政治清算。然而，仁宗似乎也曾萌发过写一份《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念头。高宗薨，国史馆的《高宗实录》便修订完毕，请仁宗审定。其时，仁宗正为如何处理老爸的“政治遗产”――“苗乱”和“教匪”――大伤脑筋，看到《实录》里面全都是歌功颂德的肉麻话，特别生气，便想让史官修改一下。纪昀测其意，以言讽之，曰：“臣服官数十年，无敢以苞苴进者，惟戚友请臣为其先人题主或铭墓，虽厚币辄受之”；仁宗一听，想：也是啊，入土为安，人死为大，损几句老爷子又有什么用呢。遂曰：“然则朕为先帝推恩，何不可之有？”[3]这么一来，既推恩其父，则不得不问责其臣，黑锅总得有人背嘛。于是，有这么一段新政宣言：

　　“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凡出师征讨，即荒徼部落，无不立奏荡平；从无经历有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借以冒功行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4]；

　　皇考六十年的英名总算保住了，高宗九泉之下，也应伸出大拇指赞叹一声：乖儿子。只是接下来仁宗这二十五年的天子生涯可就悬了：嘉庆九年，白莲教之乱方告平定；十一年，苗疆之乱平；十四年，南海海盗肃清；十八年，畿辅天理教起事，杀进紫禁城。可以说，仁宗之任期，无日不在提心吊胆中度过。满清列帝中，论心神恍惚、不安于位的程度，除了他的孙子文宗（咸丰），当以仁宗为最。然费尽心神，到处灭火，後人对他的评价却还没一句好话，如：文宗朝二十五年，除了诛和?|一事，馀俱不足道。吾人细绎此中曲折，不得不叹息，仁宗遭遇如此不堪，都得怪他那个好大喜功、讳言灾乱的老爸。谁曾想接踵治世而来的竟是这么个世界呢？然委屈更甚于仁宗者，犹後继有人，此人即高宗之孙、仁宗之子――宣宗（道光）。

　　乾隆自谓“治世”，嘉庆则被龚自珍称为“衰世”，到了道光，若不出现“乱世”，那天下之“蚤夜号以求乱”的各路“才者”怎么会答应？此亦历史之长期合理性之一种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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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再举个例子。郭嵩焘父母下葬，用的只是普通的杉木棺材。後来，有朋友送了他一副楠木，他心中舍不得不用，可一用，那就“有加于先人远矣”，于是，他做个折中：寿木用好的，寿衣则“递减一等”。如此，方能安心去死。见郭嵩焘《玉池老人自述》，光绪十年养知书屋本，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

　　[2] 高宗遗诏，载朝鲜《正宗实录》，不见于《清实录》及《东华录》。

　　[3] 。

　　[4] 。

• 7，明清/太平天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