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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高课在行动:大海捞针,抽丝剥茧,打草惊蛇,钓鱼执法 -- 黄河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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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特高课在行动:大海捞针,抽丝剥茧,打草惊蛇,钓鱼执法

特高课在行动

特高课这个东西,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有种说法是进了宪兵队,九死一生;进了特高课,就是十死无生了。

特高课貌似是个很神秘的东西,其实并不完全神秘。有一个和它类似的机构,一套就很容易理解了,其实就是日本版的秘密警察。特高课的定义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是广义上的特高课。这和秘密警察不完全一样,比如以下两点:

第一, 特高课体系结构分散。外务省下的领事馆有特高课,法务省下的警视厅有特高课,陆军里的宪兵队有特高课。各个特高课之间协作非常好,但是并没有明确的归属关系。

第二, 特高课的谍报职能要强于秘密警察,这一点是由日本的民族特性决定的。

日本的情报机构走出去,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有一条誓文,叫做“求知于世界,以振皇基”。这一条再加上日本人对天皇的盲目崇拜,造就了可怕的全民情报力量。特务头子川上操六曾经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家产抵押出去,借款供手下到中国来刺探情报。日本整个国民,上至外交官长途跋涉骑马横穿整个俄罗斯,中到有人去我国东北干土匪以了解风土民情,下到在沙俄远东的妓女打探军队布置情报。把情报做到细致到这个份上,也难怪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他们都赢了。

川上操六

比这个还变态的是,出于效忠天皇,十九世纪有不少年轻的日本陆军军官,放弃军籍,潜入中亚,到阿富汗、外高加索一带活动。他们的身份是“嘱托”,在明治天皇时代,“嘱托”的身份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呢,可以用中国现在的一个词来套用一下——聘用人员。简单地说,日本陆军里的军马和军犬是有编制的,死了有相应照顾,嘱托没有,死了陆军是不管的,连犬马都不如。就这样的待遇,还有一批日本年轻军官,潜入阿富汗一带,啃大饼子,喝冰水,呼吸含氧量只有日本三分之二的氧气,好几个月不洗澡。最后一条和皈依(表面上)伊斯兰教是日本人极难克服的两个心理障碍。

细心地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军官要退出现役?是这样的。日本的情报部门要走出世界,但从未出过日本国门的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做,谨小慎微的日本人为避免被别的国家抓住把柄,就尽量采用了民间的名义。

比如我们都知道的黑龙会,拜《霍元甲》、《陈真》所赐,黑龙会在中国的的知名度远大于他的母体“玄洋社”。黑龙会并不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的民间组织,其权势很大。比如孙中山曾经和黑龙会的头目头山满关系密切,而孙中山从头山满那里拿的钱其实是日本外务省的;军部派遣的驻俄武官必须由黑龙会选定,比如日本驻俄国武官明石大佐,他的情报对于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黑龙会确实得名于我国的黑龙江,但却不是像大家认为的那样是针对我国东北建立的,它的首要目标是沙俄。拿不拿的下我国东北,清政府的态度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解决掉俄国人。说句不好听的,日本根本就没把以慈禧太后为首清政府作为一个对手来看待。清末到过我国青海西藏一带活动的日本间谍松田满雄,回到日本之后宣称中国“猪最勇敢,狗次之,人都是神经病”,理由是他拉屎的时候,猪敢上来在他裆下吃屎,狗在他拉完之后才会过来,中国人只敢在他擦完屁股走了之后,才来拾粪。

日俄战争之后,民间情报组织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局限性凸显出来。外务省、陆军、海军这三驾马车走上了日本的情报舞台。特高课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狭义的特高课是指归内务省管辖 ,镇压日本国内的反体制言论、 思想、 宗教、 社会运动的秘密警察组织。广义的则包括归内务省管辖的特高课、 日本国内归军部管辖的宪兵队特高课、 中国沦陷区的特高课等。

特高课首先产生于日本内务省,目的是为了研究控制民众的思想,应付国内事变。内务大臣下设警保局,警保局下设保安课,其下面设设警视厅特高课及北海道、 大阪府、京都府和各县警察部特高课,不受地方政府管辖,其职能与德国的秘密警察类似。这也难怪,因为日本人的整个情报机构学习自德国,德国人梅克尔少校是可称得上是日本谍报界的导师级人物,日俄战争后请来了情报分析专家,又请情报德国内务部专家来帮他们整理情报系统,还请德国人教会他们电台测向技术,佐尔格就是这么被定位的。

前面说了,特高课体系的结构并不像德国的盖世太保那样严密系统。我们谈到特高课,一般认为它的最大成就是破获了红色谍王佐尔格的“拉姆扎”小组。这个小组也是整个二战期间,在日本本土活动的唯一一个外国间谍机构。

破获红色谍王的是东京警视厅特高课,有很多资料上说是宪兵队,这个不太准确。主持破案的是东京警视厅特高课,负责审讯的是东京警视厅特高课,破案的第一功臣是警视厅特高课大阪大佐,他是东条英机主管关东军宪兵队时候的亲信。但是他们的力量不够,抓人的任务主要是由宪兵队完成的,截获无线电信号的也是宪兵队。

为了介绍清楚东京警视厅特高课这次的成就有多大,需要解释清楚一下佐尔格小组的成就,红色谍王可不是浪得虚名。

红色谍王佐尔格

佐尔格深受德国人的信任,因为他出身于富裕的德国工程师家庭,不是简单的衣食无忧那种,在德国长大,接受了从小学到博士的全部教育,一战的时候蹲过战壕。他有一半的俄国血统,父亲有些美国化,但是在当年的德国这很正常。在日本期间,他帮助德国大使馆搞到了大量的日本方面的情报,是德国驻日本大使馆能接触到最高级秘密的四个人之一,德国人认为他是德国对日本方面最能干的间谍。

佐尔格深受苏联人的信任。不仅仅因为他有一半的俄国血统,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红三代。早年恩格斯起义失败后亲自带队断后,而为恩格斯断后的几个人中间就有佐尔格的爷爷。佐尔格的爷爷之后跑路去了美国,美国内战期间在林肯手下做过军官,所以佐尔格的父亲是个有一定程度美国化的德国人。

佐尔格深受日本人信任,是因为他的温文尔雅和渊博学识让大量的日本高官所折服,他和一般日本人心目中的外国人不一样。

佐尔格也曾经深受蒋介石的信任,这个就不多谈了,蒋委员长对德国人一直非常有好感。

别尔津,派遣佐尔格的人,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负责人。唯一一个从未在KGB担任首脑却被认为是KGB领导人的人。

佐尔格的情报成果有很多:在上海期间他报告了蒋介石系统的大量情报;报告了张作霖被炸死后日军的可能动向;推断了918之后日本不会和苏联开战或者稳定消化中国东北,而是会和中国全面开战;他建议苏联在张鼓峰和诺门坎狠狠教训日本关东军,基本打消了日军北进苏联的念头;最重要的是在苏联被德国压的奄奄一息的时候,报告了日军不会北上进攻苏联而将和美国人开战的重要情报,使斯大林可以放心的从远东调兵,从而扭转了整个二战的局势。仅以最后一条情报而论,就可以称得上是谍王。没有世界大战发生的话,谍王这个称号很难有人从他的头上夺走了。

中国有句话,叫做一个好汉三个帮。佐尔格能完成这样的成就,与他拥有大量的得力助手是分不开的。发报员克劳森,德国人,他从佐尔格进入谍报界就是他的助手,直到和佐尔格一起被捕。方文是佐尔格在中国最得力的助手,后任职安全部;尾崎秀实是佐尔格在日本最优秀的助手,他与佐尔格一同牺牲。帮助佐尔格招募这两个左膀右臂的,是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名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也就是《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的作者。我想没有什么人会猜到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居然是谍报人力资源高手吧。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第一次见面,选择的地点是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就是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那个公园。

尾崎秀实,近卫文磨首相最信任的人之一。佐尔格小组重要成员,与佐尔格一同牺牲。

方文在佐尔格手下工作期间,曾经发展了他的同学张永兴。张永兴经佐尔格考察后,认为是可造之材,遂被派往苏联受训。受训归来后,张永兴在中国东北建立了“波波夫”小组,其成就之大,令东条英机坐立不安。

那么佐尔格的活动经费呢?干这活没钱可不行。他去上海,是拿着德国化工垄断企业的钱,以考察的名义去的,实际为苏军总参谋部服务;在东京,一方面作为记者和专家拿德国人的钱,一方面安排手下开办晒图社,边挣日本人的钱,边偷日本人的情报。为什么他这么牛?佐尔格是记者身份,可他是研究银行学的博士,挣钱对于他来说小菜一碟。他的情报小组可能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投入产出比最高的了,因为他的小组不仅不怎么花钱,还能挣钱。

他在东京能取得如此大的成果是和他与当时的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将军分不开的。当佐尔格刚刚认识奥特的时候,他还不是大使,只是个中校,还在一个靠边站的职位不死不活的工作。奥特曾经在蒋介石那里当过顾问,佐尔格利用自己也曾经在中国呆过这一点和他拉上了关系,又利用自己惊人的情报能力帮奥特中校搞到了大量日本方面的重要情报,使得奥特中校在短短一年时间内不仅仅从靠边站混到了核心区域,还连升两级成了将军,当上了大使。这种有能力的恩人,奥特自然知道如何去对待他,虽然有流言佐尔格博士和奥特大使的夫人有些地方比较暧昧,但是奥特大使仍然把佐尔格列为自己最信任的人。佐尔格和奥特大使夫人这档子事,是佐尔格的保护色之一,因为日本人也认为一个好色的男人不会是优秀的间谍。无独有偶,日本最出色的间谍之一吉川猛夫在珍珠港那里,也是以一个好色猥琐的日本男人形象来掩护自己的间谍工作的。

那么佐尔格是如何被破获的呢?这样就涉及到反间谍工作的十六个字“大海捞针,抽丝剥茧,打草惊蛇,钓鱼执法。”

怎么能忘了这一句呢?土鳖抗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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