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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八一旗下保定生(四) -- 逸云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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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八一旗下保定生(八)

说是红四师,从兵力而言,比后来的团都还少一些了。老麦又问了,为啥用第四的序号?引一段徐向前的回忆:

……我们在花县一个学校里,举行了党的会议,讨论部队的改编和今后的行动问题。撤到花县来的,共一千二百多人。改编一个军,人数太少,编一团,人又多了些。经过讨论,决定编一个师。可是,编第几师呢?

大家都知道,南昌起义后,朱德同志在北江成立了红一师,海陆丰有个红二师。

“我们叫红三师吧!”有的同志提议说。

“红三师也有了。”有的说:“琼崖的游击队已编为红三师了。”

算来算去,四师的番号还没有。于是我们自己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

当然,琼崖的游击队并没有编为红三师;而红四师的位子却已经有别人占了。草创时期,大家也不通气,自己命名一下就是了。徐向前回忆,形象地描绘了这一局面。不过,那时还没有用上中国工农红军的大号,更确切地说,广州起义中叫了一下红军,很快就弃用了,广州起义的余部,跑到海陆丰以后,改称的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这方面,估计徐向前是记错了。不过早期工农革命军的那几个师,确实是被后人称为“红一师”、“红四师”等等。工农革命军作为红军的前身,后来确实也一直被通叫为红军的。

从实质而言,中国工农革命军跟中国工农红军是一回事,从知名度而言,中国红军还是世界知名品牌,工农革命军是比不上的。但“红军”这个名字,总是泊来品,原创权不在中国。讲本土品牌,就要讲工农革命军,并且可以追根到国民革命军,毕竟国民革命军的知识产权,中国共产党绝对还是有份的,国民党不可专美。起初两家合作,谁住头谁住尾,不是太讲究,共饮一江水就好;后来反目了,就要抽刀断水……

呃?断得了吗?不是说抽刀断水水更流吗……?嗯,讲错了,改改,不是要断水,大刀向河道砍去,大家分着流就是了……

分就分,以后一路流到海里,一路流到海边……再以后怎么办尼?……

咳,那就叫离婚,叫重组,叫分拆上市,……什么都行,就是那个意思。

分流也好、重组也罢,人财物总得分分?但国共这种分法,法院不好插手、连老娘舅也不敢出来……当然员工还是好办的,留老店的留老店、去新号的去新号,顶多是有人多跑上几个来回而已;锅碗瓢盆、桌椅板凳嘛,也好处理,谁抢到手就算谁的,公平当然谈不上了,操作层面上,也还是干脆的。只有品牌不太好弄,就只好winner takes all,但loser 未必standing small,办法总有,于是“工农革命军”诞生。说起来是个继往开来的好牌子,国民革命军的左翼同志们,出来单干了,一目了然。但后来还是改叫红军的,政权也叫苏维埃,都是拿来主义了。是以根据地也叫苏区。看来连锁还是自主品牌的争论,早就有了?……

一讲苏区,人们往往首先会联想到黄洋界上炮声隆,要不洪湖水浪打浪。当然它们确实是够早的了,但更早的也还有,就是海陆丰。海陆丰的共产党人,在二七年四月就建立起海丰、陆丰和紫金三个县的临时人民政府,只是存在时间不长,五月遭到镇压;但后来又两次起义,终于在十一月产生了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算是全国的先驱了。苏维埃的使用,比工农革命军全面改称红军,还是要早一些的。

所以说严格意义上,宋涛只在广州当过几天红军,到了海陆丰,虽是红四师副师长,却是工农革命军了。其实叶镛和宋涛在出任红四师正、副师长时,都还不是中共党员呢。红四师刚刚成立的时候,党员人数并不是很多的,别说新任命的军事干部有很多不是党员,就连基层的党代表,一时也没有足够的党员去担任,结果就出现了非党员任党代表的奇迹。好在这种事情解决起来还是很快的,没几天,有关的领导同志就都被发展入党了。所以说宋涛也算是老党员。或者确切一点讲,是入党较早,党龄则很短。

宋涛在红四师的时间,其实真是不多的。当时离队的人很多,支部书记潜逃的也有。但宋涛的离队,是经过师党委批准的,前往香港养病去了,所以并不算自由行动。但是不是一定就病得非常严重?也是难讲。以后就脱了党。红四师的第一任师长叶镛,则一直留在队伍上。因为原来只是连长(起义时提升为营长)职务,所以担任师长后不服气的人不少,加上环境险恶,干得很辛苦,最后牺牲在海陆丰了。接任师长的是徐向前。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后来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解放军的元帅;前面提到的原教导团营长、军校特务营营长吴展,后来也去红四方面军了,曾担任过四方面军彭杨军政学校的校长,被张国焘杀了。

担任过红四师参谋长、党代表的袁国平,后来在中央红军中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抗日战争时期被延安派往新四军军部担任政治部主任,死于皖南事变中。论军中的政工干部,袁国平的地位是相当高了。跑到反面的,也有出名的,象白鑫,被中央特科打死了。所以宋涛算个中间勊司。脱离中共后,他跑到老同学魏镇那里避风头。魏镇当时任何键部团长,算是比较重情意了,不仅留人,还设法安排宋涛在自己的团里当了团附。

这一对同学后来都离开了湘军,魏镇一直留在桂系,前面说了。宋涛则加入了新五军,任副官长。这是一支本籍河南的杂牌军,前身倒是赫赫有名,就是樊钟秀樊老二的部队。樊钟秀起自草莽,带着部队到处闯荡,游侠一般人物;因为在孙中山极其困难的当口南奔勤王,匣枪救大炮,解了广州之围,与国民党结下善缘,还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真正异数了。宁汉分立的时候,南京政府给了樊一个军委委员的头衔,把他的部队编为一个军。不过有人生性散漫,打坐何其难哉,所以樊老二一会儿打唐老大,一会儿打冯老大,最后蒋冯阎混战,樊钟秀站在蒋老大的对立面。

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年代,频繁地改换门庭,对小军头来讲,其实也是常规游戏,站错了边,只要部队还在,接受招安也就是了。不过樊老二当惯步军头领,不思学习、知识老旧,飞机来了也不肯闪,只当屁事没有,结果让飞机炸了屁股,这下好,哪一家老大的席都坐不得了,直奔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去也。部队倒是还在了,就由樊老二的老二当家,受蒋先生收编,成为新五军了。新当家叫郜子举,原来是樊钟秀的参谋长。

别看樊钟秀老粗,参谋长却是保定生,宋涛的同学。既然是老同学当家,宋涛去那里就不奇怪了。郜子举曾在黄埔军校工作,并且当过共产党的。后来被派去樊钟秀部当特派员,慢慢在这支部队里建立起基础。自己当家后引进很多河南籍的保定同学和黄埔学生。后者如黄埔一期生侯镜如。其实当年共产党也很想争取这支部队的,侯镜如还是共产党员时,就曾经获命令,到这支部队去搞兵运,结果因被捕未去成。侯后来还是跟郜子举共过事的,当过他的参谋长,但那时侯镜如已经不是共产党了。

郜子举部亦曾经是第三党活动的对象。当时这支杂牌军被派去和徐向前部红军作战,前路彷徨得很。邓演达为推倒蒋的统治,正以运动军队为主要突破口,既然跟该部军官有保定、黄埔渊源,自然加紧工作,郜子举部也积极响应,郜子举本人为此事,还亲自去会晤过邓演达。在第三党与郜子举之间担任联络的人,叫樊少卿,这也不是外人了,曾是广州教导团的营长,不过广州起义时,他是被革命的对象。后来也去郜子举那里挂单,任驻京办事处的主任。

当然郜子举跟第二党、第三党的关系都是无疾而终。最后还是跟第一党走,去了台湾。新五军曾缩编成一个师,宋涛在该师担任过旅长、副师长。抗战中,郜子举升职离开该师后,宋涛曾代理师长,带着部队改隶汤恩伯指挥。以后长期在汤恩伯手下担任高级幕僚。汤恩伯对他,看来是疑人也用、用着照样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本来是带兵官的,到了汤恩伯那里,不仅不肯把代理师长的代理去掉,连老部队也不让呆了,转做参谋工作,而且无论怎么升职,兵是一直没让带,有点控制使用的样子。有人说这是汤恩伯不重用非黄埔系军官的结果。可宋也算曾经在黄埔工作过的,穿黄马甲的保定生,飞黄腾达的可不少啊?

是不是有军统的政审在把关呢?也难讲。可能就只是单纯的派系问题。不过宋涛在汤恩伯的手下,从军参谋长做到集团军副参谋长、集团军参谋长,再到战区副司令长官总参议,所以说用总是在用的,而且汤升官、他也跟着水涨船高。并在抗战末期,担任过河南省政府的委员。这很正常,汤恩伯驻守河南很长时间的,只不过河南人不喜欢他罢了。宋涛是汤的幕僚,到了总参议这种位置,就比较闲了,不象以前任参谋长。去地方上担任名义,也是那时常有的事,不知道这时有没有碰上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时期的老上司?谁啊?侯连瀛。

侯连瀛离开教导团后,跑去上海,据说恽代英有证件给他,想设法去苏联。结果被人告发,称其对武汉军校清洗右派学生负责,因为其中有张治中的表弟,自然就不好转寰了,被判了很重的徒刑。但侯连瀛毕竟人脉挺广的,所以留得青山。时过境迁之后,被安排提前出狱,并重新回到军中工作。抗战时,曾任家乡河南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不过宋涛任河南省政府委员的时候,侯连瀛可能已经去十四集团军当高参去了。宋涛后来回湖南,与老同学魏镇一起参加了湖南起义,曾任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侯连瀛在解放时已经没有军职了,谈不上起义,但他跟中共有旧交情,大革命时期的老朋友了,所以一样得到安排,在河南当监察厅副厅长。

不过宋涛当过解放军邵阳军分区联络处处长,所以算两度在中共的军旗下站过,就是时间都不长。侯连瀛跟中共的关系无疑比宋涛深了,以后也比较更受照顾些,当过河南省政协的副主席的。惟共产党的军官,却是一天也没有干过了。当年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制内的保定生教职员工,可说比比皆是,但总体上往右去的多,军校改编成教导团时,绝大部分都没有跟着走了。侯连瀛跟季方当然领兵去的,但在教导团被缴枪后走了。去了广州的,恐怕就是宋涛和杨海松等几个人了。担任过教导团团长的杨树松,偏左一些是可能的,但也就是张发奎、黄琪翔的程度,有称其参加过广州起义,更有称其主持广州军校是奉中共所派,就不太靠谱了。

按其副官的回忆,杨树松应当没有参加广州起义,但也没有参加镇压。他后来担任过国军参谋部和军政部的处长、副局长,以陆军中将退役,经商去了。解放获安排为安徽省的参事。文革前很久就去世了。此人应该是个技术派,没有内战的情况下,过得会更容易些。比起他的老同学侯连瀛,杨树松在国军那里出道要略晚些,在共产党那里受重视的程度要低很多,但综合而言,过得还是要好些的。武汉中央军校的军需处长刘宏宇,也是保定生了,湖北人,去广东当过粤军,曾和校友叶挺、薛岳一道,担任过警卫孙中山的任务。他也是亲邓演达的,以后就被闲置了。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时,曾邀请他去任职,因故未去,抗战中期病死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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