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上的官员选拔与培养 -- 种植园土

大河奔流 导读 复 51 阅 2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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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06 11: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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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园土
种植园土`47592`/bbsIMG/face/0000.gif`70`17691`55822`825078`从三品:银青光禄大夫|云麾将军`2009-11-20 01:04:43`
【原创】历史上的官员选拔与培养 348

1、春秋战国

春秋之前,职位以世袭为主。春秋时渐渐出现“士”的阶层。什么是士?就是聘任制的非世袭职业人:读几本书,舞几把剑,有些想法,四处推销自己。春秋时代,士找工作还不太容易,所以有豫让“众人国士”之论。豫让本人的情况是,主公失败了,可以跳槽,但感觉知遇之恩不跳槽,宁肯以死报答。

到了战国时代,出于竞争因素,游士推销得好可以跨六国相印,推销得不好,只能去做小吏(比如,威名赫赫的马服君赵奢就是小吏出身)。一句话:中国战国时代而非春秋时代大致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士可以直销(游说君主)。比如苏秦,前几次推销失败,就回家头悬梁锥刺骨,刻苦攻读,直到弄清了大战略。也可以投奔贵族,成为门客,门客一般被分配些具体任务,得以锻炼和显现。毛遂,因为没有得到锻炼机会,就很不满意,转而自我推荐,最终证明了实力。战国的游士横行,君主被迫拥彗折节,礼贤下士,和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及愚民政策有些因果关系,又构成鲜明对比。

2、秦汉

秦是过渡阶段。汉的特点是推荐制(察孝廉)。士在获得高位之前,一般要经过游学和在高级官员府中做吏两个阶段,获得实际能力,后再由高官推荐成为普通乃至高级官员。名士一般会拒绝普通高官的招聘,自显身价。这种人物要么是大人才,成为朝廷的栋梁,要么在实践中漏馅。

3、两晋南北朝

九品中正制,根据血统定职位。这时候高级士族一般有自己的土地、亲族、部曲(部曲平时是生产力量,战时是军队的来源),平日管理这些部曲即可获得实践能力。

但随着时间推移,高级士族不愿参与管理具体事务,忙于饮酒、吸毒、淫乱、玄谈,所以政权逐步落在刘裕这样出身寒门士族的军阀手中。

北方政权的贵族一般要带兵和管理民政(晚至隋代,陇西李氏-李世民的家族-仍可通过府兵制握有军权),这个过程中可以获得实践机会。北方门阀受了打击(比如崔氏在北方试图评定门阀等级,就搞不成),但仍有一定影响力。寒门知识分子要依附于贵族。

4、唐代。

唐代是科举制,广开取士门路。但这个科举制并不是完全公平的考试。要想考试成绩优良,一般还要获得高级官员的认同。所以就要把考完后要把试卷拿给高官们看(行卷),获得他们的认同才有希望录取。这实质上一种变相的考试+荐举制。这个行卷制对于李白之类的人物是个很大折磨(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但比九品中正来得合理些。首先,能通过考试的人,必然具备了相应的文化修养和基本治国理念--也就是基本素质合格了;其次,迫使你去获得高官推荐--那时的高官都是具备实践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至少筛掉了许多高分低能和情商低的人。

是不是这个方式就完全合理呢?显然不是。毕竟出身寒门的人才要多些,荐举制的残余使得最核心职位仍集中在若干士族阀阅之家--它的优点是,士族阀阅之家的优秀子弟是从小就具备一定行政及社交实践机会的,但坏处是普通人家的优秀子弟很不服气。所以有党争。党争加上宦官、藩镇之祸,直至唐朝灭亡。

如果混不进科举怎么办?只好进地方官员的幕府。所以韩愈发出“董生怀抱利器,勉之哉”的慨叹。

5、宋代。宋代之初,军阀战乱持续了许多年,人民不乐读书,读书者不乐仕进,仕进者不乐忠诚。宋朝(尤其是宋仁宗开始)决意尊重读书人,施恩于读书人(整个宋代号称未杀一个读书人),给读书人权力和地位,授权给读书人去管理行政乃至军事体系。慢慢地,一个庞大、成熟的官僚体系形成了。为了给这个官僚体系输送合格人才,许多书院应运而生。在野的学者讲读于书院(朱熹之流在书院教书,而范仲淹之辈在书院苦读),或从事学术著作,其影响力直达朝廷。比如,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整个朝廷谁不知道洛阳有个“司马相公”?读书人的价值观就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所以陈寅恪说宋代是中国文治最鼎盛的时代。如果一定用一个词形容宋朝的人才培养机制,那就是朝野一体。

但是成熟意味着失去锐意进取的动力。军事方面,唐末由于征发灵州等西北各郡汉族壮丁,西北沦陷为蛮夷膻腥之地。宋代因此一直无法收回西北--结果马匹严重不足,导致须以步兵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另外,幽云十六州归于契丹,导致少数民族获得了汉族的持续后勤能力。所以宋朝一直在收缩,直至灭亡。

6、蒙古灭宋之后,第一次见到文天祥之类的人物,大感震惊。在游牧民族看来,有奶就是娘,有打劫就一起去,打劫不成就四散逃跑--此乃天经地义的事。居然有人要“取义成仁”--放着高官不做,非要自寻死路--整个金国、西夏、花剌子模、阿拉伯都不曾遇到一个类似人物。这种震惊让蒙古人产生了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深深不信任乃至敌视感。所以决定从中亚引来穆斯林(色目人)管理汉人,把汉族儒生打到八娼九儒十丐的最底层--这是臭老九一词的来源,也是元曲发展的外部动力。

7、明代

从未见到一个朝代,知识分子象元末那样痛快、彻底、义无反顾地加入农民反抗斗争--象李善长之类的厉害角色,安安静静地在朱元璋帐下做文书。朱元璋偶尔发了句牢骚:“四方战斗,何时定乎?”这个文书居然对出了以下有水平的话:“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

朱升之类的“广积粮”老儒,刘基之类的“卖柑者”望族兼神童,如雨胼集。甚至还有元朝为了招降朱元璋,派来了户部尚书张昶做使节,朱元璋动员了一番,张昶居然也就把体制内的财政部长辞了,安心从事山贼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字,道尽了明朝政权的合法性。但鞑虏好驱逐,如何恢复中华是个难度很大的问题。

九十多年屈辱匍匐于蒙古铁蹄和穆斯林官员的敲诈勒索之下,宋代那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阶层已不复存在。九十多年失去政权,读书人的行政经验也基本失去。相反,色目官员在中华大地那种完全没有廉耻、不顾明天的疯狂贪污却巍然成风。为了扭转这股色目官吏带来的贪污歪风,朱元璋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对抗腐败,超过60两就剥皮之类的不是奇谈。其结果就是人们不乐仕进,官员很缺,上朝如诀别一般。由于官员太缺,甚至不得不用判了死刑的官员判决案件,判完案件,官员和被判决的囚犯一起押赴刑场一并斩迄的奇闻(但相对应的是洪武时代没有一起民变,同时政府财政收入稳步提高)。

虽然彻底恢复宋代的士大夫阶层已经不太可能,但恢复科举制度是必须要做的。朱元璋推行了标准化的科举考试,即八股文。八股的特点是公平,从教材、参考书、考试范围、答卷、考场规则到阅卷评分都超级公平。寒门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几率更大了。副作用是明代的士大夫多数成了只会八股、但“钱谷瞠目不知、刑名瞠目不知、兵事瞠目不知”的高分低能书呆子,许多还性情偏激(有如海瑞风格的愤青),酿成了“大礼议”这种无聊事件,君臣之间的关系僵得无法收场--在汉代,早有若干大儒轻轻松松从《春秋》中解释出一番道理,让各方面的面子都保住了。这些八股出身的书呆子派到地方去,无非是收收公粮,判判案子,但置于朝堂之上决策帝国大政方针就太危险了。于是不得已,翰林院就充当了八股优等生再教育的机构。

翰林有几个优势:(1)没有具体职责,有的是时间观察和学习(当然有些时候承担些修史和监考职责,但修史本身就是高度政治性的职责,监考只是短期出差而已);(2)能够接触大量档案资料,了解行政、财政、国防的历史和发展动向;(3)熟悉朝廷人事关系(上至天子、内阁,下至中低级官员),象张居正,还担任了国子监祭酒--这是个相当于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所以明代的翰院是内阁的备选机构。

8、清代

清代大体继续了明代的方式,把翰院当作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就像忙总刚刚提到的曾国藩,他在翰林院干了那些事呢?简而言之就是拜了倭仁和唐鉴两位老师。倭仁讲的是理学道德修养,唐鉴讲的经世济民的实用之学。除了经过河南话(倭仁是开封籍的蒙古人)和湖南话(唐鉴是湖南善化人)的洗礼,曾国藩还通过了道光帝的记忆力测验。道光帝觉得这个人靠谱,就连续提拔他,十年之间七次升迁,级别升了十级,37岁就做到礼部侍郎(那时候中央政府才有6个部)。道光准备把他作为留给太子(即咸丰)的高级储备人才。所以曾国藩嘴上不说,内心以咸丰帝的社稷臣自期。于是,咸丰登基之初,曾国藩同学以从二品大员之身,就连上几道言辞尖锐的奏折,从皇帝私生活到用兵之道到官场流弊统统指责了一遍(看了曾国藩的奏折,我认为当时的他可以定性为专业级愤青),其中《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气得咸丰没读完就把折子摔在地上,当众说要杀他,众人力保才保住脑袋,从此曾国藩吓得再也愤青了。但是,清朝的江山确是由这个曾经愤青过的翰林保下来的。

清代又和明代不同。明代重内阁,所以翰林备选内阁;清代重封疆,因此翰林备选督抚。林则徐、陶澍、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沈葆桢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全是翰林出身,其余数不胜数。

但是,到了曾胡李的时代,翰林威望到了顶点,也就免不了走下坡路了。随着京师风气的败坏,翰院也不能免俗。翰院成立清流横议朝政的基地。张之洞和张佩纶都是其中有名的清流翰林。在朝廷的局域网上,这两人发帖最多,骂人最凶。偏偏慈禧这个网管,很相信这两个热血沸腾的清流翰林,觉得这样的人才是新生代的曾胡李。她哪里想到同样是翰林,但曾胡李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光曾国藩就兵败试图自裁过两次,其余的没两把刷子也早殉国了。于是张之洞和张佩纶都很轻松得到了高位。事实证明,老太太对了50%,错了50%。张之洞不光笔头来得,实践也来得,眼光更是来得,成了清末名臣。张佩纶却在马尾目睹南洋水师被法军“点名”,吓得屁滚尿流,逃跑而归,成了清廷永不录用的弃臣(李鸿章居然不嫌弃他,把小女儿嫁给了他。张的孙女就是张爱玲--其天才、颓废、细腻的文笔和亡国贵族堕落、自恋的心态将征服无数不懂历史的文学女青年)。

中法战争的失败,意味着清流派的彻底破产,翰院作为其大本营,威望急剧下跌,再也未能恢复,为百日维新中废除翰院埋下伏笔。但可怜的慈禧老太太还在继续犯错。她从信任清流,转向清算清流。她对康、梁这样的半瓶子醋维新派半信半疑,就纵容小皇帝试了试,发现不好使,随即又发动政变,杀了戊戌六君子。由于西方公然支持光绪皇帝的维新派,她转而信任极端保守派,极端保守派就祭出了义和团这个大杀器,激起庚子之祸。她看到义和团又不好使,就转而把屠刀对准义和团。庚子事变,慈禧西狩归来,由于朝廷的威信已荡然无存,1905年,她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但宪政变成了一场闹剧。结果,在这个能干的家庭妇女顽固试错过程中,清朝的末日不知不觉到来了。

总之,中国历史上的取才用才之道,大致来说价值观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儒家最看重的,也是儒家的强项。熟读了儒家经典和二十四史,不可能不接受中华的价值观。只有元代和两晋、南北朝一度对价值观抓得不严,这两个朝代政局烂得一塌糊涂。

但除了价值观之外,实践机会和取才范围之间是个矛盾(其实用tension这个词更准确些)。过于强调实践机会,就往往把选才范围限制在贵族或者官僚小圈子内;过于强调考试公平,则须放些高分低能进来。

具体朝代来看,春秋战国重自我推销,可谓游士横行;汉朝通过察孝廉(孝和廉都是价值观),又通过游学和充当小吏的实践培养;晋、南北朝采用九品中正;唐的科举辅以行卷(有一定的门第残余色彩);宋代优待读书人,讲究制度化(即韦伯所说的国家官僚主义),形成社会重文化、尚读书的风气和朝野一体的人才培养机制;蒙古引入外族人才;明、清八股科举+翰院制。上述都是人才选拔之道。

假如要给各朝代的选才制度排个优劣次序(春秋战国不算统一朝代,更类似于近代欧洲),我会选:

汉代(重价值观,重社会性教育,重实践)>宋代(重价值观,重社会性教育,重制度化,但缺点是轻军事)>唐代(重价值观,重实践,重野无遗才,但还有重门第思想的残余,人才多是“救时之相”,党争也比较厉害)>明清(重价值观,重考试公平性,在翰院小范围培养高级人才,但考试和实践脱节)>晋、南北朝(重门第,价值观口头说说而已,道德沦丧,有实践机会而拒绝实践)>元(引入色目人管理汉人,拒绝汉化)。

民国以来及当代,在此就不多说了,只引用一段高阳先生小说中对清末皇族内阁一事的侧面描写:

由于伊藤博文在哈尔滨为韩国志士安重根被刺殒命的消息,占了报上许多篇幅,以致张(之洞)府丧事的风光,就显得逊色了(注:据说载沣去探病,张之洞说怕激起民变,载沣随口答了一句“有兵在”,张遂不治)。

开吊那天,自摄政王载沣以下,叫得出名字的王公大臣,无不亲临致祭,磕完头、吃完素面,不想走的吊客尽可找熟人聊天,或者欣赏挽联,令人赞赏不绝的,不知凡几,但令人瞩目的,却是荣庆的一副:“生有自来,死而后已;斯文未丧,吾道益孤。”

“我看,最后一句要改两个字。”有人说道:“汉人益孤。”

“何以见得?”另有人问。

“你看,戴红顶子而掌国政的,尽是旗人。”

果然,数一数十二个部中,汉人只得四个尚书,宗人府、内阁、军咨处、筹办海军处这些衙门,更是旗人的天下。

“两位老兄,”有第三者插口:“不是汉人益孤,是旗人益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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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06 11: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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