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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第一次是正剧 第二次是闹剧 第三次是CCTV的狗血连续剧 -- 马前卒
家园博客 第一次是正剧 第二次是闹剧 第三次是CCTV的狗血连续剧

第一次是正剧 第二次是闹剧 第三次是CCTV的狗血连续剧

——近年左派和民族主义,乌有之乡和张宏良的变化观感

上来先引用一段《共产党宣言》的文字。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这种曾经郑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一套拙劣的小学生作业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的德国社会主义,现在渐渐失去了它的自炫博学的天真。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土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

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这是163年前的文字。在马克思写这段话的时候,包括英国在内,全世界没有一艘铁甲舰,世界海军的主力还是一大票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相差无几的木头船。陆地上,骑兵挥着马刀冲锋还是最重要的突击方式。中国的GDP,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是世界第一。总之,那是一个遥远的不得了的时代,遥远到大部分事情都和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但是这段对“封建社会主义”的描述。让我这个已经适应了21世纪的家伙格外亲切。

1848年的时候,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刚结束,资本主义和工业正式结合,在欧洲的西北角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力量中心。别看农业社会的GDP还很高,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战斗力强大、增长迅速,正在不断地吞噬农业社会的人力、土地和财富。1840年,蒸汽船拖着英国的战列舰截断了大运河漕运,清朝政府投降。1855年,法国的铁甲舰轰平了俄国的要塞,俄国认栽,割地赔款。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农业国家,俄国是军力最强的农业国家,这两个国家都被工业国的远征军打服了,工业社会在旧体制面前证明了自己无可争辩的霸权。

从长期来看,工业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但是从短期来看,大部分财富都被资本家拿走了,留给无产阶级的只有勉强糊口的工资。要是工人想不干——随便,被摧毁的农业社会随时提供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供给,所以工资咋也涨不上去,更不要说政府军拿到了工厂生产的武器,镇压能力比以前强得多。巴黎本来是个三天两头筑街垒的城市,自从法国完成工业化以后,市民的街垒从来没成功地挡住过政府军。1863年林肯征兵,让富人掏钱免役,直接用军队到穷人里抓壮丁,导致贫民暴动占领纽约,结果林肯直接派巡洋舰和炮兵轰击,三下五除二就平息了暴动。工人们左边有新劳动力竞争,右边对着政府军和警察的枪炮,唯一能做的就是认命干活。

当然了,资本家要保证能不断地从农业社会里抽取劳动力,就不能让工人的货币收入低于农民。从这个角度说,工业社会的平民并不比农业社会的平民更穷。但是,工人们从农村来到城市贫民区,放弃的不仅仅是当佃农那点收入,还有农村社会原来的组织结构。

在19世纪的时候,农业社会已经持续了好几千年,比几十岁的工业社会要成熟的多。贵族、官僚和教会在拿走农民大部分剩余财富,让农民仅能糊口的同时,知道在某些要紧的地方要施点小恩小惠,免得矛盾在最激烈的地方变成反抗。比如说,许多寺庙在占有大批地产的同时,也会赈济饥民、提供象征性地免费医药、设置义冢等等。类似的,中世纪西欧领主也要为失去劳动能力的农奴提供基本衣食,允许贫苦妇孺到收割过的土地上拾麦穗、放牧。再加上稳定的社区提供的宗教、家族文化,即便农民和工人拿到同样价值的收入,一般来说感觉是要比工人好一点的。

这样的农民,等到资本家圈了地,或是农村手工业被大工业摧毁,或者仅仅是自家土地被霸占之后进城,虽然也能卖力气换个糊口,但也因此丧失了农村的基本福利和精神安慰,甚至丧失了正常持家的能力。比如说,一个青年农民,本来在农村努力耕作,在长辈和邻居的影响下,把每年的少量盈余攒下来养老,或是应付翻盖房子这种大事。到了城市里,他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生活环境,还没有形成一种能让他从长计议的文化环境。所以往往是年轻时生活尚过得去,老了就听天由命。老舍的《骆驼祥子》开头就描写了这样的生活环境:

“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灵利的,讲究赁漂亮的车,拉“整天儿”,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或宅门一放,专等坐快车的主儿;弄好了,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碰巧了,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儿”也没着落,但也不在乎。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上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

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

年纪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须快跑呢。

在这里,二十岁以下的——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因为在幼年受了伤,很难健壮起来。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那四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不过,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这一些是以前决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

这样的生活,和没有被战乱波及的农民相比,的确是要悲剧一些。而这些工人的子女,由于自幼就缺乏传统社区的生活环境和父母照应,往往自幼健康就被童工制度损害,长大后生活的恶劣情况比父辈更甚。几代人恶性循环下来,城里的工人住宅区就和原来还过得去的农业村落形成了明显差距,但工人们已经丧失了退回农村的可能,只能一代代地沉淀在这种社区里,成为知识分子们眼中的地狱。

客观的说,农业社会的农村也不是什么天堂。无子的老汉经常是一个人默默地病死;养不活的孩子经常出生就被扔到开水桶里;为了佃到一块能糊口的土地,农民经常要把妻女送到地主家里去讨地主的欢心。解放前的少林寺和尚就公开地对自己的佃户宣布:“有好媳妇的种好地,没好媳妇的种赖地,没媳妇的别种地”。但是,这些苦难是分散在广大农村的,脚上不愿意沾泥巴的贵族知识分子一般看不到。而且农村的贫富差距再大,也大不过工业革命之后的城市。当时的地主,不管是几十亩还是几百亩的家产,只要土地还没有用“顷”来衡量,一般也做不到自家人四季吃细粮,小妾穿绸缎。而城市里,完全可能一边资本家新贵一掷万金,从几千里外请乐队开音乐会祝贺生日;另一边女工和童工每天工作16小时,婴儿躺在机器边的草堆上,哭的时候就用鸦片膏安抚一下。极端的奢华和相对而言极端的绝望放在一起,可以让任何不急着赚钱的知识分子为之动容。所以,在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看来,农村生活颇有一种田园诗一般的朦胧美感,可以拿来批判工业社会的苦难。

之所以知识分子批判工业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根本不属于这个社会。工业社会的历史只有几十年,统治集团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组成帮闲队伍,所以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沿袭了农业时代统治集团的思维。而农业时代的统治集团,比如封建贵族,比如乡下的大地主,儒家官僚,本来就是工业时代要清理的对象。一部分农业时代的精英比较识时务,主动把土地为主的资产换成工业资本,但大多数还转不过这个弯来,只能一面看着自己的财产相对缩水,一面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谓的“封建社会主义”就是这么产生的。这些人主张社会改良,要求提高工人待遇,抱怨资产阶级不会管理国家,管来管去造就了一个对社会不满的无产阶级。早晚有一天,这些无产阶级会造反,无差别地把旧贵族和新暴发户一起挂在路灯上,

按说这些抱怨本身也不算错,但问题在于,你既然是个政治派别,就不能光抱怨不提解决方案。封建的社会主义提出的方案无非就是两种——专制和复古,把“有良心”的贵族和官僚请回来,替换那些见利忘义的暴发户。把农业社会的君臣父子、仁义道德都拿回来。历史没有给这群废物提供实践机会,所以他们的徒子徒孙到今天还喋喋不休,抱怨这个堕落了200年的世界。

类似的事情不止在欧洲出现过。在毫无封建贵族基础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也有类似的争论。北方的资本家渴求自由劳动力和原料,而南方的黑奴不仅要为奴隶主劳动,在人身自由上也依附于奴隶主。这让北方的统治集团非常不爽,宁可发动内战也要消灭这种制度。南方的奴隶主除了组织军队对抗林肯之外,在道德上也振振有词,说你们的劳工用了就可以不管,我们的劳工是属于个人的宝贵财产,绝对不会像资本家那么过度使用——用坏了都是自己的损失。人身依附也没什么啊,我们几代人都是黑奴带大的,不少奴隶还是我们自己在女奴身上下的种,奴隶和我们都有亲情的,总比你们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好。

话说这通反驳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北方的确有不少贫民区里的体力工人过的还不如南方一些黑奴。至于刚下船的新移民,还没闹明白美国的南北方有什么不同,就被绑去当了壮丁,所以才有前面所说的纽约征兵暴动事件,是911之前纽约死伤最惨重的一次骚乱。等到南北战争北方打赢了,还真有不少黑奴发现打工比原来当奴隶过的还惨,起码当奴隶不会负资产,打工却可能越干欠钱越多。直到今天,还是有不少人在渲染南方奴隶制的美好,比如说《乱世佳人》的原著《飘》,就是这种思潮的文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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