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严肃的经济学者，扯淡的人，和中国的经济学家。 -- ccc

《刷盘子还是读书》作者钟庆2005年与茅于轼等主流经济学家会谈，感觉主流经济学家和法X功信徒很有相似之处。

“驱车赶往茅于轼的住处，进门分宾主落座，开始谈到正题。茅于轼刚从美国回来，书刚看不久。谈话从“一般均衡理论”开始：茅于轼说就是所有的价格，供不应求时涨价，供过于求时落价，大家都没赚钱。最后达到一个状态，叫做一般均衡。这个均衡可以实现财富创造的最大化，当然这个说法是非常概略的。有很多因素要加进去，例如环境污染、税收、贸易壁垒等。茅于轼说这个结论从经济学上是相当可靠的一个结论，是从一个很严密的推论得到的，这个推论是建立在几个基础性假设上推导出来的。贸易就是比较利益，因为如果你有比较优势，你的价格就低，别人就来买你的，交易是按照比较利益来交换的。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发展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静态理论，从这个静态到那个静态，这个过程中间现在没有什么理论。因为实际发生的这个发展，就是你说的这个刷盘子还是读书的问题，我看了你的书，你对于动态的变化有很多比较，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它不是一个很严密的结果，从经验来看，它不是一个理论结果，你说的日本成功，那么还没有另一种成功的模式？所以说它不是一个理论结果，日本是一个经验结果，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这是一种回答，但我想不排除还有别的回答，这就是我的总的看法。

我很早就下了定论，中国经济学界没有科学精神。但亲耳聆听著名经济学家亲口说出来：从几个基础性假设上严密推导的结论是可靠的结论，是理论结果，当然是真理。理论是理论，经验是经验，相互隔离对立。还是让我异常吃惊，当时就在想中国教育一定出了什么问题，后来果然谈到了教育问题。现代西方理论的根是实践，是经验，也就是“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不是严密的逻辑推导。后来才听人说茅于轼学物理出身，我大惑不解，既然如此，怎么没有一点基本的科学素养？回答很有意思，搞物理摸不着门，于是改行搞经济了。

为了维护会谈的气氛，不便直接说破。我从我的专业背景说起，动态系统的规划设计，形象的说法就是导弹如何击中运动中的飞机。日本是一种成功模式，导弹击中飞机的轨迹千万条，并不一定要遵循日本的路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必须在技术力上超越，才能成为发达国家。设计规划导弹打飞机的系统过程中，随着实践不断深入，我们可以发现其设计理论的基础假设是不断修改的，严密的推导逻辑也是不断修改的，理论不断被实践结果修正，使理论逼近客观世界。表现结果就是新式导弹的命中率提高了。而不会出现理论的基础假设和推导逻辑几百年不变。

（关于产业规划，钟庆认为）在很多具体产业领域，政府确实不懂如何规划。我虽然是工业生产的专家，但在具体产业领域，比如汽车，也是不懂的。中国的一大特点是外行领导内行，教育改革由经济学家主持，而不是教育学家；经济学家对移动通信3G政策说三道四。那么，怎么办？以日本为例，那就让丰田日产关起门来自己为自己制定一个产业发展规划，汽车产业如何发展如何技术引进如何市场保护开放，丰田日产自己清清楚楚，政府对这个产业发展规划签字画押成为国家法律，国家意志。所以短时间里，日本汽车产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茅于轼非常不满，这不是搞垄断吗？侵害其它国民利益。中国电信法也是这么干的，扭曲市场配置。效率不高，却工资拿得很高。

我回答是自己为自己制定法律当然照顾自己，理性人嘛。其它国民也可以学着做啊，比如日本农民联合起来搞农业协同组合，农产品统购统销，把米当作黄金卖！于是农民也可以游手好闲，同时吃香喝辣。不像中国农民虽然辛勤劳动，在自由市场里自相残杀，收入微薄，是弱势群体。日本农协可是强势群体，招惹不起的。在日本，都是强势群体，想牺牲谁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是不可能的，只好想办法去剥削机器，即发展技术力。或者把矛盾往外转移，走向正常国家。

茅于轼对日本这种政治经济体制非常不满，完全不按照自由市场来高效率配置资源，扭曲低效率。日本名义人均GDP很高，实际并不高。我告诉他，日本的效率是很低，铁饭碗，大锅饭。但日本的生活水平确实很高。所谓物价高是指住房和吃饭，因为日本地方小，为了国家安全还必须保护农业。但一般实物价格其实与中国差不多，甚至更低。中国人的效率是很高，但却是为日本人高效率生产。

事后有人问，这么做完全站在生产者立场上，置国民的利益于何处？我回答，国民有双重身份，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消费者利益受损，那么作为生产者再把利益找回来。如果只是消费者，那不是寄生虫吗？消灭好了。

茅于轼觉得似乎有道理，问到：照这么干，中国什么都做了，日本做什么？我觉得奇怪，怎么问出这种问题？秦桧经济学又在脑中闪过，想起茅于轼不久前的言论“抵制日货很愚蠢”。于是我干脆幽默了他一把：“日本可以考虑给中国做鞋！”

其后又谈到了教育问题，中国创造力不够，关键是教育问题。这个问题又是高度一致，确实是教育问题。但具体是什么教育问题，却大相径庭。茅于轼认为没有自由民主，这也不让说，那也不让说。我认为是缺乏实践、科学精神教育，实践才能出真知。实践远比书本上的几个假设、推导逻辑丰富多彩。就比如你茅于轼吧，除了被禁锢在西方经济学那几个别人给出的基本假设和严密推导外，知道和创造了什么？当然，后一句没好意思说出口。

临结束时，有人向茅于轼提了资源问题。中国资源有限，这样刷盘子下去，资源耗费光了怎么办？茅于轼回答，问题不大，可以进口，世界是大市场。（活脱脱一个当代版“何不食肉糜”！）与有了市场就不缺粮食的论断如出一辙。

问题是凭什么进口？要么像美国一样用武力或者印钞票去抢；或者像日本凭自己的技术与别人交换。难道要走卖人口交换资源的路？在日本曾经看过一专题片，菲律宾把培养和出口菲佣当作基本国策来抓。茅于轼办了一个中佣培训班，教育奴才，就是没有想当主子。秦桧经济学阴魂不散。朗咸平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的未来是父母给自己在国外做佣人的女儿写信，你在他乡还好吗？茅于轼已经用实际行动实现朗咸平的预言。当然这些话没有当面说。

从茅于轼家出来，总有一个阴影在心头，在谈话过程中阴影逐步扩大。总觉得茅于轼不太正常，正常人的情感在他身上体会不到。具体哪里不对劲，却又说不上来。好象感觉有点“法X功”的样子，“信”字放在前面，然后去套用现实。

所谓的“信”，是把某种理论当教义，按照教义来塑造现实的人和事。我们可以观察宗教信徒的行为，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教义，然后圆满进天堂。物理学研究没有体积形状质点，但物理学家不会把自己塑造成没有体积形状的质点，也做不到。物理学家研究原子弹，一样可以讲人文关怀。经济学家竟然用纸面上的“理性人”假设去塑造现实人、自然人，把其它人的属性都当作罪恶，需要去掉，我顿时感到毛骨耸然。我对经济学家有几段认识，先是觉得他们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确实数学水平极差；然后意识到他们没有“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往坏了说可能是贩卖皇帝新衣的骗子。现在，意识到他们实际是“XX大法”的修炼者。

于是，由他们指导的中国改革遵循如同“XX大法”一样的逻辑，就是贯彻不够彻底，需要继续修炼。”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512/38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