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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经学通论》摘录(4) -- 柞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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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经学通论》摘录(24)

3 群经略说

3.1. 书

3.1.9

“前伪孔传”究竟出于何人之手?有可能为郑冲,然证据不足,未可断言。至于“后伪孔传”的作者为谁?或以为王肃、或以为郑冲、或以为皇甫谧、或以为梅赜,众说纷纷,莫衷一是。其实,王、郑、皇甫等三人,皆只可能是“前伪孔传”的作者而不可能是“后伪孔传”的作者,之所以遭受怀疑,只因误将前、后两“伪孔传”当作一书所致。至于梅赜之遭疑,当然由梅赜献书的传说而来。梅赜献书之说既不可靠,梅赜为伪造者的推想也就从而落空。要言之,前、后两“伪孔传”的作者究竟为谁,依然是悬疑。

不过,究竟谁是“后伪孔传”的作者虽然仍是悬疑,谁应替“后伪孔传”的弄假成真负主要责任却不难追究。前文提到“后伪孔传”是在梁朝突然流行起来的。继梁而兴的是陈。陈朝有位音韵训诂学家姓陆氏,名德明。 陆德明所著《经典释文》一书,对儒家十二经以及《老子》、《庄子》中难读的字、词一一注音,间或附注字义。 对于《尚书》,《经典释文》选取的版本正是“后伪孔传”而不是贾、马、郑、王的注释本。自唐以降,《经典释文》成为阅读儒、道经典的标准参考书,被《经典释文》选中的版本遂于无形中被接受为“正版”。“后伪孔传”之所以会成为后世唯一的《尚书》版本,与《经典释文》的如此选取绝对脱离不了干系。不仅止此,陆德明还在《经典释文·序录》中错把东汉熹平一体石经当成曹魏正始三体石经,错把马融、郑玄所注的古文《尚书》当成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如此颠倒是非,无疑进一步增加了后人辨认今、古文《尚书》版本与真伪的难度,从而替“后伪孔传”的弄假成真铺平了道路。

陆德明《经典释文》虽以“后伪孔传”为主,却在“后伪孔传”与马融、郑玄、王肃三家注本共有的三十三篇之中附录了马、郑、王三家注本的经文。倘若《经典释文》于马、郑、王三家注本的经文忽略之不予附录,则今人对于真本古文《尚书》的经文便会一无所知。或据此而认为陆德明保留真古文《尚书》经文之功不可没。此说似是而非。如果《经典释文》不曾选取“后伪孔传”而是选取马、郑、王三家中的任一家注本为注音的对象,那么,流传至今的唯一古文《尚书》岂不是就会是真书而非伪书了么?倘如此,则何劳从伪书的附录中去搜残补缺、摸索真书的原貌?

《经典释文》所选取的“后伪孔传”,同流传至今的“后伪孔传”之间也还有些区别。上文提到,姚方兴所献的《舜典》一篇的经传均未被南朝接受。对于这篇《舜典》,《经典释文》也未曾理会,而流传至今的“后伪孔传”的《舜典》篇的经文与传文却均采用了姚方兴所献的版本。“后伪孔传”本来已假,姚所献的《舜典》篇实为假上做假。假而又假,却反而得以久存,真是咄咄怪哉!应替这假而又假却翻成真负主要责任的,是一个叫做刘炫的学阀。堪称学阀者,首先必须真有学问,刘炫学问渊博,当之无愧;其次必须有势力,刘炫名气极盛、弟子众多,也是当之无愧;再其次必须人品卑下,刘炫曾伪造古书,骗取赏金,亦当之无愧。 刘炫仕隋,官至太学博士。隋初广徵图书文献之时从陈朝购得姚方兴所献《舜典》,刘炫参予隋朝廷整理五经工作时用以取代“后伪孔传”原有的《舜典》,并根据如此拼凑而成的“后伪孔传”写成一部《尚书述义》。因其为学阀,由刘炫“订正”的“后伪孔传”遂成为“后伪孔传”的“正本”,随着隋的统一南北朝而通行全国。

隋不旋肿而亡,唐取而代之,唐兴不久也着手整理经典。贞观四年, 唐太宗命颜师古等负责校订五经文字。既经校订的五经,称之为“新定五经”,于贞观七年刊行,定为五经的标准读本。“新定五经”所选取的《尚书》,正是经刘炫拼凑而成的“后伪孔传”,于是,假的“后伪孔传”进一步确立其“真”的地位。 “新定五经”既经刊行,唐太宗又命孔颖达等主持编撰五经标准注释的工作。方法是先选取某一家的注释,然后再对这一注释作“疏”。“疏”,意取“疏通”。所谓“作疏”,也就是对“注释”再作“注释”。之所以须注上加注,因原注撰写的年代久远,其措辞与行文已不便当时一般人理解。如此这般完成的著作称之为《五经义疏》。“新定五经”的《尚书》既然以“后伪孔传”的经文为定本,《五经义疏》中的《尚书义疏》也以“后伪孔传”的传文为标准注释,顺理成章,自然如此。《五经义疏》成书于贞观十六年,因遭当时一些学者非议,几经修改,直到唐高宗永徽四年 方才正式刊行,并改名《五经正义》。从此之后,通行的五经只有“新定五经”本,通行的注释只有《五经正义》本。

孔颖达等人不仅在选取《尚书》版本上承袭了陆德明的错误,弄假成真;而且在叙述今、古文《尚书》源流时也承袭并且扩大了陆德明的错误,颠倒是非。例如,《五经正义》把郑玄所传的古文《尚书》说成是今文《尚书》,把张霸所传、来历不明的所谓“百两篇”伪书,说成是孔安国所获古文《尚书》的“逸书”,把西汉的张霸说成是晚于东汉末年郑玄的人。这些极其明显的错误为何会出于像陆德明、孔颖达这一流大学者之手?或以为大概出于对孔安国这块招牌的迷信,以及对郑玄的厌恶。迷信孔安国,或者有之;厌恶郑玄,则并无证据;且郑玄所传者,本是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迷信孔安国与奉尊郑玄之说恰好相辅相成;更无必要搞错张霸其人其事。然则何以会如此?曰:或因当时学术风气治经者不问史,治史者不问经,经之于史若泾水之于渭水。陆、孔等人虽为经学大家,于史学却不仅孤漏寡闻,而且不屑于检阅《史记》、《汉书》等以核实其耳食。

唐承隋所创立的科举制,以科举考试方式选取官员。唐代科举制中最重要的两科为“进士”与“明经”。进士科试诗文,明经科试经典。“新定五经”与《五经正义》既是官方的五经定本,但凡欲从明经科以求出仕者,皆须遵循之、熟读之自不在话下。以读书为径,以做学问为的者寡;以读书为径,以求官爵为的者众,也自不在话下。于是,马、郑、王三家的古文《尚书》注本因问津者寡而逐渐失传,打着“孔传古文尚书”旗号的“后伪孔传”遂取得了今古文《尚书》各家各派之争的最后胜利。

“后伪孔传”既然打着“孔传古文尚书”的旗号,其经文自然都是用“隶古定”的笔法写成的,其传文也自然都是用汉隶写就的。汉代通用的隶书到唐代已成了古文,更不用说“隶古定”这种用隶书笔法模写的先秦篆文了。为便利阅读起见,唐玄宗于天宝三年 令学者兼书法家卫包把“后伪孔传”全部改写成楷书。唐文宗大和七年仿汉魏之例,把九经皆刻上石碑,因落成于开成二年 ,史称“开成石经”。开成石经完全用楷书刻成,其中《尚书》部份即以卫包的改写本为范本。不久,刻版印刷术问世,九经皆以开成石经为蓝本刻版发行。书籍的流传不再通过手抄,版本渐趋固定,数量亦随之大增,经卫包改写成楷书的“后伪孔传”于是得以顺利流传至今。

不过,流传至今、打着“孔传古文尚书”旗号的“后伪孔传”并不因其假之又假而一钱不值。如前所述,“传”只是注解,人尽可为。不出自孔安国之手,未必不如出自孔安国之手者,也未必不如贾、马、郑、王各家之说。至于经文,只有二十五篇为伪作,而这二十五篇之中许多文字摘抄自先秦文献对《尚书》的征引,也并不能简单地以一个假字概括之。如果作伪者不打着孔安国的旗号,也不冒充真古文本,老老实实地搜集散见于先秦文献的《尚书》文字以补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之缺与“逸 书”之失,则所谓“孔传古文尚书”者,就会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真书,而不是一部虽极有价值却终不免“伪”字这顶帽子的伪书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倘若真如此,这部《尚书》就会失去孔安国这块招牌。没有孔安国这块招牌,这部《尚书》还能流传至今而不至于像其他今、古文《尚书》那样相继失传吗?不易言之。

以上便是《尚书》历史的简单介绍。更加概括地说,可以总结为如下数语:《尚书》是一部朴素的、上古时代历史档案汇编,其中最早的文献大约写成于公元前十四世纪上半叶。《尚书》固定版本的出现,大约始于战国。自秦始皇下焚书之令,民间私藏的先秦古文《尚书》大都烧毁。项羽一把火烧尽秦皇室所藏先秦古文《尚书》(假定有所收藏)与用秦篆以及秦隶写成的《尚书》。西汉初,经伏生从秦朝廷带出、私藏于家的秦隶《尚书》残卷出,几经传授,分成欧阳以及大、小夏侯三个今文家派。汉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居发现古文《尚书》,经孔安国献给朝廷,其中与今文《尚书》共有的篇章经孔安国传授,形成古文家派,多出的篇章由孔安国献给朝廷,称之为“逸书”。魏末晋初之际出现一本来历不明、冒充孔安国所撰的《尚书传》。晋末的“永嘉之乱”使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与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逸书”同丧于战火。南北朝南齐之时,魏末晋初出现的伪孔安国《尚书传》失传。不久,南朝梁朝出现又一本也号称是孔安国作传的真本古文《尚书》,与先出并已失传的伪孔安国《尚书传》不同,这本伪作不仅伪造孔安国之传文,并且伪造《尚书》经文。唐初整理古籍的结果,致使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失传,并令后出的伪《孔传古文尚书》成为《尚书》的唯一版本,一直流传至今。今本《孔传古文尚书》虽是伪作,却含有大量真实的成份,其价值虽因其为伪而稍损,却仍是研究华夏上古历史必不可少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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