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陕甘根据地历史地位的认识与“陕北肃反”的纠正㈠ -- 双石

1935年7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朱理治到陕北推行“左”倾路线。据朱理治回忆：在朱理治被派到陕北前，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告诉他：“陕甘边二十六军的右倾很严重，陕甘边特委混进来张文华、蔡子伟两个右派，陕甘边及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受了这两个右派的影响。”要他“到陕北后首先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暴露与孤立右派，然后再来镇压他们”。同时孔原给朱理治看了一本有关鄂豫皖肃反的小册子，名叫《肃反》，里边有张国焘和陈昌浩写的文章，还有中央写的一篇序，说鄂豫皖肃反是伟大的胜利。这本肃反的小册子对朱理治影响很大。朱理治到陕北后，7月15日，他在永坪镇主持召开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河北省委的封指示信。这些指示信对形势的估计和任务的规定，许多内容贯彻了“左”的路线。会上通过的《中共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对西北的形势和党的工作作了极“左”的估计，要求西北党必须“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8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黄文杰派聂洪钧为西北代表团成员也抵达陕北。9月16日，西北代表团的成立，标志着王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当时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到陕北参加特委工作并任组织部长的郭洪涛，负责纠正所谓陕北特委执行富农路线和对武装斗争消极的错误。早在1934年8月，阎家洼子会议上所传达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批评陕甘边特委和红军的两封信，郭洪涛在会上表示坚决支持，还根据会议精神，会后写了《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上报北方代表，并在中共陕北特委的机关报《西北斗争》上发表。中共派驻西北代表团成立后，郭洪涛反映了红26军的一些问题，他所反映的这些情况后来成为陕北错误肃反的依据之一。

红25军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带来了关于张汉民案件的材料，由此进一步增加了“左”错误路线执行者对红26军及刘志丹的不信任。张汉民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中共党员，根据党的指示长期在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担任团长。张汉民团有党、团员200多人。1935年春末，杨虎城将张汉民团扩编为警备第3旅，并命令张汉民带领全旅对红25军进行尾追。张汉民曾数次派代表与红军联络，并送过军用地图、军事情报，帮助购买过无线电台零件和西药等。1935年4月，警备第3旅尾追红军至陕西柞县九间房时，被红25军缴械，张汉民被俘虏。当时，张汉民向红25军领导讲明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和与刘志丹等有联系的情况。但红25军参谋长戴季英未经调查，把张当作敌人杀害于商县龙驹寨。时任红25军政治部主任的郭述申后来回忆张汉民被害情况时说：“陕西省委曾通知25军，张也派人给25军送过情报。但25军认为张是法西斯，他送情报是个阴谋，就把张杀了，俘虏的张部士兵中，还有一批党员，让他们站出来报告，结果也都杀掉了。汪锋同志去联系，也当反革命给抓起来了。”“处理张汉民以后，就认为陕西的党不可靠，有许多右派、取消派，也就是反革命。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进的陕北。”红25军到达西北革命参见根据地后，带来了张汉民案件的材料。据此，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认定刘志丹“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

基于对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错误认识和评价，1935年9月，在中共陕甘晋省委和鄂豫陕省委永坪联席会议上，朱理治提出“要进行肃清右派反革命的肃反运动”。会后，西北代表团研究了肃反问题，认为“右派的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和红26军中（即当时的第78师）。朱理治在《西北斗争》上以笔名煌岗发表《打倒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中央路线而斗争》的文章，为肃反制造舆论。9月22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发出通知，要求省委各部、各党团、各级党部认真贯彻执行《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其中计划之一就是“颁布赤色戒严令，动员政府、贫农团，工会与党及团，动员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工作。并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系统，加紧肃反工作”。

在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下，在红26军和红27军及陕甘边根据地干部中实行了肃反，并指定前方的肃反工作由聂鸿钧负责，后方由戴季英负责。“肃反”中，“左”倾路线的执行者采取了“逼、供、信”的方法，造成乱供乱捉，株连无辜。他们先是拘捕在后方工作的西北军委和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干部，随后，将肃反延伸到前线，在洛河川前线部队活埋了一批干部。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惠子俊、杨琪、刘景范、马文瑞、张仲良、黄罗斌、高锦纯、张策、郭宝珊、任浪花、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高朗亭、赵启民等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先后被捕。

……

这次错误肃反制造了大量冤案。当时红26军营以上干部、陕甘边县以上干部和从白区来的在机关学校工作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被捕。不久，肃反又迅速扩大到红27军和陕北地区，一些干部被捕或调离重要工作岗位。肃反发生前后虽然只有几十天时间，但危害很大。有许多人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逮捕，有的被无辜杀害，一些干部被调离重要工作岗位，如张达志、李赤然就由师、团政委的职务调走。当时西北革命根据地正面临敌人大规模的“围剿”，肃反造成了红26军、红27军广大官兵思想混乱，军心涣散，干部战士自杀、逃跑事件时有发生；同时，也使红25军与西北红军及根据地群众的关系紧张起来，当时，红25军还缴了红26军部分人的枪，引起了根据地群众的极大疑虑和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的群众都“反水”了。

错误肃反使红军力量严重受到削弱，国民党军乘机加紧了对根据地的进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岌岌可危。[朱根生《西北红军的创建与发展》第264～第26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王首道三人到达瓦窑堡后，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慎重处理”的方针，他们在瓦窑堡展开了大量的调查访问，掌握了大量事实，并仔细翻阅了案卷。他们发现其中所列刘志丹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他们还陆续提审了几个所谓“犯人”，当“犯人”得知是中央派来的人了解情况时，就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证明所谓的“口供”，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外，其余全是“逼、供、信”的结果。王首道等人还询问了刘志丹本人。刘志丹因是“首犯”，见面时带着手铐，钉着脚镣。刘志丹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二十五军来到了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

1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的汇报，讨论了中央到达陕北后的政治军事形势。中央指示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由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为成员的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负责审查西北根据地的肃反工作。

11月7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等率中共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着力解决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也亲自过问并参与处理了肃反事件。刘志丹等受诬被捕人员被释放。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1月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关于《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中共陕甘晋省委个别领导人在肃反工作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11月30日，为严明党纪，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作出决定，对制造这起错误肃反的主要负责人作出了处理：给戴季英以最后警告、聂洪钧以严重警告处分。同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瓦窑堡召开大会，公开宣布为刘志丹等人平反，并予分配工作。西北中央局采取的这些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了肃反错误，使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

……

1942年11月，在中共西北局在延安主持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任弼时在《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演说中，深刻指出：“如果中央晚来一步，或者是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来到陕北的话，那么，全国仅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苏区陕北苏区怕是会损失了。”

……

错误肃反事件的迅速解决，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地区的统治，挽救了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南方红军落脚陕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内部条件。[朱根生《西北红军的创建与发展》第269～第27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