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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经学通论》摘录(4) -- 柞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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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经学通论》摘录(35)

3 群经略说

3.4 春秋

3.4.2

孔子作《春秋》的动机何在?目的何在?意义又何在?《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时,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据此可以推论出以下七点:其一,以孔子之见,名垂不朽乃人生的奋斗目标。其二,孔子作《春秋》之动机在于留名于后世。其三,以孔子之见,留名之最佳方式为立功、立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通过著书立说以留名,不过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其四,孔子之《春秋》貌似历史而实为假借历史的名义以鼓吹其政治观点的意识形态之作。其五,司马迁所谓“《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的观点,于理不通。恰恰相反,孔子《春秋》因政治观点而歪曲或掩盖历史真相之举,恰好令“乱臣贼子”之行径得以隐而不显。举例而言,倘若修史者的史笔皆如孔子之《春秋》,后世从何得知吴、楚、晋君的“违法”或者“违礼”的行径?后世既然无从得知“乱臣贼子”之“乱行”,“乱臣贼子”何惧之有?其六,如果孔子之修《春秋》确有令“乱臣贼子惧”的目的,则《春秋》显然是一部失败之作,因为篡位、弑君、造反、以下犯上等等孔子视之为“乱臣贼子之乱行”者,在后世屡见不鲜,并不曾因有《春秋》的存在而绝迹或者减少。其七,先秦史官本来素有独立于政治之外、纪实而不隐讳的优良传统。孔子修《春秋》,混淆政治与历史,为政治目的而牺牲历史真相,开后世修史为尊者讳之先河,实为孔子一生最大之污点。《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窃料孔子自知《春秋》有违修史以事实为重的传统,故发此言。裴駰《史记集解》引刘熙曰:“知者,行尧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见贬绝者。”见贬绝于《春秋》之王公早死于孔子作《春秋》之前,何能因《春秋》而罪孔子?刘熙之说,实如痴人之说梦。

与《左氏春秋》不同,《公羊春秋》与《穀梁春秋》之为孔子《春秋》之注释,无可质疑。两者皆着眼于意识形态,其传文基本上是对孔子《春秋》经文逐字逐句进行意识形态的解释。兹举一例如下,以见一斑。

《春秋·隐公元年》经文:“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公羊春秋·隐公元年》传文:“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出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穀梁春秋·隐公元年》传文:“元年春,王正月。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对于《春秋》经文“元年春王正月”六字以及不曾在这六字之后记录隐公即位之事实,公羊、穀梁两传喋喋不休,各自写下数十百言,不禁令人回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曾经风行一时的无限上纲的手法。孔子编纂《春秋》之时,真有这么多隐藏的含义在?就逻辑而言,言之不成理:倘若真有这许多含义,孔子为何不明书之,却令后人作种种无端之猜测?就推理而言,两传所云,往往信口开河、穿凿附会,甚至与经文相矛盾。比如,《春秋》经文书“春”而不书“正月”之处屡见不鲜,并非如《穀梁传》所云“虽无事,必举正月”。又如,《公羊传》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如果《春秋·隐公元年》经文“王正月”三字之意在鼓吹“大统一”,当如何解释《春秋·隐公二年》、《春秋·隐公五年》、《春秋·隐公六年》等处经文之仅书“春”而不书“王”?

不过,既然孔子作《春秋》的动机本是意识形态的,《公羊春秋》与《穀梁春秋》着眼于意识形态的注释方向并无可非议,汉代经学家大都排斥《左氏春秋》而推崇《公羊春秋》与《穀梁春秋》的态度也可以理解。至于《公羊春秋》与《穀梁春秋》究竟哪一种更能体现孔子《春秋》的本意,则不易言之,两者皆不合孔子之本意也未可知。汉武帝设立《春秋》博士之时,曾经在二者之间举棋不定,最终之所以选取《公羊春秋》而舍弃《穀梁春秋》,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可知,与两传的内容本身并无关系,而是关系到三个人物。

第一个人物是鲁诗传人江公。江公亦称江生,可见史佚其名。所谓“公”与“生”,皆为尊称为非其名字。江公不仅从鲁申公习《诗》,也从鲁申公习《穀梁春秋》。第二个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以治《公羊春秋》在汉景帝时为博士。第三个人物是公孙弘。公孙弘以治《公羊春秋》在汉武帝时以博士征,官至丞相、封平津侯,为汉代设立学官的主要推手。

江公与董仲舒皆得宠于汉武帝,汉武帝令二人辩论《公羊春秋》与《穀梁春秋》之高下,江公口呐,争辩不过董仲舒。公孙弘虽然与董仲舒私交不睦,毕竟同为《公羊春秋》学派,亦出手相援,汉武帝于是舍弃《穀梁春秋》而仅立《公羊春秋》于学官,以董仲舒为《春秋》博士以掌其学。

《公羊春秋》亦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传》,虽然最早得以立于学官,其实却是一部来路不明之作,先秦文献未有言及之者。就版本而言,则仅有今文本而无古文本。由此推测,《公羊春秋》之成书,当在西汉之初。据《汉书·艺文志》,《公羊春秋》作者为齐人公羊子。“公羊”,复姓;“子”,尊称。称“子”而不名,当因不知其名为何所致,与称江公、江生而不名同出一理。唐颜师古《汉书注》曰:“名高”,而不云出处。汉人已经不知其名,唐人缘何能知?故公羊高之说,倘若不为无稽之谈,则必为道听途说之辞,未足信。据《史记·儒林传》,最早传授《公羊春秋》者,为董仲舒与胡毌生,两人同在汉景帝时为博士。至于董仲舒与胡毌生之学从何而来,则并无记载。东汉何休、戴宏等称子夏传其学于公羊高,戴宏更细说公羊高五代口授相传,至胡毌生而写成定本。以子夏为鼻祖,亦同《诗》学流派之追源溯始,毫无根据,属于凭空之附会。至于公羊高五世相传至胡毌生云云,以年代的差异考之,绝无可能,属于不明史实的低级臆造。要言之,公羊学派如同《公羊春秋》一样,属于来路不明。

后代之论《公羊春秋》者,大都注意两点。其一,“大一统”说。其二,“三世”说。所谓“大一统”说,缘《公羊春秋·隐公元年》传文“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一语而来。后人有视“大一统”说为《公羊春秋》之出不得早于战国之证据者,甚至有人疑心《公羊春秋》为巩固汉代的中央集权制服务。其实,《公羊春秋》所谓的“大一统”,未必是由秦开创、经汉继承的郡县制的大一统,很可能只是发扬由孔子堕三都所放映的封建制的大一统。董仲舒《春秋繁露·二端》曰:“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由此可见,董仲舒正视《公羊春秋》之“大一统”,为封建制的大一统说,而并非郡县制的大一统说。董仲舒为西汉《公羊春秋》学之官方权威,董仲舒既然如此说,足见后世疑心《公羊春秋》为巩固西汉郡县制的大一统服务之说,实乃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有违历史的事实。

所谓“三世”说,本诸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繁露》将《春秋》所记分为“所见世”、“所闻世”与“所传闻世”。如果孔子之前没有历史文献,或者虽有而孔子不取,则董仲舒之“三世”说或者言之成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上所述,孔子之作《春秋》依据的是前人的史记。无论这前人的史记是周之国史、鲁之国史、其他诸侯国之国史,抑或各国国史兼收并蓄,孔子《春秋》所记,虽不必是孔子所能亲自见之世,就理论而言,都可以是所依据的历史文献原作者的“所见世”,而不必为原作者的“所闻世”或者“所传闻世”。《春秋》之所记,始于鲁隐公元年,为时甚晚,早已不是传说世代,故就事实而言,孔子所依据的史记,必为原作者之“所见世”无疑。依据原作者对“所见世”所作之史记而编撰自己的史记,即使其中包含自己所不能亲见者与亲闻者,不得谓之“所闻世”与“所传闻世”。董仲舒之“三世”说既然言之不成理,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推理自然更加不足道,不值得一驳。

其实,董仲舒藉以见重于当时的,并非“大一统”说或“三世”说,而是天人感应说。《史记·儒林传》称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即其证明。

不过,董仲舒“未尝不得所欲”之说,与事实并不相符。《史记·儒林传》记载了这么一段史实:董仲舒“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布舒不知其师之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由此可见,董仲舒因预测灾异而几乎见杀,何“未尝不得所欲”之有?

由董仲舒之几乎见杀,可见所谓天人感应之说,并无逻辑可循、事实可稽,出自名儒之口便为圣贤之言,出自无名氏之口即为下愚之说。汉武帝之所以赦免董仲舒,仅因知其为董仲舒。倘若《灾异之记》之作者确为无名小卒,其结果之为“杀无赦”可想而知。董仲舒既然以论灾异、推阴阳为专长,必然以灾异之说、阴阳之论为“道”之所在。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董仲舒因惧死而不敢再言“道”,其为人之不足道,亦可想而知。以董仲舒这样的人为其鼻祖,《公羊春秋》学派有何学术价值可言,也自然是可想而知。

《穀梁春秋》亦称《春秋穀梁传》或《穀梁传》,《汉书·艺文志》称其作者为鲁人穀梁子,颜师古《汉书注》曰:穀梁子“名喜”,其学相传出自子夏。颜氏注与子夏之传说,皆与《公羊春秋》如出一辙,同为无稽之谈亦如出一辙。《汉书·艺文志》仅称作者为穀梁子而不名,足见作者究竟为谁,在汉代已不甚了了,唐人缘何可知?作者既已不甚了了,其源之所从出,缘何而得知?追溯至子夏,无非是虚张声势。同《公羊春秋》一样,《穀梁春秋》也只有今文本而无古文本,其成书的年代想必亦不会早于先秦,大抵同为西汉初年之作。其学,只能追溯至鲁人申培而止。

后世之论《穀梁春秋》者,大都津津乐道其中“著以传著,疑以传疑”一语,更因《穀梁春秋》之学传自申培,而《史记·儒林传》称申培传《诗》“疑者则阙不传。”遂以为《穀梁春秋》学派主张反映历史真相的史学观。其实,如此这般推论,实属断章取义。按“著以传著,疑以传疑”一语见《穀梁春秋·庄公七年》,全段文字为:“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见。恒星者,经星也。日入至于星出,谓之昔。不见者,可以见也。夜中星陨如雨。其陨也如雨,是夜中与?《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中之几也,而曰夜中,著焉尔。何用见其中也?失变而录其时,则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陨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见,而不知其陨也;我见其陨而接于地者,则是雨说也。著于上,见于下,谓之雨;著于下,不见于上,谓之陨,岂雨说哉?”

“恒星不见”之“星”与“星陨如雨”之“星”,本非同一星,而《穀梁春秋》混淆为一;有关“夜中”之疑,亦莫名其妙而生。以全段文字观之,正《穀梁春秋》以不知为知,以臆想为事实之证,何“著以传著,疑以传疑”之有?

汉武帝创设五经博士之时,《穀梁春秋》虽然未得立于学官,至汉宣帝之世,《穀梁春秋》学派却时来运转,一度后来居上。两传官方地位的转换,亦大抵因人事而起而无关两传本身之优劣。《汉书·儒林传》称:“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 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 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

所谓“卫太子”,即汉宣帝之祖,因巫蛊案见杀者。鲁人而偏袒鲁学,自可理解。因孔子为鲁人从而推论鲁学之必然胜于齐学,则纯属荒唐无稽之论。倘若孔子学术之真谛只能在其乡人之间传播,立于学官予以推广之意义何在?不过,韦贤等人的推理虽属荒谬,却可以从其论点推断:《公羊春秋》与《穀梁春秋》出自子夏之说在汉宣帝之时必然尚未出现。否则,两传既然皆同出子夏,何可以鲁学、齐学区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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