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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泰国政治的启示 -- 说了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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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泰国政治的启示

几天前,看到周方冶先生几篇有关泰国政治的文章,对自己了解邻邦那点政治上的烂事很有裨益。这几篇文章是:

泰国“红衫军”运动的形成原因分析

泰国 奇特的民主,熟悉的困境

泰国《2007年宪法》对政治转型的影响

本文会对上述文章中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摘录,同时简要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纵观周先生的文章,我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泰国由他信引发的政治危机,本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和传统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斗争。他信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动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利用西方民主政治中一人一票的政治原则,采用利诱农民的方式颠覆了泰国传统的政治格局,搅动时局至今。

泰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是:

政府长期奉行“重城市,轻农村”的战略方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泰国迅速实现了从资源密集型产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国内生产总值从1961年的30.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446亿美元,而同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115美元增长到3720美元,增长了30多倍。而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主要来自于农产品特别是大米的出口创汇。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 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泰国农村承担了沉重的发展压力和成本——廉价劳动力供给,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最终成就了泰国的"第五条小龙"美誉。

但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曾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所担忧的,简单地追随西方工业化的脚步,将很难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最终可能人为地造成繁荣的现代城市与停滞的传统农村之间的鸿沟。因为,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升级,制造业产品中所需劳动力的比例将不断下降,使得城市中有机会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劳动者的福利提高,而农村中未能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劳动者的福利则会相对甚至绝对下降。由此,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农村民众,就将被城市的现代化拒之门外,长期徘徊在农村自然经济的困境之中。

70年代以来,泰国的城乡差距, 贫富差距,地区差距都在不断扩大。据统计,90年代末,泰国城市地区的贫困率为7.1%,农村地区为21.9%;其中,曼谷地区的贫困率仅为1.2%,而东北地区则高达30.7% 。同时,在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方面,北部和东北地区也要远远落后于曼谷。

对于泰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倡导“充足经济”道路。

其基本观点有二:(一)"自给自足"体系,即在家庭,乡村,地区, 国家的各层次构建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生产-消费体系,从而提高对市场经济风险的抵御能力.(二)"适度知足"理念,即在满足个人生存需要之后,摒弃对物质消费主义的贪欲,转 向佛教的道德修养和精神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至于泰国的传统政治,周先生引用泰国学者的描述称:

“竞选时要分区负责,要找到那些有影响的村长、区长、住持。其中住持最重要,学校的老师也很重要。要能跟住持及僧人拉上关系最有把握。比如住持可以召集寺庙管理委员会开会,他只要说:某某要来帮助翻修寺庙的屋顶,为了寺庙的事,拜托各位了。如此这般,委员们便会分头为其拉选票。”

相比于传统王权和军人集团,地方政客从来都不是具有内聚力的整体概念,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从大土地所有者,到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团,再到新兴(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集团,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千差万别,甚至尖锐对立。

由于缺乏广泛的共同利益,泰国的政党毫无例外地都是以亲缘、学缘、地缘为基点,依托传统庇护制网络构建的地方政客松散联合体。其常见范式是“政党主席-民选议员-地方票头-选票”的多层级庇护制链状结构。

面对泰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他信试图通过“放弃城市,固守农村”的手段,构建“政党主席-选票”的扁平化结构。事实上也的确成功终结了泰国小党林立局面,成为泰国首个任满任期的总理,和首个连任成功的总理。

他信别出新裁地提出了 "他信经济学",基本主张有:(一)对外开放,要求积极利用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不断开拓海外市场,通过市场竞争压力促成国内产业的重组,创新与升级;(二)是对内改革, 主张瓦解农村地区的自然经济体系,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启动国内的农村大市场.

"他信经济学"并不是简单的福利补贴政策,而是具有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和促进农村经济改革的双重目标.他信政府一方面通过"三十泰铢治百病"计划, "廉价水电"计划等补贴政策,切实改善农民群体的生活水平,解除其生产生活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 通过"百万泰铢乡村信贷"计划, "一村一特产"计划, "资产化资本"计划, "三年缓期还债" 计划等财政项目,针对农村地区投入大规模的生产性资金,力图改变长期以来缺乏活力的,封 闭的农村自然经济体系,以及主要依靠稻米种植的,脆弱的单一经济模式,从而逐步实现农村 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和多元化.

但是,他信的农村发展模式在风险承担和收益分配方面并不均衡.如果遵循他信所倡导的农村发展模式,那么,农村改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经济风险,以 及必然产生的社会成本,将主要为各派既得利益集团所分担.特别是传统资本集团,城市中产阶级,以及地方政客所代表的地方家族资本,更是首当其冲,如果改革失败,甚至会为此遭受重创.但是,如果改革较为顺利,最主要的受益者却不是原有的各派既得利益集团,而是正处 于崛起过程中的新资本集团——农村自然经济体系的瓦解,将为其提供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广阔 市场——甚至有可能由此引起国内社会-经济利益结构版图的重构,成为新资本集团确立其社会主导地位的契机。

正是这种风险承担和收益分配方面的不均衡导致了其与反他信阵营之间的尖锐矛盾。

对比泰国,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在乡村选举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宗族势力的困扰。毛时代不成气候的宗族势力之所以在改开以后复兴,在我看来,源自于党组织自身的衰落。毛时代打土豪分田地,用实实在在的利益让农民们感受到了党比宗族好,自然听党的话,跟党走。他信之所以打破了传统政治庇护体系,也在于他的利益诱导政策。

在发动了的民众面前,原本导致泰国小党林立,总理没有任满任期的泰国政治为之一变。在2005年大选中,泰爱泰党在议会500席中独占337席。但政治实力的大小,从来不是单一地由人数决定。在泰国崛起的过程中,农民承担了发展压力,赋出了成本。但城市人口和资本阶层的政治能量更为强大,是不愿承担这样的压力和成本的。他信的经济改革显然没有兼顾各阶层间的和谐。同时,他信的政治作风独断,自身经济方面缺乏透明,可能存在“以权谋私”。他信2001年当选总理,2005年连任。2006年即被政变推翻。

在整个政治事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追问,民主到底能不能改变农民的贫困?我的回答是:如果在新兴资本集团(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传统资本集团(劳动密集型)之间的斗法中,他信不采用利诱农民的办法,农民可能是不会被关注到的。民主政治诱使他信集团以拉拢更多人头,追逐选票为目的。也给了他信集团合法夺取政权的通路。之后,他信利用政权收割传统资本集团,试图喂饱新兴资本。

但是依靠民主尚不能剥夺传统资本集团和军方和王室。原因在于他们拥有实力。尤其是军方在他们那一边。尼泊尔能实现对王室的剥夺。首先是王室得罪了本国资产阶级政客。加之尼共手里有枪,脚下有地盘。实力,具体地说是武力成为他们利用民主游戏成功剥夺了王室的基础。

泰国农民如果真想翻身,武装斗争恐怕最可能的选择。但困难就在这里。泰国农民毕竟不是赤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很难造反的,这也意味着毛派的造反夺权之路在泰国很难走通。

关键词(Tags): #泰国通宝推: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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