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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经学通论》摘录(4) -- 柞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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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经学通论》摘录(43)

3 群经略说

3.6 论语

3.6.1

“论语”之名,最早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以上引文标点,依据中华书局标点本。窃以为如此标点致令“弟子问”三字与上下文气相失,不若视“弟子问”为篇名,读作“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中华书局标点本之所以不作如此读,可能因为今本《论语》并无“弟子问”的篇章。检阅今本《论语》,见诸《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之弟子名姓,大都不见记载。司马迁既然郑重其事地写下“疑者阙焉”四个字,说明见诸《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弟子名姓必然见诸司马迁所见之《论语》。由此可见,司马迁所见之《论语》必然不同于今本《论语》。换言之,从今本《论语》之无有《弟子问》,并不能推断出司马迁所见之《论语》必定也没有《弟子问》。

《汉书·艺文志》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宋邢昺《论语疏序》称:“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此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邢昺之说,牵强附会,远不如《汉书》之说言之成理。不过,《论语》亦不乏孔子弟子言行的记载,征引有若与曾参之处尤多,并一律尊称之为“有子”与“曾子”而不名。由此可见,《论语》之成书必经孔子再传弟子之手,最终由曾子与有子门人编辑而成的可能性居高。

见诸《汉书·艺文志》的《论语》及其注释之作有如下数种:

“《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

“《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

“《鲁》二十篇。

“《传》十九篇。

“《齐说》二十九篇。

“《鲁夏侯说》二十一篇。

“《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

”《鲁王骏说》二十篇。

“《燕传说》三卷。

所谓“《论语》古”,指古文《论语》,亦称《古论语》,简称《古论》。所谓“《齐》”,指《齐论语》,简称《齐论》。所谓“《鲁》”,指《鲁论语》,简称《鲁论》。《齐论》与《鲁论》,皆系今文《论语》,来历不明,因齐、鲁学派而得名。

如淳《汉书·艺文志注》于“两《子张》”下注曰:“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注文“名曰《从政》”之说与正文“两《子张》”之说相矛盾。可见如淳所见之版本,必经后人改动过,已非原貌。《齐论语》与《鲁论语》之所以合《尧曰》与后《子张》为一篇,可能因两篇皆残缺、所剩无几,遂合二为一。今本《论语·尧曰》不仅篇幅短小而且文气割裂,当可视为有所残缺的旁证。

《史记》称出于孔子故宅之《尚书》为古文《尚书》,于《论语》则仅称《论语》。由此推测,当司马迁之时,《齐论语》与《鲁论语》两今文《论语》皆不曾出,仅《古论语》一种,故无须加“古文”二字以与今文《论语》相区别。倘若司马迁据以写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论语》,就是见诸《汉书·艺文志》之《古论语》,则《古论语》与《齐论语》、《鲁论语》之别,当不止于多出后《子张》篇。说见上文,此不复赘。由此可见,刘向编撰《别录》时所见之《古论语》,当已有残缺脱漏,非司马迁所见之原貌。

《汉书·艺文志》又称:“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膠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据此,则张禹所传之《论语》,当为《鲁论语》。而《汉书·张禹传》称:“及禹壮,至长安学,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 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寝微。”

王吉字阳。所谓“唯王阳名家”、“琅邪王阳”、“禹先事王阳”中之“王阳”,皆指王吉而言。王吉为《齐论语》之鼻祖,庸生为《齐论语》之传人,张禹既然先后师从王阳与庸生,并无改师《鲁论》学派之说,则张禹所传之《论语》亦当为《齐论语》,《艺文志》列张禹于《鲁论语》学派,恐误。

《汉书·艺文志》之后,叙述《论语》源流最详细者莫若陆德明之《经典释文·序录》。《经典释文·序录》曰:“汉兴,传者则有三家。《鲁论语》者,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及子玄成、鲁扶卿、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将军萧望之并传之,各自名家。《齐论语》者,齐人所传,别有《问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宗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并传之,唯有王阳名家。《古论语》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两《子张》,篇次不与齐、鲁论同,孔安国为传,后汉马融亦注之。安昌侯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最后而行于汉世。禹以《论》授成帝。后汉包咸、周氏并为章句,列于学官。郑玄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焉。魏吏部尚书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羣、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今以为主。”

不难看出,除去承袭《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之外,《经典释文》对于《论语》在西汉的版本与流传,还提出了下列新的说法:

第一,《古论语》有孔安国《传》。

第二,传《齐论》的除去王吉还有“琅邪王卿”。

第三,传《鲁论》者,除去夏侯胜之外,还有夏侯建。

第四,张禹原本师从夏侯建习《鲁论》,然后改师王吉与庸生习《齐论》,最终综合《鲁论》与《齐鲁》而自成一家之言,号“张侯论”。

然而,陆德明对于这四点新说法皆未曾道明出处,第四点更与《汉书》张禹本传的说法相矛盾。王吉就是琅邪人,字阳。《汉书·张禹传》称之为“琅邪王阳”。第二点中所谓“琅邪王卿”,恐怕就是因此而误会为另有“王卿”其人。出处既不明,说法又与前代史册所记者相矛盾者,充其量不过是道听途说之传闻,断不足信。而《隋书·经籍志》、邢昺《论语疏·序》等,却皆踵袭其说,以讹传讹,致令《经典释文》可疑之说几成后世之定论。如前所述,《尚书》的版本与源流亦曾因《经典释文》之谬误而更加混乱,今于《论语》亦复如此,诚所谓无独有偶。

至于注释《论语》之作,《汉书·艺文志》首列《传》十九篇,作者不明。中华书局标点本排作:“《鲁》二十篇,《传》十九篇。”如此标点,是视《传》为《鲁论》之《传》,其实未必如此,可能只是因为《鲁论》列于《论语》著作之末而《传》列于论语注释著作之首,首尾相接而已。

《传》之下,又列《齐说》二十九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燕传说》三卷。就其书名推测,《齐说》当是《齐论语》的注释。身为《齐论》传人的张禹是否会替《鲁论语》作《说》?未尝不可质疑。据《汉书·王吉传》,王吉有子名王骏。王吉既为《齐论》学派之鼻祖,身为其子之王骏不替《齐论》作注却替《鲁论》作《说》的可能性也极小。由此可见,关于《鲁安昌侯说》与《鲁王骏说》,存在两种谬误的可能。可能性之一:另有安昌侯其人撰《鲁安昌侯说》,另有王骏其人撰《鲁王骏说》。可能性之二,两书名中的“鲁”字皆为“齐”字之误。既然王吉、安昌侯张禹皆以传授《论语》名家,注释《论语》者另有王骏及安昌侯其人的可能性极少。由此推测,所谓《鲁安昌侯说》与《鲁王骏说》,恐皆为《齐安昌侯说》与《齐王骏说》之误。至于《燕传说》,仅此一见,别无参考,故作者与注释之对象皆无从考核。

降至隋代,见诸《汉书·艺文志》之《论语》及其注释统统失传,东汉学者有关《论语》的注释也大都丧失。见诸《隋书·经籍志》的《论语》除去东汉郑玄《论语注》、魏何晏《集解论语》外,尚有晋卫瓘《集注论语》、崔豹《论语集义》、孙绰《集解论语》、江熙《集解论语》、李冲《论语注》等多种,以及梁皇侃《论语义疏》、隋刘炫《论语述义》等。此外,尚有卢氏《论语注》七卷,或者为东汉卢植之作。

下至宋,见诸《隋书·艺文志》之《论语》著作又大都失传,流传下来的只有何晏《集解论语》与皇侃《论语义疏》。北宋邢昺据何晏《集解论语》与皇侃《论语义疏》而撰成《论语疏》,清代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之时,又依据何晏之《集解论语》与邢昺之《论语疏》而刻成流传至今的《论语注疏》。

综上所述,《论语》的版本与流传或可归纳为如下六点:

其一,司马迁据以撰写《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论语》当为《古论语》。

其二,刘向编撰《别录》之时,《古论语》已非司马迁所见之原貌。

其三,《齐论语》与《鲁论语》当出现于司马迁之后。

其四,张禹为《齐论语》之传人而非《鲁论语》之传人。如果确有所谓“张侯论”,当以《齐论语》为其主底本。

其五,所谓《古论语》的“孔安国传”,《史记》、《汉书》皆无记载,当如《古文尚书》的《伪孔传》一样,系后人的伪作。

其六,郑玄《论语注》与何晏《集解论语》皆无《齐论》之《王问》与《知道》两篇,故两书所依据的主要版本当是《鲁论语》而并非所谓《张侯论》。

《后汉书·儒林列传》称:“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信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由此可见,熹平石经因兰台漆书遭窜改而刻,而兰台漆书又因考生作弊而窜改。既然如此,但凡刻于熹平石经者,必然是太学入学试的内容。据李贤《后汉书·蔡邕列传注》所引杨龙骧《洛阳记》,熹平石经包括“《论语》三碑”。由此可见,《论语》在熹平之前必然已经立于学官,成为官方经学的组成部分。《经典释文》称:“后汉包咸、周氏并为章句,列于学官。”与此推断相合。但凡据开成石经之刻有《论语》而断定《论语》迟至唐文宗之时方进入官方“经学”之说,皆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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