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 温相

政治人物在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他们最为看重的就是形势、利益和目的。在这三点的烘托之下，他们可以退避、妥协，也可以进攻、消灭；可以放弃道德、良知，也可以放弃亲人、战友。

江青在接受维特克采访时，她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文革失败了，杀头、充军或者坐牢，我都一个人顶着好了，我是随时都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与其说江青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不如说毛泽东随时做好了牺牲江青的准备。江青在被捕以后一度咆哮公堂的喊道她不过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而已，既然自承为狗，那么主人就有豢养它的可能，也有抛弃它的自由。

通过阅读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准备发动文革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志在必得，不仅发动一次，而且还要七八年来一次“而后多次扫除”，在对待文革的态度上，毛泽东是不惜排除万难、破釜沉舟的，所以，谁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谁就有被毛泽东抛弃的可能。然而，怎么抛弃或者说抛弃到什么程度，毛泽东还是有他自己的具体的考虑的。

林彪在指责贺龙时曾经说过：“贺龙野心大，主席百年以后，他要造反。”这句话其实是似曾相识的，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和彭德怀说过：“老总，我们定一个君子协定好不好？我死了以后，你不要造反。”（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毛泽东尽管说这番话时是半开玩笑的口吻，然而，他对彭德怀的猜忌已经溢于言表。而作为毛泽东以后的“最亲密战友”和一直的“优秀学生”的林彪照本宣科的重复毛泽东的话并且把这种担心用到贺龙的身上，应该不会很简单吧？也应该不会是心血来潮吧？林彪深知毛泽东自从建国以后的最大隐忧所在，所以，林彪的这番指责可谓对症下药。

一直以来，在研究毛泽东与贺龙关系走向破裂的过程中，不少人比较关注贺龙同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之间的一段对话。这件事发生在苏联前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倒台以后，中国派出代表团试图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借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为名，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周恩来，副团长为贺龙，时间是1964年11月5日）在宴会进行期间，苏联国防部长、元帅兼推翻赫鲁晓夫政变的执行者之一的马利诺夫斯基与贺龙有了以下这样一番不同寻常也不愉快的谈话：

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说：“贺龙同志的元帅服很漂亮，这已经不像当年的布棉袄了。”贺龙说：“还是当年的棉衣好，我舍不得它!”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也认为棉衣好，元帅服是浮华虚饰。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他还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 （对话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贺龙不仅把马利诺夫斯基的谈话及时的向周恩来做了汇报，也马上反击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中方以后正式向苏联方面提出严重抗议，苏共领导人对此一再道歉，并且声明要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等等。回到北京以后，周恩来、贺龙再次向毛泽东做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后表示赞赏周恩来、贺龙当时所坚持的原则立场。

毛泽东前半生两度失去指挥红军的权力，在党内曾一蹶不振，而这两次无一例外不是和共产国际的对反对毛泽东的人的扶持有关，毛泽东本人对苏联及其领导人的态度始终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他更是对那些企图挟苏联以自重的行为，哪怕是蛛丝马迹都深恶痛绝，而且，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历史上，高岗、彭德怀两个人的落马都和他们与苏联人的关系不清不楚有关，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中央全会上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送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算一个。”（引自《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温卫东整理，2000年10月第一版，202页）而两年前，毛泽东在引用中国历史故事说起内部斗争一事时，他对苏联大使尤金是明显的暗示，暗示他对苏联人在背后的举动不令人满意。叶子龙还回忆到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时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是个受排挤的人，反对我的人利害着呢，有些是非不明呢。”斯大林则打断毛泽东的话说：“胜利分清了是非，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叶子龙回忆录》，180页）毛泽东的谈话里面显然带有一股子埋怨，而斯大林则是一种漫应和回避。根据叶子龙的回忆，毛泽东在苏联时还有几次提及王明和中共党内的斗争，斯大林的轻描淡写显然不让毛泽东满意，所以，毛泽东在苏联的心情并不是很愉快的，由此还把矛盾转移到了陈伯达身上。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做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件事让毛泽东心里委实不舒服，他多次对此做了相反的评价，虽说比较克制，然而，他真实的对赫鲁晓夫的反感也是不言而喻的，他时刻提防中共党内有人效法赫鲁晓夫做他的“秘密报告”，为此，他不厌其烦的多次警告党内同志。而对于里通外国这一类的行为就更让毛泽东洞若观火。陈毅作为毛泽东早年的战友说过毛泽东最大的优点是：“不二过”，也就是不再第二次的犯同样的错误。这个优点在毛泽东事业上升阶段理解为毛泽东虚心接纳不同意见，对自己增加帮助，而在毛泽东走向极左时则理解为毛泽东为了维护自己的无上的权威和极左政策的贯彻，不惜动用组织手段来解决不同意见和不同呼声，他不愿意大权旁落，更不愿意重演江西时代的个人悲剧。

秘密报告的情结在毛泽东内心深处稳稳扎根，庐山会议期间，萧华等人揭发彭德怀同赫鲁晓夫有过谈话，这种完全是诬陷的发言却得到了毛泽东最大的呼应，这不仅反映出毛泽东为了打倒彭德怀不惮于罗织罪名，也折射出毛泽东内心的真正担心所在。以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提倡平反，可是，唯独不敢触及彭德怀的公案，彭德怀的申诉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相反，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别有深意的告诉党内同志凡是有里通外国和秘密反党行动的人都要主动交待问题，争取主动，彭德怀的问题因此升级，中央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就是贺龙。

所以，基于以上的认识，不少人认为贺龙也是在这个问题上犯忌，引起毛泽东对他的怀疑进而决定拿掉他。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七千人大会上还是八届十中全会上抑或文革中反复强调的彭德怀等人的罪行都是里通外国，连组织军事俱乐部都是由此而来，可是，贺龙的问题实质呢？毛泽东没有如此说明。目前能够看到的毛泽东对贺龙的最早的定性说明是1968年1月，毛泽东在黑龙江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上的亲笔批示，在批示中他称贺龙为“叛徒集团头子之一”。而在杨成武、黄永胜等人先后把持的专案审查组对贺龙的秘密审查中始终没有被交待调查里通外国的证据。

最让人不解的是，贺龙一案牵连十二个著名的军队专案审查，内中许光达、黄新廷、顿星云、雷英夫、王尚荣、谭友林等人备受折磨，许光达、谭友林、顿星云更是九死一生，廖汉生算是最轻，也是不准睡觉，可是作为“主犯”的贺龙呢？不仅没有组织任何一次有规模的批斗，甚至还拳脚都被忽略了，比起彭德怀、罗瑞卿甚至后来的杨成武，贺龙算是难得的“幸运”了，是不是贺龙比起这些人要官高爵显呢？显然不是，不是连刘少奇、邓小平都要被拉出来批斗吗？刘少奇在批斗过程中屡次被人推搡，连鞋子都被踩掉，一时狼狈不堪，彭德怀在批斗中直接被打断肋骨。黄永胜、吴法宪在彭德怀、萧华、许光达的专案上都曾经杀气腾腾的作出过批示，唯独对贺龙的专案只作了“医疗要服从专案”的指示。叶群对薛明恨之入骨，然而，贺龙死后，叶群给专案组的批示只是说要把薛明弄得远一点，不要乱说乱动。难道是他们良心发现了不成吗？显然也不是。

1967年1月18日，周恩来、李富春、江青奉命找贺龙谈话，可是，江青没有来，吴法宪后来交待说江青在18日到了空军大院，高呼打倒贺龙，然而，在审判江青期间，两案负责同志调阅当时的江青的日程安排和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口供时，发现吴法宪交待的不准确，江青没有去过空军大院，至少18日那一天没有去。

不管江青去了空军大院与否，江青没有出现在同贺龙摊牌的会谈中，如果真的是毛泽东力主打倒贺龙的话，作为毛泽东的一条“恶狗”的江青为什么没有冲锋在先呢？

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的活动中江青一直走在其他人之前，这次怎么会突然落后了呢？

邓小平曾经说过：“谁不听他的话，他都要整一整，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指毛泽东）还是有考虑的。”（参见《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贺龙、罗瑞卿、杨余傅这三个案件是林彪死后最早给平反的，其中贺龙这件事，毛泽东两次过问，而且，毛泽东还亲自指示不要核对，组织平反就可以了。而作为林彪费劲写出臭名昭著的“处女证明书”的“元凶”陆定一则没有那么好的命运，林彪死后，陆定一仍旧被关押。贺龙这边，不但子女家属找了回来，包括贺龙一案受牵连的人员也都陆续恢复工作，比如廖汉生，作为贺龙一度的亲戚（他娶了贺龙二姐的女儿，属于外甥女婿，以前说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不确），1967年1月被捕，1972年10月就回到北京，毛泽东亲笔在廖汉生问题处理报告上批示说：“廖汉生和杨勇一样都是无罪的。”（《廖汉生回忆录》续，317页），次年也就是1973年年底，廖汉生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毛泽东本人当着中央政治局或者中央委员的面前建国以后就做过两次所谓的自我批评，第一次是在七千人大会上，第二次就是在1973年军委会议上谈及关于贺龙、罗瑞卿这件事上，联系到以上的一些事实难道不耐人寻味吗？

我为什么举了陆定一的例子呢？表面上看陆定一最被林彪痛恨，可是，林彪死后，陆定一仍旧得不到平反，毛泽东对中宣部阎王殿的批示足以说明一切，陆定一不是林彪要打倒的，而是毛泽东亲自做了安排，也所以陆定一一家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此外，还有曾志的一个回忆，曾志说她在遭到某些造反派揪斗时，有人暗示不能对曾志动武，随后曾志就获得比其他“案犯”特殊的“礼遇”，而事后得知这些来自于毛泽东的打招呼，特别是毛泽东对曾志和陶铸从来没有相提并论。在文革中，夫妻家属互相株连是十分普通的事情，可是，曾志以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老婆却能幸免于难、劫后余生，难道也是偶然的吗？

现在，我们再来回想一下作为毛泽东的曾经的接班人邓小平同志的那番对毛泽东“整人”的论断就不难得出一个接近当时历史真相的结论来了。

毛泽东看待某位领导人物通常喜欢大谈其历史问题，也就是信奉历史的看问题，借此表明人的发展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毛泽东在晚年南巡收拾林彪集团时还提到了这些观点，他说从历史上看陈独秀、张国焘这些人改了没有？没有改，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彭德怀不同于贺龙，彭德怀不仅一再犯上，而且在历史上和毛泽东宿怨深远，甚至可以追忆到江西时代，即便是在一些琐碎的小事上，彭德怀也经常语多冒犯，比如萧华等人选文工团员进入中南海跳舞一事，彭德怀居然因此对李志民、萧华等人大发其政治脾气，毛泽东在庐山上说彭德怀和他的关系从来都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虽说言过其实，可也部分反映了毛泽东、彭德怀二人历来的紧张关系，彭德怀在南宁会议期间请求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毛泽东冷冷的说到：“给你副总理和国防部长你还不知足吗？”

让在场的所有人大感吃惊。

而贺龙对于毛泽东不仅一体凛尊，而且如纶圣音，贺龙生前的保健医生、北京医院内科主任曾昭耆回忆贺龙对毛泽东的每句指示几乎都当作圣旨看待，毛泽东在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曾经针对彭德怀“彭总”的称呼不准中央领导之间以“总”或者“帅”最为代名词，而是要直呼同志，贺龙马上就让大家对他改称呼，毛泽东号召医生都到贫下中农中间去，贺龙宁可身边不留医生，也让曾昭耆马上下去蹲点。1960年，毛泽东指示不准搞个人宴请和文艺演出，贺龙其时在河北承德视察部队，部队首长因为曾经是贺龙的老部下，专门给贺龙办了一桌普通的酒席，可是，贺龙始终没有出席，他就说大帅有令，要令行禁止才行。曾昭耆医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贺总一生不喜欢跳舞等这些花哨的东西，平素的娱乐也就是限于打牌、钓鱼和散步?????他对毛主席是十分信服的，我们都能看得出来。”（贺龙生活的朴素由此可见一斑，以上参见《红色保健》，华龄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曾昭耆医生回忆贺龙－－243页、249页）

由此可见，毛泽东没有必要针对贺龙进行什么像彭德怀那样的“大手术”，他对贺龙也是一直放手任用的，特别是五九年以后贺龙的紧跟，让毛泽东对贺龙十分满意。可是，毕竟贺龙只是贺龙，而不是林彪，他不能像林彪那样充当一个“历史证明是一个罕见的玩弄两面手段的人物”（该话出自吴江撰写《文化大革命的由来》，明窗出版社1995年三月版）当阎红彦、李井泉等人向他真实反映西南地区在文革初起后已经大乱时，他坐立不宁，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看法，可是，得到的回答居然是“群众发动的远远不够”（参见《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他也更不会明白，在林彪等人的眼中他已经成为“革命”的绊脚石。

贺龙对于毛泽东的忠心耿耿，毛泽东是深有领会的，可是，毛泽东在文革中需要的贺龙的再度的紧跟换言之也就是忠心，贺龙没有，而且，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贺龙也不具备，相反，贺龙的对手林彪则在文革的最重要的几个回合的较量中成为毛泽东不可或缺的主要助手，在林彪、贺龙的取舍之中，毛泽东选择林彪是一定的，抛弃贺龙也是一定的，但是，毛泽东又不想像对待彭德怀、刘少奇那样对待贺龙，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贺龙自己能在乱云飞渡中去见周恩来，也能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进入暂时的安定地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默许，这是无法想象的。然而，随着林彪等人对贺龙的进一步深入审查，毛泽东决定抛弃贺龙，不保贺龙了，把贺龙交出去，据曹轶欧后来交待，贺龙居住的地方，是不允许造反派去揪斗的，而且也规定专案审查人员不得对贺龙进行“武斗”等激烈方式。也就是说毛泽东交出贺龙仍旧做了一些不同于其他人的保留，虽说这种保留对于贺龙来说已经无补于事。

另外一点，毛泽东对于贺龙问题中的某些证据也处于一种偏听偏信的状态中，比如他在平反时还计较贺龙身上经常带枪一事，而根据贺龙的保健医生曾昭耆回忆，贺龙是从不带枪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不得了，贺龙的秘书、保姆都做了揭发。”而曹轶欧交待贺龙的问题，康生曾经做过指示要“背靠背”，实际上是打破常规完成的内容。

即使最为优秀的政治家在极度集权的情况下也难免不出现昏庸一时为人所用的情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毛泽东也是如此。他在利用他人的同时也被他人所利用。而在这种相互利用、利益交换的政治游戏中，毛泽东尽管心知肚明，可是为了更大的利益追求，他也只能听之任之进而批准默许。毛泽东晚年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政治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平衡的艺术。”在这种思想的驱赶下，贺龙完成了他自己的悲剧结局，而毛泽东自己也为自己的悲剧画上了至为浓重的一笔。

邓小平同志后来在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及历史问题若干决议时涉及贺龙一事时曾经这么说过：“比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一开始是要整的，毛主席确实想过要保，虽说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可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越整越利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等人背着他干的，造成既成事实，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大悲剧。”（引自《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第三卷，下册，525页）邓小平的这段话可以作为从文革之后反观当初毛泽东所作的决定的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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