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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经学通论》摘录(4) -- 柞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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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经学通论》摘录(50)

4 经学简史

4.1 西汉·新

4.1.2

经学之所以在汉武之时复兴,固因上有所好、下有所阿,亦因五经典籍在当时已经大致齐备。西汉五经典籍自何而来?大致言之,来由不外乎三。其一,经由故老传授。其二,出自孔子故宅及鲁淹中。其三,自民间收购。

伏生之传授《尚书》,张苍之传授《左氏春秋》,浮丘伯之传授《诗》,皆“经由故老传授”之例。不过,《左氏春秋》在当时未曾立于学官,后来居上的《左氏春秋》学派未必同张苍有多少瓜葛,故张苍于经学的影响远在伏生之下。如前所述,伏生手上的《尚书》残卷,是当时唯一的今文《尚书》版本;伏生本人又是当时唯一能够通晓《尚书》的学者。无伏生,则无今文《尚书》;无伏生,则无今文《尚书》学。不仅如此,古文《尚书》既出之后,孔安国凭借经伏生传授的今文《尚书》才能读懂古文《尚书》中与今文《尚书》一一对应的篇章,但凡没有今文《尚书》与之对照的古文《尚书》,孔安国无能力予以整理,只能原封不动作为“逸书”保留。由此可见,倘若无伏生,不仅不可能有今文《尚书》学派,而且也不可能有古文《尚书》学派。浮丘伯所传授者为《鲁诗》,而《诗》学除去《鲁诗》之外,尚有《齐诗》、《韩诗》与《毛诗》,故浮丘伯于经学之功,亦不能与伏生相提并论。

据《汉书·艺文志》及《汉书·景十三王传》,汉武帝之末年,鲁共王拆除孔子故宅以扩建其宫室之时,于夹壁之中获《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文写就。《汉书·艺文志》又称:“《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这两段记载,即经典有“出自孔子故宅及鲁淹中”者之证。

《汉书·景十三王传》又称:“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这段文字不仅是河间献王曾从民间收购古籍文献之证,也是汉朝廷从民间收购古籍文献之证,否则,“故得书多,与汉朝等”云云便无从说起。

三种出处得来的经学典籍,因文字的不同而分为古文与今文两种不同的版本。如前所述,所谓“今文”与“古文”,皆指文字的字体而言;所谓“今文”,指秦末出现的隶书,所谓“古文”,指先秦之篆文。秦代的正式文字也是篆文,史称“秦篆”或“小篆”。隶书在秦本为便于隶史书写公文而设,故亦称史书。史与隶,皆古代下层官吏的通称,尤指相当于今日秘书一类的职务。隶书至汉而大为流行,最终取代秦篆而为正式的官方文字。《汉书·贡禹传》:“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隶书在汉代之盛,于此可见一斑。隶书何以在汉代如此风行?或因刘邦以及辅佐刘邦兴汉的开国元勋、先后为汉之丞相者如萧何、曹参、王陵、周勃、陈平等等,本来皆为秦之隶史或等而下之的贩夫、走卒,即使并非仅识隶书而不谙秦篆,至少是视以隶书为便、以篆书为难者。

或者正因为此,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之时,虽有古文典籍在,得以立于学官者皆为今文而非古文。除可能为古文之《毛诗》因河间献王之好得以立之于河间国之学官外,古文《尚书》、古文《易》、古文《礼》、古文《左传》等,问津者皆寡,不成气候。迟至汉哀帝之时,古今文学派之争方才因刘歆请立古文《尚书》、《左传》、《逸礼》、《毛诗》于学官而引发。其时去汉武帝之设立五经博士,已经一百三十年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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