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股评家的“光环”与信用评级的“神坛” -- 清湖渔夫

清湖渔夫

内容提要：

本文继续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信用评级的市场功能和基本特征。在资本主导的市场机制中，信用评级和股评家一样，将资本与市场大众联接起来，从而构成市场机制的一环。信用评级推动市场价值的形成，同时信用评级是资本在市场中的一个创造，成为资本操纵市场的工具。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市场的垄断地位不是来自于市场竞争淘汰，而是由市场主导资本直接支持而形成的。操纵市场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的，是市场运行的基本动力和方式。我们要转变对市场的认识，重新拿回我们的市场主权和金融高边疆。

正文

因为在次贷危机前给于两房债券3A评级，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职业地位和道德受到全球市场的普遍质疑和批评。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人们也不乏对信用评级问题的讨论，有关国家就信用评级的被滥用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然而固有的问题并没有变得烟消云散。从近期的信用评级机构行为与市场的关联来看，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对市场运行仍然有巨大影响力。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继续鼠走蛇行，反复上演种种闹剧，只能说明人们对信用评级问题的理解还停留在主流经济学的思维范畴，仍没有切中要害和实质，因而相应的对策失效。

透视股评家这个市场中最常见而又引人注目的角色，对我们重新理解信用评级问题或许有相当大的帮助。在人们的并不久远记忆的庄股时代，有市场影响力的股评家还有另外一个称谓——“庄托”，在股票大涨的过程中“庄托”忽悠一批中小股票交易者进场接受庄股主力的派发，让主力高位套现撤出。主力的大把股票变成了中小股票交易者送进市场的现金，主力自己提着巨额现金利润飘然而去；中小股票交易者的现金则变成了高位的股票，随后而来的是被套住的欲哭无泪的市场命运。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实际上也是一个“托”，这个“托”的一头是华尔街资本，另一头是华尔街资本的交易对手——美国金融市场的其他资本或者市场参与者。“两房”债券就是这个“托”发挥作用的最明显例子，给予的是3A评级，不过 “托”上的主要是中国资本而已。和“庄托”一样，信用评级背后同样存在一个被忽悠的市场群体。

在庄股时代，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走上股市的神坛、成为股评家的。股评“大师”们离不开庄股主力的刻意培养和散户们的热烈拥护乃至执着。在大肆宣传的市场背景下，虽然总有一些投资者怀揣着手中资本增值的目的参与到“跟庄”的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对股票的认识是有限的，在开始时买什么股票能赚钱并不清楚，买入行为可能是盲目的。作为庄股主力而言，他们在市场中无论是买还是卖，都需要一个足够规模的市场，也就是他们的交易对手人群。如何让这些盲目的买卖方向并不确定的中小散户成为主力所需要的适时出现的交易对手，就成为主力培养“庄托”内在需要，否则市场游戏不可能成功。赵笑云和雷立军点股成金的神话，无疑是有主力在背后支持，配合默契。庄股主力找到他们，让他们荐股精准，带有神奇的光环；这对于盲目而没有明确方向的中小散户而言，无疑是一盏明灯。一次荐股正确可能是偶然的，二次荐股正确还有可能是碰运气，但是留心他们的散户在多次验证他们的预言和推荐的股票在市场表现得如此抢眼之后，中小散户也就找到了“可靠”的股市赚钱方式和途径；特别是在他们荐股早期敢吃螃蟹的极少的人们可能盈利可观，不经意地现身说法，会迅速在市场人群中流传开来；于是赵小云和雷立军之辈头顶也就出现“光环”，成为无数中小散户供奉的神祗；这种神一般的股评家也就有了指挥市场羊群按照庄股主力的期望和方向行动的能力。

信用评级也是被华尔街资本“刻意”培养的，与“庄托”的形成大同小异。这方面很遗憾无法找到实际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因为操纵市场的犯罪嫌疑以及戏法需要蒙蔽大众才能成功，无法公开，和“庄托”一样，我们只能看到的是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被媒体和出版物不断地涂脂抹粉，在市场神坛上的呼风唤雨。其实也不难推断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如何被推上神坛，以华尔街资本在市场的强势而言，它能够做到的的事情，远远多于庄股时代的主力；华尔街资本只需要做到在市场的行情宣传中将这几个评级机构捎上、市场变动和信用评级变动相互默契就行了；华尔街资本或是就方向和尺度给与评级机构隐晦的指示，信用评级机构抓找证据调整信用评级报告；或者信用评级机构也能够理解华尔街利益集团的“苦心”，先行调整信用评级，华尔佳资本然后在市场跟进，对评级变动提供“事实”支持；多次反复之后，信用评级在市场中的群众基础也就建立起来，华尔街资本、评级机构和市场大众的互动机制开始形成。

市场游戏中关于主力与庄托的内幕是不能示人的，因为黑幕一旦泄露或者曝光，这个市场互动机制也就瓦解，游戏会立即终止。为了游戏能够继续进行，股评家们还是得给这个游戏或者模式披上种种外衣。这种种外衣，就是预言的合理性，必须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让虔诚的市场拥趸们拥有必要的素材在彼此之间传递和在人群中扩展，于是，股评家们的市场咨询、研究报告和市场讲演就出笼了。在一份咨询报告出笼以前，毫无疑问其中的观点也就是这个股评家的个人看法或者意见，具有特定的个性特征。这种个人看法和意见，只有在市场中传播扩散，并且被受众认可和接受，才能产生市场效力，也就有足够把握将市场的人群吸引到或者组织到庄股主力的股票中来。咨询报告的本身如何组织、逻辑过程和文笔质量都是门面功夫，重要的是股评家的荐股涨跌与否；如果报告应验有高度的可能性，这个报告就值钱了！而且，只要看涨的结论在市场应验，这些报告在市场拥趸们的眼中就是“合理”的和“科学”的，而且具有极高的含金量！任何对报告的质疑都会被市场利益冲动的人群所充耳不闻或者唾弃。人们关注的是股评家们的指路明灯作用给自身带来的实际和潜在的利益，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在这里无论多么科学、合理、漂亮的长篇大论永远赶不上股评家结论的一言九鼎和利益问题的一锤定音。

信用评级报告同样不过是股票咨询报告的翻版，信用评级机构和股评家一样，也是在市场中因为特定的市场机制而生存；毕竟华尔街资本有能力在市场上创造出某个价格，但是作为交易的一方，为什么要按这个价格买和卖，与交易对手的分歧和利益是永远不可调和的，否则就没有交易的存在。而培养交易对手并且从交易对手中赢得利益的事情如果自己来做，怎么看都是居心叵测；自己退到幕后，交给别人去做就方便得多。于是信用评级机构就勉为其难干起了忽悠的勾当。信用评级报告来自于评级机构对于信息的广泛收集和选择，我们不能怀疑里面工作人员的尽职性，因为在信息收集方面未必有人能够比他们做得更好。然而，信用评级报告只不过是背后金主的影子或者画皮，从收集的信息中选择哪些信息进入报告、报告应该对哪些观点进行过滤和由什么人来执笔完成，都是可以选择的，出现在大众面前的都是加工过的信息和结论，尽管具有个人特征，这些结论还是会与华尔街资本预定的市场波动相一致；否则就会像无数的其他学富五车的人士的市场研究报告一样，是一沓废纸，所谓“科学性与合理性”也就黯然失色。市场波动和评级报告也就开始反复地相互“证明”的过程。

股评家们的股票咨询报告吸引住了一个市场人群，从而组织了一个庄股主力需要的市场或者交易对手的人群。股评家的意见和观念在市场人群中传播，从而成为这个人群共同的观念，同时引发了一个群体行为过程或者羊群行为过程，这种流行在人群中的观念因此也就转变为市场价值，在一组市场价格中反映出来；而单个价格的不同，在于人们行动的时间差异性和每个人的观念和经验构成中的一些区别。毫无疑问，在市场流行看法高度近似的情况下，只有庄股主力才能成为这些信奉股票咨询报告而集体买入的人们的市场交易对手。市场羊群行为的发生，也是股评家头顶的光环来源所在。在以大众心理和行为为基础的市场机制中，信用评级同样属于市场价值范畴。信用评级报告之所以被一些人们认为是市场的定价工具，和股票咨询报告一样，同样是因为有了一批市场的拥趸群和引发了这个拥趸群的群体性买或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华尔街资本和这个拥趸群互为交易对手，从而产生一组价格，市场价值在反复的交易中产生和发展。

庄股主力、股评家和市场人群之间，实际上确立了市场中利益的流转机制。在这里，首先是市场大众的利益向主力的流转，股评家因为这种利益的流转而产生。股评家的个人看法因为按照主力的利益企图，转化为市场大众的观念，在利益上与主力一致，在观念上与市场大众趋同。同时，股评家们头顶的光环来自于市场大众，他们的存在价值也就在于拥有了这么一批受他们影响并采取行动的拥趸群。因为股评家拥有这个拥趸群，为求得他们的继续合作，利益均沾，主力有必要采用合适的隐蔽的途径给股评家悄悄输送利益；因为中小散户需要荐股及期望可能的利润来源，对股评家预言很依赖，他们愿意购买股票咨询报告和成为所谓的形形色色的“会员”，买各种讲座的门票或者支付出场费。主力和股评家的关系是不为人知的，因而股评家在具备了足够的市场影响力之后，对背后的金主也是可以偷换的，利用市场拥趸群汇聚的资本规模推动市场追买行为，扩大自身的隐藏利益，因此就有了北京首放的汪建中和武汉新兰德的朱汉东的股市抢先交易的操纵市场行为，为自己的利益关联人奔走呼号。

信用评级机构的利益和股评家的类似，他们向市场出售评级报告，或者对评级活动进行收费，于是就有了“评级选购”，华尔街资本控制的诸多企业或者金融工具支付的评级费用流入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腰包。但是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依赖和影响的的市场要比股评家大得多，华尔街资本这个背后金主可不是说换就换的，与背后金主发生冲突的后果不仅是以后对市场预言的准确性会大幅降低，信用级别变动脱离市场事实，错得多了就可能从市场的神坛逐步淡出；而且会遭到背后金主的制裁，比如标准普尔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的遭遇尽管是华尔街资本内部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所致，动了为华尔街资本筹钱的美国政府的奶酪，报应来得快就自然而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股评家和信用评级机构都是一种市场中介，这两个有魔力的中介，发起了市场中的大众行为过程和群体行为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一种社会化过程。在这种社会化过程中，这种市场中介并不限于它们两个，诸如券商机构的咨询报告、专业性机构的研究报告、著名学者的评论和各种媒体选择性的新闻释放及其评论等等，都具有这种影响大众和组织市场的功能；当然，前提是它们在市场有多大影响力，没什么影响力的只能被市场边缘化或者无视。甚至在对公募基金的老鼠仓现象的解剖过程中，也能发现这种市场机制的变体，机制一旦建立，利益也就开始流动。

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话语权和评级行为滥用不是来自于他们对信用评级市场的寡头垄断，而是他们的市场功能角色的内在要求。因为三大信用评级评级机构的存在，是着眼于华尔街资本掌控和试图主导的所有的市场，而不像庄托只注重几个股票或者债券。首先在评级机构的设置上，就会和庄股主力培养有限的几个股评家一样，确立市场权威不需要太多的人或者机构参与竞争；为了股评家们尽快被市场接受，迅速获得市场拥趸群，庄股主力会在专业性、职业形象、语言煽动能力等等方面对“托”比较选择，对有潜力的新人开始重点包装和协助，推出顺利也意味着成本低也见效快。其次，过多的信用评级机构涌进市场，不仅增加了华尔街资本协调他们的行动的难度和费用，保密困难，而且造成市场分割和竞争性言论发布会导致市场人群观念上的冲突和混乱，这就与绝对控制和操纵市场的本意相去甚远，而华尔街资本所期待的是在市场某个价格区域出现集中的买入或者卖出对手的人群。再三，信用评级机构要做的是贯彻华尔街资本的要求和意志，至于采用什么方法，那就是信用评级机构自己的事情，华尔街资本尽管在这种细枝末节上不再过问，但是，为了控制市场人群，即使是一种虚伪的价值观，也有必要在逻辑上一致和评级方法与程式上统一或者近似，从而容易在华尔街资本和评级机构之间达成理解和默契。再次，评级机构以中立面目出现在市场大众面前，生存和发展却离不开华尔街资本组织的定向的利益输送——指定属下的企业与指定的评级机构产生评级活动。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寡头垄断地位的现实，是华尔街资本的刻意的市场安排，这也是市场话语权垄断的方式之一。庄股主力培养一个股评家需要的时间很短，而且利用的价值也有时效性，时效过后，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们买股屡屡被套，股评家极可能成为过街老鼠。而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影响力的积累却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因而信用评级机构与市场大众的相互依赖因为评级机构的“中立”地位要牢固的多，华尔街资本也不会放弃一个有效的好用的工具而轻易地另起炉灶。

由此想到，中国的大公国际以及其他信用评级机构就没有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好命”。中国的国企以及金融机构将自己的评级生意几乎一概外送给境外机构，对本土机构不屑一顾。中国评级信用机构的中短期预言能力缺乏在市场中的主导资本的支持，预言不灵也就不会具有权威，对市场人群或者拥趸的发展自然缓慢。评级方法上的邯郸学步与市场主流的要求对挣钱有帮助的观念和理念格格不入。更科学合理的评级方法在利益面前只能是叫好不叫座。在没搞清楚游戏究竟是怎么样才能玩下去之前，大公国际对三大评级机构贸然挑战，只会是自弹自唱，独木难支。

股评家的股票咨询报告和信用评级报告，实际上都是资本操纵市场的工具，因为他们的神奇和精准，它们都对市场会产生这样和那样的影响，从观念上对市场人群进行灌输和控制，从而引发具有群体行为特征的反复交易过程。使用股评家的咨询报告和信用评级报告作为工具而产生的操纵，只不过是途径和方式多种多样的市场操纵种类中的两种，因为资本的投机性和利润追求，在市场监管上要么很难查证，比如信用评级，要么就是因为查处某一种或几种方式的操纵，从而引发操纵方式的花样翻新，市场因操纵波动不已，而且波动幅度和频率还在日渐扩大。信用评级机构在确立了自己的市场影响力或者拥有了自己的拥趸群之后，每次评级报告之后的市场波动，其推动力要么来自华尔街资本的主动配合，要么来自它们的拥趸群的自发性行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权威性和正确性也就因为这种关联而越来越巩固，因为调查困难重重而没法找到背后的利益关系和操纵市场的证据，对信用评级的处罚几乎无从措手。因为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两房”债券案而被广泛抨击而引发的监管改革，由于美国政府和信用评级机构的背后金主都是华尔街资本，板子自然是高高举起而轻轻落下。近期的标准普尔下调美国国债信用评级而引发的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互掐，不过是华尔街资本的内斗在国会两党关于国债上限政治争斗的继续，同样是余兴的表演秀，估计最后也是大事化小，不了了之；这很容易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调查标准普尔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和审查所使用的评级方法等等找到答案。标准普尔的内幕交易，会因为各种因素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即使找到了，也未必会公布出来，一旦公布内幕，伤及的不仅仅是标准普尔的市场信誉，污水也会殃及其他两个池鱼。再说美国国债目前的销售情况还可以，毕竟这三大评级机构在攻击欧洲和中国经济、将全球资本逼向美国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保留标准普尔的公正形象还是划算一些，将来用得着它们的地方多着呢，他们背后都还有许多年积累起来的大把的市场拥趸群。至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标准普尔的评级方法的审查，因为美国国债利率的短促上升而变得滑稽，至少标准普尔的市场影响力和信誉还在，还有全球市场数量可观的拥趸群用行动来迅速及时支持了标准普尔的评级结果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审查先得拿出尺子来，拿出来的尺子能否和信用评级的尺子相PK，“公正”与“科学”谁能占上风还两说；两个裁判的争执还是一场表演秀，马而虎之，毕竟真伤了谁也不好。

和标准普尔相比，中国股市的黑嘴们那就只能叹自己命不好，背景浅，市场基础不牢固，玩法够原始，市场玩家的级别太低，又遇上个只打老鼠不打老虎的监管当局，怕是没地方喊冤了！

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霸权地位虽然保持，但不是不可动摇。信用评级的存续，依赖于资本操纵的市场运行机制，要驱除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以下几个方面是当务之急。

首先，要转变观念。在我们对于市场的认识中，长期存在一种对市场操纵行为的厌恶，完全将资本这个“市场看不见的手”置于我们的思考之外，陷入一个误区和盲点；我们自己不愿意控制自己的市场，并不意味着别人不来操纵或者市场操纵行为会自动消失！去年11月A股市场暴跌前夕，高盛公司分别向中国境内媒体和境外客户提供了内容迥异的“阴阳”两份研究报告，一份是向内地公众唱多中国股市的；另一份却是向其客户下达卖出指令，掩护其客户从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卖出。今年以来，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和美国跨国投行连续唱空中国经济，特别是6月底以来，集中提供负面报告，致使香港市场和国内市场暴跌和发生市场恐慌。这些难道不是明显的操纵？不是明目张胆的金融攻击？我们又何策以待之？操纵和金融攻击当然远不止这些。

其次，要尽快重新掌握市场的主导权。美国投行和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能够在中国市场为所欲为，是因为跨国资本掌握了我们市场运行的主导权；市场主导权的拱手相让，也就意味着跨国资本能够按照他们的意志来培养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中国的市场拥趸群和发展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中国的市场话语权。跨国资本在中国市场坐庄，我们的金融自主权因此也就丧失，金融安全面临直接威胁，金融市场随时处于被攻击状态。只有尽快重新确立本国资本在我们市场的主导权，三大评级机构的市场评级报告才会在不断的“误报”中渐渐失灵，他们的市场拥趸群被瓦解，它们也就很快走下中国市场的神坛。

再三，积极开展宣传，揭开三大评级机构的伪“科学、客观和公正”的面纱，向市场大众揭露他们为华尔街资本服务的利益实质，促使大众摒弃之，加快市场观念转变。本国资本转而支持本国信用评级业，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来重新收拢我们的市场大众和培育新兴的市场机制，同时恢复我们的市场主权和金融高边疆。

参考文献：

《信用评级在市场中的一般过程和特征》，清湖渔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02e4d80100t8kj.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07/246717.html

《论市场机制和市场重构》，清湖渔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02e4d80100tkq0.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07/250492.html

论金融市场的题材-价格模式》，清湖渔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02e4d80100t0s1.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05/2329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