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走资派的前世今生之三.秩序和制度 -- 史文恭

假如从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须具备的几个要求来看，只有在完成了一五计划之后的新中国才可称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TG所主导的现代国家，因为至此，TG初步完成了他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位一体巨人式的转变，以一个执政党的标准要求,此时的TG才算完成了她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成人礼.

而当跨上了这样一个台阶后,作为已然成为了统治阶级的TG来说,就像所有的胜利者总归要做的一样,-----她能够在物质层面,对她的追随者进行必要且必然的供应了.

1955年,PLA的军衔制度正式实施,伴随着貌似这一形式制度意义上的改革,另一个深刻的,对PLA几十年优秀传统的颠覆性改革,军官薪金制也悄然来临.而后者的意义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前者. 下面的小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张廷斌少校此时在第二军医大(当时名称华东军区上海军医大学)学习.在光荣地领受少校军衔后,他欣喜地发现,他的薪金,作为准团级,(加上资历薪金后)是175元,-----作为对比,实行薪金制之前,他的收入仅38元.这两个数字说明了什么,恐怕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可以补充一个例子,红三军团的杨政委,在他主管大内后,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看电影.在他的日记里,他工作之余晚上看电影的例子简直是不胜枚举.后来1965年8月的时候,他在一次动员中办人员去搞四清的会上提到,当时的农民几乎没有文化生活，“…演一次电影30块钱的出租费，30块钱呀，同志们，农民一个人一年的收入就差不多了。所以，农民看不起电影。…”现在的同学们可以参照这个例子，来回顾一下张少校的薪金在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但此时张少校的薪金并非一个个例，而是一个贯彻于全军的制度。因此，这个制度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我们要知道，TG发展的第一个大台阶就是建国，而建国时的TG党员里面，军队是最主要的力量。因此，这个薪金制的改革，从客观层面看，就是对TG最核心成员们的一个物质的奖励。-----这个奖励在某些层面，是令我们感慨的，---比如评定军衔的时候，少将争中将的现象是最多的，因为中将以上就是高级将领，可以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因此，这个“争”的背后映射了什么，恐怕是令我们沉吟的。当然，必须指出，当时评定军衔的时候，也有很多可以评中将的将领自愿降到少将的。但无论如何，这个制度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了。

----在实行薪金制的时候，中央在讨论时，邱会作中将还提出，军队和地方领导的收入相比还偏低，武汉军区的司令陈再道上将的薪金就比不上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

故，站住宏观的视角，我们可以认为所谓薪金制的推广是TG作为执政党后推行的对其自身成员的一种“物质支持”，这个支持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但是这个支持的幅度和力度是否和同期广大人民的收入相符，则是另一个大得多的问题。

张少校的回忆里说到，在授衔之前，他们是些令人讨厌的穷兵，一些时髦女生在街上遇到，常掩鼻而避之，在商店，他们只问价而不掏钱买，也受售货员的冷落。授衔以后，社会上对军人大为崇拜，青年军官成为“非诚勿扰”的抢手货，女青年们传诵“四个星（大尉）太老，三颗星难找，一个星太小，两颗星正好。”的歌谣。-----当然，这些授衔前后年轻军官苏秦式的遭遇也使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军民关系的另一面。

好，回来，为了把这个问题认识全面，我们需要知道，实行薪金制是有一个自然的，客观上的需求。----即，在多年戎马生涯之后，大多数的TG成员此时都进入了需要挣奶粉钱的阶段。也就是说，如延安，或者更早的苏区时的供给制，已经无法满足TG成员不断扩大的家庭的消费需求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大将罗瑞卿家的人口非常茂盛，导致罗大将到东哥那儿开会，听东哥说起要控制人口就脸红。-------为了使得TG的成员能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养活他们的家庭，薪金制成为必然的选择。

而这个视点恰恰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发，即作为革命党的TG的艰苦奋斗作风是如何被腐蚀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就在于家庭和子女。也举一个例子，引一段某小学的校史：

“进入北平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与育英学校合而为一，称中直育英小学，校长是原育才小学的教导主任、后来出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韩作黎。合并后学生一下增加到几十人，都是中共领袖、部分领导干部和部分中直机关干部的亲属子女.

当时的干部们都实行供给制，学校的子弟们也不例外，他们的生活用品，例如被褥、洗脸盆、牙具等，还有学习用具，都由公家发放。衣服由公家统一做，多用呢子或精细布料，这些好料子都是缴获来的，让孩子们享用是大人们的心愿。

最初的在校生，全部实行寄宿制，吃、宿在学校。1950年进育英学校读书的康辉回忆说：“在学校吃得很好，有缴获的高级罐头，像奶粉，甚至还有罐装燕窝，都被送到学校，增加孩子们的营养。”

　　“我记得为了增加营养，我们喝的稀饭里还要加一小匙维他命一类的药粉。有时还喝葡萄原汁的饮料，这些大概都不是当时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都是战利品。我觉得那时的生活特别幸福。”同是育英学生的钟延辉说。

和康辉同年级的徐建林记得:“学校组织春游等外出活动时，发给每个人带些糖果，还有巧克力。可是我们这些从山沟里来的土包子，最初不认这些高级玩意儿，看巧克力黑不溜秋，吃起来有股苦味，以为是什么药，悄悄地给扔了。”

育英学校的名誉校长是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担任一所小学的名誉校长，大概除了育英学校，再没有第二个了。

1952年冬季，周恩来的一位秘书，把自己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孩子，带进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看到孩子时，一下子就注意到孩子身上穿着的小中山装，是呢料制作的！

　　他向孩子询问:“你的衣服是谁给买的？”孩子回答说：“不是买的，是学校发的。”孩子回答得无心，可周恩来却听得有意，就又问了一些有关学校的问题。

　　“你们学校的伙食怎么样啊？”“挺好的，老吃鸡、鸭、鱼、肉。”孩子说。“噢，老吃吗？”他继续发问。“老吃，有的同学都吃腻了，就丢在饭桌上。”显然，孩子并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周恩来听罢脸上没有显露出什么，但内心很不平静。几天后，是个休息日，那天下午周恩来难得有暇，就要了车直奔育英小学而去。校长得知总理来了，立刻迎了出来。

　　在周恩来的询问下，校长汇报了学校近期的情况。周恩来等他讲完，随即说出了从秘书的孩子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并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你们学校的学生，都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学校有责任好好教育他们，不能特殊化，不要把他们培养成八旗子弟！””

例子或许有些长，但也告诉了我们，所谓的“官二代”的历史渊源，恐怕比我们很多人能够想象的要长的很多。

在1955年，在实行了等级制和薪金制之后，TG变得正规和成熟，因为她具有了秩序和相对应的制度，于此同时，她的骨干成员们开始了有家有口的生活，这于是也预示着，建国前那一批经过枪林弹雨的TG们已经悄然告别了她的创业岁月，但作为这个以改革社会结构为己任的革命政党，她的使命和事业却是刚刚开始。那么，这些TG的成员们是否能够继续鼓足他们的革命干劲呢?是否还能保持他们的优良传统呢？历史将给出它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