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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无病斋札记 -- 古城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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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札记(1——16)

1.

  孟良崮之役,整编74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战殁。蒋公痛心疾首,老泪纵横,曰:“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众所陷害”。初见此言,以为蒋公讳疾之辞,战已败,将已死,军已覆,犹曰“劣势”,犹曰“乌合”,则不知何者为优势,何者为精锐矣。偶然一念,又不尽然,蒋公治军,重将领而轻士卒而尤轻民众,以等级森严上下分明之部伍为严整,而共军官兵不分,兵民莫辨,无所谓长官马弁,一律呼之指战员,总司令朱德,一老伙夫而已,陈毅、粟裕,不过一二老兵而已,无张师长堂堂仪表,凛凛威风,如何不视之为“乌合”也哉?然而共军之威力优势,正在此“乌合”,此恐蒋公终生未解之迷也,勿论麦可阿瑟矣。

  谈兵者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曰“兵贵精不贵多,精兵一旅,可胜百万乌合之众”,然而蒋公重将领精士卒,国军反大败于共军,是遵何理哉?盖兵之精也,精在其神,不在其表,而国军之精,共军之乌合,皆其表也。徒有其表之精兵,仪仗队而已,可以壮观瞻,不足以争生死也。

  2.

  陈亮言:“子房为高帝谋臣,从容一发,动中机会,而常超然于事物之外,此岂下兵法之所有哉!孔明苟全于危世,不求闻达,三顾后起,而拳拳汉事,每以天人之际为难知,管乐功利之学,盖未能造此室也。天资之高,目力之异,卓然有会于胸中,必有因而发耳。贾生于汉道初成之际,经营讲画,不遗余虑,推而达之于仁义礼乐,无所不可。申韩之书,直发其经世之志耳。魏征于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时,从容议论,有过必救,有善必达,虽礼乐之未暇,而治体盖已略尽。”

  陈亮此论,百世莫易。子房学于鬼谷子,而终非阴谋之徒,孔明学于管仲乐毅,而终非功利之辈,贾生学于申韩,而无其残忍严刻,魏征学于纵横,而终非苏秦张仪之随意雌黄。此数子者,性本忠厚,学虽始于异端,而行则合乎仁道,孔子曰:“殊途而同归”者,此之谓欤?以管仲之小器,而夫子如其仁,况此数子之泽被广而遗爱深乎?至于华歆、谯周、汤斌、郑孝胥之流,虽耳闻圣人之教,口诵圣贤之书,而终为名教之罪人。天道甚广,不可绝也;天道甚严,不可窃也:知此,则可以知学,可以知人,可以知天道矣。

  3.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前儒之所未发。程朱之辟释氏,其说虽繁,总是只在迹上。其弥近理而乱真者,终是指他不出。明儒于毫厘之际,使无遁形。”

  读明人说理,知此言非无根自大之辞。清人于有明学术,诋毁太过,以为“荒陋”,一代有一代之风气,自有一代之学术,以为有不足可也,以为无一可取则尽诬一代人矣。明人无清人考据之学,然清人亦无明人性情之学,妄分高下,只见其坚持偏见耳。

  4.

  1949年,大陆革命成功,郭沫若将入北京,触景生情,吟成一绝:“多少人民血,换来此光荣;思之泪欲坠,欢笑不成声!” 当时登载于《人民日报》,中共将士,稍通文墨者,无不传诵,以为心声。

  郭氏平生,亦可由此观也。“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者,1927年之民声也;“多少人民血,换来此光荣;思之泪欲坠,欢笑不成声!”者,1949年之民声也;“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者,1965年之民声也;“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者,1976年之民声也。皆传诵一时,然前后互印,则进退失据,人且以此垢郭氏之反复。

  语曰“天听自我民听”,虽然而有不尽然者,民听随时变迁,若不求之于天理,证之于肺腑,则为随波逐流而已矣,虽文之曰与时俱进,无益也。鉴于郭氏可知矣。

  

  5.

  刘安祺上将云:学问是人家经验,经验是自家学问。此亦可谓知言,善读者,书籍可读也,生活可读也,天地之大,草木之微,无不可读,皆可以有所领悟。唯庸人或守章句,或矜经验,而自以为道尽在此,坐井以观天,反怪天之不大,其妄可笑,其愚可怜。

  6.

  《玉照新志》卷六:“秦桧既杀岳氏父子,其子孙皆徙重湖闽岭,日赈米钱,以活其命。绍兴间,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后不应留,乞绝其所急,使尽残年。秦得其牍,令札付岳氏而已。”

  岳飞被杀后,家产抄没,子孙流放。名为流放,实际还不如监禁,不但没有行动自由,衣食也毫无保障,只能每天向人借贷钱米,却还有利欲熏心的官吏为邀宠权贵,连这点生路都要断掉,一心置之死地。岳霖后来在《赐谥谢表》里说“形骸沟壑,痛固无穷;妻子蛮夷,鬼亦不食,与言及此,流涕涟如”,确非夸大,而言“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地覆焘,日月照临,察臣之父初无他肠,怜臣之父没有遗憾”,犹为痛切。

  人尽言秦桧之恶贯满盈,然而秦无意杀岳云,而高宗赵构竟杀之,秦无意灭岳氏,而漳州知府愿灭之,则人心之险恶,岂尽在元凶罪魁耶?一戾念起于方寸,蛇蝎不如,呜呼,可不畏哉?

  至于秦桧,杀岳飞行和议则志得意足,于其子孙则无余怨,非必灭其族而后止,或者其天良尚有所畏忌乎?

  秦桧得漳州知府之牍,非但没有采纳,反而札付岳氏,于此可见其狡。以秦之老奸巨滑,自然深知岳飞一案并无过硬证据,仅属莫须有,经不起时间考验,迟早有翻案的一天。以秦桧当时之权势熏天,灭岳氏一族不过举手之劳,然而秦氏不愧奸中翘楚,不仅没有把事情做的太绝,反而借机向岳家示意:老夫与岳飞之争,事关国家,非为私怨,水火不能并存,但于你们,并无株连之意。

  此举后来果然有效,待完颜亮南侵,高宗禅位,孝宗为岳飞昭雪,秦岳两家,地位顿时颠倒,岳霖岳珂斥骂秦桧,却并不与其子孙为难,而秦氏后人,至今繁衍,号为大族。

  林彪曰:“绝则错”,惜乎知其言而不知其意,父子抛尸异域,真知此言真昧者,其秦桧乎?

  

  7.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大约是这样的意思:欧美之资本主义,苏联之修正主义,旧中国之封建主义(简称“封资修”),乃当时中国所能继承学习的几种文化体系,但积弊均多,无一差强于人意。既然无现成模式可以参照,于是一律打倒(破),在这批判的过程中,自然就有新文化的精神诞生。

  不过,这也并非毛主席的独家发明,鲁迅早已付诸实践。鲁迅于古今中外,几乎无不讽刺,于是梁实秋愤愤然不平,责问鲁迅将一切“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却究竟该如何是好呢?鲁迅正是一位破字当头的榜样,而也正在其无所不破中,已有一种令毛主席心仪赞许的“硬骨头”精神立于其中了。而这也并非仅是毛主席个人私好,观于为鲁迅送葬之人群,及覆盖遗体上之“民族魂”字样,可知是当时许多人的共鸣了。毛主席以鲁迅为文化革命旗手,说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诚有以也。

  愚更有一言,非仅立在破中,而且破在立中,船山先生毅然卫道,卓然壁立万仞,而读其书,则力排佛老异端,痛斥败类之儒,又无时不见其破。庸人不察,言破也,则肆无忌惮,言立也,则墨守规矩,其不足以言立,亦不足以言破,自暴自弃而已矣。

  8.

  自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以后,仿效者接踵不绝,其中不乏高手名家之笔,殚精竭虑之作,而无一可以与之媲美。固然因魏晋人物之风度已绝,后人纵模仿而终不得其神韵,亦与其文采,不无关系。世说之笔,洗练至极,纯系白描,决无冗词,与精彩无关之处,宁缺不补,而后世之作,纵屡经删削,较之世说,仍嫌烦巨。譬如画龙,世说只点一睛,扬长而去,后人不免绘角绘爪,虽非描鳞,亦无添足,终无其潇洒,以焦弱侯之学博笔健,尚不能及,况他人乎?

  9.

  韩世忠有词两阕:

  临江仙

  冬看山林萧疏净,春来地润花浓。少年衰老与山同。世间争名利,富贵与贫穷。

  荣贵非干长生药,清闲是不死门风。劝君识取主人公。单方只一味,尽在不言中。

  南乡子

  人有几何般。富贵荣华总是闲。自古英雄都如梦,为官。宝玉妻男宿业缠。

  年迈衰残。鬓发苍浪骨髓干。不道山林有好处,贪欢。只恐痴迷误了贤。

  

  《宋史》云韩世忠“晚喜释、老,自号清凉居士”,观于此词可知矣,“劝君识取主人公”,尤为佛家口头禅。世忠本鸷勇敢为之人,而晚年一若厌世出俗之僧,天其特吝赵宋,不产英雄哉?有英雄出,则摧折备至,使其灰心丧气,而后畏不可一世之天骄,怨长乱喜祸之天意,天何冤哉。

  

  宋高宗赵构《渔父词》

  序:绍兴元年七月十日,余至会稽,因览黄庭坚所书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戏同其韵,赐辛永宗。

  (其一)

  一湖春水夜来生。几叠春山远更横。烟艇小,钓丝轻。赢得闲中万古名。

  (其三)

  云洒清江江上船。一钱何得买江天。催短棹,去长川。鱼蟹来倾酒舍烟。

  〔其四)

  青草开时已过船。锦鳞跃处浪痕圆。竹叶酒,柳花毡。有意沙鸥伴我眠。

  〔其五)

  扁舟小缆荻花风。四合青山暮霭中。明细火,倚孤松。但愿尊中酒不空。

  〔其十〕

  远水无涯山有邻。相看岁晚更情亲。笛里月,酒中身。举头无我一般人。

  〔其十一)

  谁云渔父是愚翁。一叶浮家万虑空。轻破浪,细迎风。睡起蓬窗日正中。

  〔其十四〕

  春入渭阳花气多。春归时节自清和。冲晓雾,弄沧波。载与俱归又若何。

  〔其十五)

  清湾幽岛任盘纡。一舸横斜得自如。惟有此,更无居。从教红袖泣前鱼。

  

  绍兴元年,靖康之耻辱未远,建炎之艰危犹在,父兄之仇未报,百姓之生未安,而高宗之词,闲适逍遥如此。此岂可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者乎?不必待秦桧之信用,可知其所谓中兴为偏安矣。

  9.

  读金雄白著《汪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五册罢,怃然有感。此人此文,事实应无夸匿,感触宜属真诚,不可以巧言令色视之,然犹不可以事核文直许之,须放眼近代变迁,折衷天理人情平之。

  古中国者,文士之国也,日本者,武士之国也。延及近代,遗风犹烈,在日本则强横暴虐,勒索无厌,在中国则饶舌理论,应付乏术。观于汪政权之组成,多为文人,纵周佛海稍有权术机变者,亦幕府之雄耳。文人口舌笔墨之能,不过赞誉诟骂以哀怒动人而已,然而盗亦有道,其道一言以蔽之,不讲情理而已,赞之不喜,骂之不畏,感之不动,求之不应,惟利是图,唯力是视,而文人之伎俩穷矣。托名保存国家元气,借口抚恤黎民哀苦,则唯此曲线救国一术耳。

  然而堂堂中华数千年绵延不绝,土地之广,人口之众,皆可卓然自立,岂必匍匐人下求生哉?蒋公知“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毛公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而汪氏不知此也,天渊之别,由此而判,毁誉之异,由此而决。

  周作人悼林柏生诗:“当世不闻原庾信,今朝又报杀陈琳。后园痛哭悲凉甚,领取偷儿一片心”,犹悻悻不平,呼冤喊屈,较之数千万罹难同胞,数百万捐躯将士,其果然冤屈乎?何其自恕宽而自怜厚也。

  陈同甫言文人以文章行宜立身,船山先生言无学不可为文人,皆针砭膏肓之言也。若无高人之行,过人之学,徒然舞弄笔墨,而自衿曰文人,文人之败类而已矣。

  10.

  钱基博(钱钟书之父)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在近代别具一格,近人谈文学,则必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为各代重点,而钱氏以诗文为文学正统,虽于元明清无异。他人侈谈之小说戏曲,几无措辞,则以为非文章之正道,不言而喻。

  钱氏论陈亮,曰:“论学亦袭二程之绪余,而故为权谲;论政不出三苏之窠臼,而益自夸大。头出头没于苏程二氏门下,欲以兼综,而未有真实见地以自名一家。及其发为文章,有东坡之容易,异东坡之警发,早熟而老未成,畅达而语多肤,看似持之有故,其实按之无物;识力不到,气调有余,殆晚唐杜牧之流亚乎?”

  如此论陈亮,愚期期以为不可。如曰陈亮“识力不到,气调有余,殆晚唐杜牧之流亚”,则近矣,而陈亮与杜牧,各有长短,非仅其流亚而已。至于以为陈亮见识不出苏程,文章不及苏轼,近乎诬矣。陈亮为永嘉一派健将,其学也,则独树一帜为治思想史者不敢忽视,苏轼所不及,其文也,则辞高调响为慷慨激烈者所偏爱,与苏轼山峰对峙,未见其劣。

 

  11.

  毛主席在朝鲜战争后说:“帝国主义知道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不好惹了,惹翻是不好办的”,在毛主席的辞典里,组织的重要性也仅次于人民(群众)。

  任何社会里都是有一定组织的,但是组织性有程度上的差异。在传统封建中国,社会是围绕着个人、家族、朋友而组织的,第一组织不够严密,第二组织不够庞大,血缘关系、亲密程度越远,组织性越差,甚至游离于组织之外,而现代化的社会,是组织性远为严密强大的。日本比中国早现代化,就是比中国早组织起来,与现代化了的日本相比,传统中国的组织性就很差,象一盘散沙,总是被动挨打。现代化的日本,是一个组织起来的侵略机器,比机器更厉害的是它还是有机的,有很强的自我修复功能,把机器的一个零件弄坏了,机器可能就坏了,但是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把它的哪怕最重要的零件弄坏了,它也仍然可以照常运转。朝鲜人刺杀了伊藤博文,也无救其灭亡:对于一个组织起来的现代化的社会而言,任何个人都是不重要的,可以替代的,就是把日本天皇刺杀了也没有用。要战胜这么一个组织起来的军国主义,只有从整体上将其打倒或者拖垮。

  要想与已经组织起来的对手抗衡,只有自己更加严密的组织起来。分裂的德意志,只有在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的领导下才能战胜法国得到统一;落后的俄罗斯,只有在组织严密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才能组织起来抗衡德国(沙皇俄国与苏联的差别就是组织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就体现在一战与二战沙俄与苏联的不同表现中,一战的德国没有使用主力就打垮了沙俄,而二战的德国挟全欧洲大陆之力却被苏联迎头击败)。蒋公是用他所能用的一切手段——黄埔军校、国民党(包括里面的CC派、蓝衣社等小组织)、军统等特务机构、青红帮、三青团——来组织中国,这里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所有组织都是围绕蒋公个人这个中心,对于黄埔师生,他是校长,对于国民党,他是总裁,对于蓝衣社,他是领袖。毛主席则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而中共的组织之密,纪律之严,也是中国自开天辟地以来所没有的。毛主席无论怎样受处分被冷落遭批判也不脱党,就是他深知一旦离开中共这个组织,任何个人都会变得无足轻重,陈独秀等人就是显例。这个道理,有的古人都懂,但他们往往把这归于“势”,毛主席也是人,并非三头六臂,倘若脱离组织,几个警察特务就可以把他摆平,所谓“一力士之擒耳”。

  中共对于组织的力量是有很深刻的认识的,之所以反***功,不仅因为它是邪教,言行怪诞,更因为它有自己的组织,举动诡异。中共或许可以容忍反对的个人,但绝对不会允许反对的组织存在。

  组织起来的代价是个人自由的削弱甚至剥夺,这势必遭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反对,当这种离心力大到足以破坏组织时,就会出现崩溃瓦解,因此,过于紧张的严密组织可以救急,却难以持久。传统中国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但这种改弦更张的操作难度很大,张久则绝,欲弛不可,弛久则废,欲张不能。而更巧妙的方法可能是如英美那样,以自由的名义组织起来:内部听任一些自由主义存在,但决不放纵到损害社会组织性的程度,此之谓:“英美之道,亦张亦弛。”

  12.

  《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者,以一统为大也。以一统为大,则以分争为小矣。

  

  汉武帝言“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春秋.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谷梁传以为“大去者,不遗一人之辞也。言民之从者,四年而后毕也。纪侯贤而齐侯灭之,不言灭而曰大去其国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公羊传以为:“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烹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尽者何?襄公将复仇乎纪,卜之曰:‘师丧分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左氏无传。

  董仲舒为公羊学师,汉武帝听其说,灭南越、征朝鲜、破南粤、平闽粤、定夜朗,以“大一统”也;北征匈奴,远出朔漠,以复高皇帝之仇也。

  

  13.

  谚云:“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初不知其所谓。后于郑州打工,其家养猴一只,狼狗两条,狗体形壮硕,性情凶猛,生人不敢近。而唯于此猴,畏惧帖服,猴无聊时常戏弄两狗,狗偶尔不胜烦辱,咆哮暴怒,而猴则上下腾跃,前钻后跳,间隙则拳击撕咬,狗无奈猴何,只得悻悻躲避远去。每饮食,则猴必先尝,饱后狗方敢近前,不敢争也。

  由此观之,俗语必有来由,或者山中无老虎,则猴子称雄于群兽矣。

  

  14.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言古人君之难,曰:“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於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于黄宗羲而言,这或为悬想虚构之谈,而证之近世,可知事有甚于此者焉。自从晚清开埠,列强逼迫,国家有瓜分之势,民族有亡种之忧,观投身政治者之结局,举其大者而言:李鸿章心力交悴而死,袁世凯众叛亲离而亡,吴佩孚横死北平,蒋介石亡命台湾,汪精卫死而坟墓发,毛泽东殁而妻侄囚,此皆叱咤风云为一时之雄者,尚且如此,其他家破人亡,身败名裂者数不胜数,则曰“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者,岂尽诬哉?

  政治非经商,厚利不可得也;政治非慈善,美名不可沽也,唯小人以从政为发财扬名之捷径,而其政可知矣。

  15.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

  善是道之继,也就是道的发展、变动,性为道之成,也就是道的完成、总结。善体现道之阳,性反映道之阴,道既有发展变动,也有完成总结:在总结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总结,缺一不可。只言继,则为凌空蹈虚,有亢龙之悔,其善不终;只言成,则为停滞保守,致玄黄之血,其性亦穷。

  学者有善继者,触处即发,天才莫遏,亦有善成者,博综群书,无所不窥,然而彼此或有抵牾焉。故纪昀总纂四库,而于船山则曰连篇累牍、横生枝节,船山别开生面,于段成式则曰夸新侈博、玩物丧志,此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国人与洋人较,则国人善成而洋人善继矣。凿深索隐,得意自鸣,标新树高者,洋人之长也;博采众家,综合百科,折中长短者,则国人少胜焉。

  16.

  计六奇《明季北略》记堵胤锡临终遗表云:“伏乞皇上简任老成,用图恢复;如国家大事有李元胤、刘湘客、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发五人作皇上心腹股肱,成败可虞!祖宗有灵,实鉴临之!臣死矣,不胜余撼。”

  船山《永历实录》:“通政使毛毓祥、给事中李用楫与同邑里,相知闻,以私意蛊胤锡,屡有论荐,廷士皆不悦。会公宴,金堡被酒,厉声曰:‘公复湖北,而弃湖北者亦公也;督师复湖南,而蹂湖南以及于陷者亦公也;公与督师誓援江西,顾引忠贞营入粤,蹂内地;而致南昌之不救者亦公也。公忠孝闻天下,一旦所为如此!公不疾出楚,他日何面目见曹志建,况天下乎?’胤锡无以应。”

  堵胤锡与金堡,皆船山故交,而堵与金堡不睦,几同水火,观船山文字,似仍有右金而左堵之意。呜呼,船山后亦言堵公“当世伟人”,或者饱尝艰辛,方知堵公实事之难做,非金堡高调之易唱也。永历朝廷,有大臣之才识者,堵公一人而已,而何腾蛟、李元胤、瞿式耜阻挠掣肘,使其郁郁而死。以南明之势,虽和衷共济尚恐无济于事,而乃内讧如此,真堪叹息,此段周折,唯顾诚《南明史》分析详实,可为堵公雪数百年之冤。然而顾作之失,则在于李自成余部过于回护。综各家之言,查当时情形,则堵公为收服忠贞营各部,不免有所妥协,而在念念不忘崇祯之仇者如金堡视之,则交接流寇,有伤清誉矣。

  明末之患,小人勿论矣,即以君子而言,则有门户、声气、成见之弊焉。于李自成有成见,可恕也,而于忠贞营何苦耿耿于怀?彼为李自成用则其鹰犬,为我用则我之爪牙,何必横加凌蔑,示天下以不广也?汉光武之精兵,铜马之寇也,曹孟德之猛士,黄巾之贼也,岳鹏举之劲卒,湖湘之盗也:推心置腹,开诚布公,明以大义,严以纪律,皆可以驱使以立功名。而徒然坚持门户、驰骛声气,彼此为难,使满人坐收渔利,可胜痛哉?天道无私,而晚明之号称君子者,立党派分水火争是非,悖逆天理而祸及宗社,得误国之名非诬也。

堵公于戎马葱茏之中,尚且偷闲访觅船山兄弟,其后,船山苦守深山数十年,继往圣绝学,开湖湘风气,堵公可谓知人。堵公含辛茹苦,性命荣辱置之度外,唯欲缝补危局,而不掺一己之私利私欲于其间,识大体,顾大局,晚明之督师阁臣,非死于锋刃,则辱于名节,唯堵公病殁,盖天亦怜其苦心孤忠,不忍使凶死乎?

堵公有游南岳诗一首,此或者其访船山时之所作乎?

冒雨游方广中道喜晴

危磴垂萝人经少,盘蹊觅路鸟声呼。

满头薄雾通天气,一背初晴负画图。

万壑中间云树暗,四山层簇雨莲孤。

千年涧里潺潺水,流到人间听有无。

通宝推:回车,种植园土,晴空一鹤,无心之云,回旋镖,桃源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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